大师致北京的信

【前言】大师致北京的信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6月16日，德国大师昆特・约克带着妻儿空降首都机场，这是歌德学院13年后的第二次邀请，昆特终于怀揣作品《致北京的信》来到中国。昆特把这次信件递交看得十分重要，走到哪里都拿着信的草稿。悬在中国美术馆的19幅巨大的作品全部由德文书写，大多数中国观众也许读不懂...

4位西方艺术家的中国之旅

他们分别来自4个西方国家，分属4种画派，代表对中国想象的各种版本。大师们给中国“写信”，更是一种全球的对话方式。

与中国相遇，在中国办画展，马格里特需要110年，佩尔-柯克比需要70年，依夫鲁需要60年，昆特・约克需要77年。

他们分别是超现实主义大师、Fluxus(激浪派)代表人物、精神分裂与神秘学家、当代艺术大师。他们分别来自比利时、丹麦、西班牙、德国。

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与中国并无太大联系，但几十年后，他们的作品真实悬挂在中国的美术馆里。昆特・约克给北京写了一封有迹可循的信，而马格里特、佩尔・柯克比与依夫鲁的手迹和作品也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并向这个东方的国度致意。

6月16日，德国大师昆特・约克带着妻儿空降首都机场，这是歌德学院13年后的第二次邀请，昆特终于怀揣作品《致北京的信》来到中国。昆特把这次信件递交看得十分重要，走到哪里都拿着信的草稿。悬在中国美术馆的19幅巨大的作品全部由德文书写，大多数中国观众也许读不懂大师诗意的语言，但却能体味出其中的感情，“这封寄出的信，如今已抵达，它是证据，记录我对中国感同身受的关注，你可以看作我给北京写了一封信，也可以把这看成一封情书。”

这就是马格里特与佩尔・柯克比

马格里特已经不在了，可他的蓝天仍在小鸟里飞翔。

比利时艺术家雷尼-佛朗索瓦-马格里特也许应该被称为最勤奋的魔幻超现实主义大师。1967年8月15日，他因为胰腺癌去世。但在中国美术馆5楼的展厅里，你仍可经由录像装置看见他，以及他的妻子和朋友。

5月11日开始，超现实主义大师马格里特在中国美术馆悄悄魔幻起来，相比其他大师，马格里特显得“絮絮叨叨”，230件展品挂满了展厅的内外墙壁，那些最小的铅笔稿挂了一排，总有人上前细细察看，趁馆员不备，就偷偷用手机拍下来。

中国美术馆请来的不是马格里特，是整个比利时。布鲁塞尔美术中心、比利时皇家美术宫、雷尼・马格里特基金会、法兰西共同体、比利时联邦政府……在一长串名单背后，是一整个国家的殷切。

展品里有油画、雕塑、水彩画、素描、壁画方案、广告设计、画册、图片、生活照片档案信件、音乐作品画……你看到很多琐碎的片断，才知道马格里特原来真不只是一只烟斗(马格里特的《图像的背叛》明明画了一只逼真的烟斗，画上的法文却写道：这不是一只烟斗)。

8天后，在丹麦政府、丹麦驻沪总领事馆和佩尔・柯克比的画廊Michael Werner支持下，佩尔・柯克比的jO件绘画作品和雕塑模型出现在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经由两位策展人Mary Dinaburg和Howard Rutkowski，证大甚至获得了柯克比作品的捐赠。

丹麦艺术家佩尔・柯克比有点难定性，他的作品很难归于某种艺术门类。1964年毕业于哥本哈根大学的佩尔曾是一名远征考察队员，在北欧和格陵兰岛游走。

1962年，他投身艺术创作，一直是Fluxus(激浪派)艺术运动的中坚人物。虽然他更喜欢被称为绘画艺术家，但雕塑、素描、版画、电影、诗歌、建筑都是他所爱的事情。

1976年代表丹麦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之后，佩尔・柯克比的展览便主要以个展的形式进行，几乎进驻过所有知名艺术馆和画廊。但是与马格里特不同，中国人并不熟悉他，就像1980年代对安迪・沃霍尔一无所知一样。但是没关系，佩尔・柯克比来了，他的某些作品甚至永久留在了中国，他的作品总是“无题”，即使“无题”，信笺一旦寄来，便成为永久纪念。

从依夫鲁到昆特

此时，西班牙大师依夫鲁已经在5月3日结束了中国之行。如果你曾到过今日美术馆三楼，应还记得出口处的“钟声”，很多人绕错了方向，误把欢送的宣泄当成迎宾曲。悬在天花的“精灵钟”咧着大嘴，既欢迎也阻碍那些试图进入Evrugo精神国度的观众。

4月13日下午3点，在《从祖叙到依夫鲁》的开幕式上，依夫鲁觉得有趣似的站在策展人伊莲娜・费尔南德兹・曼里克身边，他穿着最普通的黑皮鞋，裤脚略短，发言显得特别“精神正常”。

依夫鲁是一个人，也是三个人：阿尔伯特-波尔塔(1946～1967年)、祖叙(1968～2000年)、依夫鲁(自2000年后)。

依夫鲁是雕塑家、画家、数字艺术家、科学家，也是神秘家。

从欧洲超现实主义到更现代的机械装置美学，依夫鲁表现了他的广度和力度。他手制了当代创作中最精神分裂、最神经质的创新世界，但不要误以为他是神经质的人，至少依夫鲁本人对此予以否认。

他是他这一代西班牙艺术家中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善用新科技，并有很多奇思妙想。依夫鲁的作品形式多样：既有传统的纸张、帆布和木材，也有电脑作品、大版式数码照片，甚至软件程序。

西班牙外交与合作部文化科学司和西班牙国家对外文化推广署对这次展览特别看重，虽然依夫鲁的作品曾在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和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展出，也曾被纽约现代美术馆收藏，但这些似乎都抵不过被最普通中国观众的阅读所带来的欢乐。

昆特・约克自称是东德与西德两种性格的集合体，他的作品也反应了分裂的德国的内在对抗性，这是一种力量的两种表达方式。

1930年，昆特出生在德国芬多夫。他曾是一个流水线工人，25岁时，他完成了第一件与钉子有关的作品，从此便成了艺术家。1961年，昆特加入“零派”艺术团体。而1964年，他在杰克教堂的柯尔钢琴屋中将一架钢琴钉满了钉子，此后，他穿着工装裤，手持钉子和榔头的形象深入人心。

昆特的创作涉及装置、雕塑、建筑、声音、影像、歌剧和电影。在主题上，则关注人的生命经历和所处的时代，他目前正在做一个系列的作品，是把不同的语言、文字转化成图像，但围绕的主题都是伊拉克问题。

他曾数次受邀参加卡塞尔文献展和威尼斯双年展。1994年，“致北京的信”未能寄出，13年后，昆特的“书墙”终于进入中国美术馆，9月，将巡展至广东美术馆。

大师的中国经验

起初，西方艺术家曾迷恋中国的工业品包装，借鉴上面的书法和绘画。像依夫鲁所珍存的“珠江国货”广告纸，红色与正楷本身就构成大师眼里的中国意象。

1960年代正是丹麦艺术家佩尔-柯克比最活跃的时期，那时他不仅作为激浪派的代表人物在欧洲和美国做行为艺术，还出版了小说和诗集。也正是这个时期，柯克比接触到在欧洲的艺术家赵无极等人。因此，当带着50件绘画作品和雕塑模型在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露面时，他显得非常自信，“我对中国艺术有很多了解。”

后来，更好奇的艺术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在到中国之前，昆特・约克甚至读过“文

革”时期的红宝书，他还知道老子和他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他用德语读出这句话的时候，显得非常兴奋。这些陌生的文本给了他强烈的印象，让他对中国心向往之。

1984年，昆特终于乘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和蒙古，来到北京。横穿欧亚大陆、横穿戈壁的体验是强烈的。而在北京，昆特见到了一生难忘的中国。

他见到北京以北在进行河道治理，以人力搬运大块石料；他看见乡村的小造铁厂和巨大烟囱，这让他想起欧洲早期的工业化时代；他站在长安街边，骑着自行车的人群如过江之鲫，一片蓝青色迷了他的眼睛。“我首先是人，然后才是艺术家”，昆特对《新周刊》说，北京最初给我的不是艺术灵感，而是对一个人的震动。

在那次旅行中，昆特一直沿路做笔记，后来，这些笔记成为一本叫做《中国之旅》的书。

昆特・约克第二次到中国已经是10年之后。

这10年，他去过冰岛、莫斯科、以色列、柬埔寨……最终又绕回中国。第二次中国之旅，昆特到了青藏和四川，对中国之大有了更深的体验，但是他却不怎么记得1994年中国的具象了，只用一个诗意的词描述全部：花的海洋。

“这么大的国家，竟然发展得这么快。”昆特觉得1994年里最大的亮点是中国的年轻人。他们不再想砸烂一切，开始寻求建立自我，却又时常陷入迷惘。

等到了2007年，昆特在酒店大堂的茶座点了一杯绿茶，双手交叠在桌子底下，慢慢回忆。在这个急进国度的语境中，他显得措词谨慎，甚至有点文绉绉。但同时他又是自信的，相信这封准备了十几年的情书绝不会就此泥牛入海。

大师眼里的中国当代艺术

大师们不大提起老子、孔子或思想了。这几年，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发出的巨大声响使他开始了解活生生的中国现实，“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已经变成一种互动。中国不再是异邦或异国情调的代名词，它再也不陌生。”

在大师的评价体系里，只有作品能说明一切。在海外享有盛誉的中国艺术家徐冰是大师们乐于提及的一个人，他的“天书”被昆特理解为对传统的一种追溯。就如同中国书法的极致状态臻于无法看懂，此时文字已经变成绘画，变成歌唱，变成不可阅读的视觉符号。

“我也希望与中国传统产生这样的联系，”昆特恳切地说，“我希望我所书写的字母像音符一样跳跃。”对他来说，中国艺术来自复杂的文化结构，也是一种新的观看世界的角度。

作为一种新角度，中国当代艺术无疑已经在世界艺术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为中国符号正名的过程中，卡塞尔文献展、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等国际大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品。

这些大展曾经赋予佩尔・柯克比、依夫鲁、昆特・约克等人盛名，也使他们和整个世界的眼光集中到中国艺术家身上。中国艺术家介入这场全球化的对话，他们对自己国家的理解，反过来影响了大师们的观念。

相比于中国当代艺术家，大师们甚至显得脚步略微慢了一些。如今在欧洲，每年有不计其数关于中国的展览。“很难说有中国Logo，也没有人能代表中国或代言中国。”昆特说。

以一个人或一群人作为标准的时代已经过去。大师们给中国“写信”，不仅是在字句图像间怀想过去好时光，也使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