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的利益本质

经济概念已经跨越了原来的物质财富层面，财富､制度､权力､荣誉､地位､能力､知识､符号､象征等等，都扭合在了一起，被赋予了经济的意义。这些被赋予了的经济意义的存在，其共同点就在于它们都是以利益为本质的对象性的存在;同时这种存在又必须放在人类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来理解。这样我们才能对稀缺､最大化､效率以及选择性等问题有一个真切的理解。

关键词:经济的利益本质;利益的含义;稀缺;有效性;实践活动过程;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2―0091―06

随着资本的扩张，经济成为统治一切的力量，一切都被纳入到市场交换的制度体系之中。原来镶嵌于社会各种制度的经济体，现在却成了一个巨大的母体，反过来把一切都纳入到它的体系之中了。于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下，经济概念越来越成为在历史中不断扩展､不断膨胀的概念。财富､制度､权力､荣誉､地位､能力､知识､符号､象征等等，都扭合在了一起，被赋予了经济的意义。那么，这些被赋予了经济意义的东西，其共同点在什么地方?本文以为，这一共同点就是主客体关系中的利益及利益关系，或者说经济的本质就在于利益性。不管是表达为财富，表达为社会关系或权力关系，表达为生产､交换､消费等人类活动，表达为意义图式的符号化形式，还是主流经济学所推崇的个人理性选择，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的东西，即利益问题。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1］307“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82 “人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103马克斯•韦伯在他的《经济与社会》中谈到:“一切行为的背后，总有个人的这种利益――也可能这种相同的利益，同很多个人的其他的对抗性利益相互对立着。” ［4］233奥塔•锡克也认为，“人们的需要和利益是经济活动的最主要的､最直接的和客观决定的动力。”［5］249国内的很多学者也在利益的意义上理解经济和经济活动，如恽希良就在《经济利益概论》中谈到:“古往今来，人们从事种种经济活动都是为了谋求一定的经济利益或物质利益。经济活动中结成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关系，都涉及人们的利害得失。各种经济关系均是利益关系。”［6］1

新旧古典经济学也同样看重经济与经济活动的利益基础。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概念整整影响了几代的经济学家，而经济人正是以个人的自我利益原则为基础的。克拉克说:“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改造物质环境的一部分，并从改造的自然环境得到它所提供的直接利益。” ［7］30。尽管一百多年来经济学发生了边际革命等一系列的重大变化，但当今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义，其构建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内核仍然还是经济人假说，而经济人的核心就在于个人的利益性。即便是有别于新古典主义的美国制度学派，其代表人物康芒斯也认为，“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起源于利益的冲突，以及人们要把利益冲突改变为一种理想主义的利益协调的努力”［8］134。不同的经济理论和学派对经济的理解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似乎都难以避开利益问题。

利益不仅存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也存在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生产体系中。在社会体系中，权力是利益的实现方式，或者说获得了某种权力才真正获得了某种利益，并以习俗､制度､道德､文化等方式把利益关系协调和固定下来。不论是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还是非物质资源;不论是社会技术发展的状态，还是一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论是一定意义上可以货币化的物质财富，还是人的能力､技术､知识､经验､权力､地位､身份､声誉､品格､符号､象征､标识等等;不论是一种自然的物质条件，还是一种制度､文化状态;不论是一定的活动和行为(比如别人的服务)，还是一种感觉､感受､体验(如旅游经济)，等等，都因为包含着利益内涵而获得了经济的意义。当代经济学理论正试图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人类的种种行为，向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强势扩张(尽管这种普遍化倾向也遭致各个方面的批评)，把以前被认为是非经济的许多东西通通纳入经济的范围。经济学的这种普遍化之所以能实现，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利益的普遍性，在于人的一切活动都包含着利益的因素。

也正因为利益的普遍性，经济与非经济的疆界不断被打破，不断走向模糊。比如，对于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由于内容上的重合交叉，它们之间的边界一直难以划定。当政治把自己聚焦在权力特别是公共权力上，把权力及其运作方式及其运动规律作为对象的时候，它确实有着自己特殊的内容，有着与经济不同的对象､范围和侧重点，有着经济包含不了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学就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当权力本身成为一种利益，成为一种人们追逐的利益对象时，政治就不仅仅是由经济决定的在经济之上的另外的东西了，它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归属于一个更广义､更一般意义的经济范围之中，进入了可以进行经济分析的领域，成为经济的问题。公共选择学派就是把个人理性选择等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方法用于政治分析的。又比如对制度问题的分析，当人们把它看作是经济利益主体进行选择的约束条件时，它只是一种外部的环境因素(外生变量)。但如果把制度本身看作是人们需要的对象，即把它的性质､属性､功能等看作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时，它也就体现了人的利益，成为人的经济活动所要实现的对象，成为能以成本最小､利益最大原则或效率原则对它进行选择､建构和分析的对象，制度问题也就成为经济问题进入了经济研究的范围。新制度经济学正是通过把产权理论､交易成本､信息不完全等内容的引入，把制度纳入经济分析的框架之中。同样，文化､知识､符号等，也因为利益因素而进入经济分析领域。我们所面对的蕴涵着利益本质的经济事实，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个具体的场景展现了其丰富的意义。

二

既然经济的本质在于其利益性，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利益?“利”在甲骨文中有使用农具从事农业生产以及采集自然果实或收割成熟庄稼的含义，也有祭祀占卜意义上的“吉利”，又进一步引申出“好处”之意，与“害”相对立。而所谓“益”，从其与“利”相联的角度来看，也是指“好处”，与“害”相对。因此，在一般的意义上，利益就是“好处”。西方近代的一些思想家(如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往往把利益与人的快乐､幸福联系起来，认为利益就是能够给人带来快乐与幸福的东西。

更多学者主张从“需要”的角度去界定利益。奥塔•锡克认为:“一定的需要或爱好形成人们的利益。利益是以特别强烈地和比较持久地满足一定需要为目的的。这些需要是:物质需要､对活动和关系的需要或文化的需要。”［5］262-263并认为，“利益是通过环境对主体的一定系统的影响而产生的，并表现主体对这种环境的主动关系。”［5］263国内的很多学者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就把利益定义为“人们通过社会关系所表现出来的不同需要”。［9］483王伟光､郭宝平在《社会利益论》中认为:“利益是需要主体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中介，以社会实践为手段，使需要主体与需要对象之间的矛盾状态得到克服，即需要的满足。”［10］68薛永应从满足需要和劳动成果的角度，把利益看作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形式中满足主体经济需要的一定数量的社会劳动成果。” ［11］42以上所列观点，从对象对主体产生好处､快乐与幸福，或主体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意义上来界定利益的含义，当然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没有好处或需要的满足，也就没有人对客观对象的依赖与占有，也就无法理解利益的概念。

但也应该注意到，如果仅仅把利益看成是“好处”､“快乐”，或“需要的满足状态”，就会把利益局限为一个指涉利益主体主观感觉状态的概念，就会把对利益效果､功能的评价当成利益本身。但利益的不同评价及利害的标准不同，往往使人们对利益的理解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对一定主体是有益的东西，对另外的主体可能就是有害的。即便是对于同一个主体，不同时间､不同条件下的利益也是不同的。而且，利益与需要之间还常常存在相悖的地方，比如把吸毒､等上瘾类的需要满足看作是有利的，似乎难以让人接受。因此，除了看到人的主观需要方面外，我们还要看到利益的客观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12］31衣､食､住这类需要当然也和人的感受和评价有关，但是，它们是外在于人的，是人不能不追求的东西。奥塔•锡克也谈到:“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是同某个具体对象､某项活动､某种关系或同一定种类的对象､活动等等相联系的。”［5］249如果不与对象相联系，就只能是欲望､冲动或愿望。因此，利益不仅仅是―个评价性概念，更是一个事实性存在，一个对象性的存在。

同时还应该看到，利益也是社会性的存在，它存在于社会现实之中。马克思说:“共同的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12］37张玉堂在《利益论:关于利益冲突与协调问题的研究》中也有相似的观点，他认为不能仅仅把利益理解为某种实物或者某种具体的产品，利益是一个社会关系范畴，“任何物品只有当它与一定的社会主体联系起来时，它才可能是一种利益，否则，只能是利益的潜在对象。”［13］42进而，我们可以认为，作为社会性存在的利益，绝不是纯粹的与人无关的自在之物，是被人赋予形式､符号化的，被人以社会实践关系界定了的对象化世界的东西。人的需要也不是单一的､固定不变的需要，有无限的多样性与无限的可能性，与人的自由意志相关联。对象与人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是由社会建构出来的，依赖于一定的制度体系､文化模式和认知系统，也与一定个体的生活经历和自我体验有关。不同的社会对需要的理解也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奥塔•锡克在谈到劳动在不同社会给人带来的不同感受和满足时说，“原始人的劳动已经不仅是（尽管首先是）满足物质需要，而且还满足对运动､活动､与别人的联合､知识等等的需要。运动､狩猎､联合等等引起人们的一定感情，对力量､速度和技巧的乐趣，胜利的喜悦､友谊的感情､牺牲精神､忠诚等等。”［5］255但对于资本主义劳动，奥塔•锡克借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话说:“后来，强制的､剥削的､异化的劳动变成了令人憎恶的负担，已经不再给劳动者带来乐趣。”［5］255利益依赖于对象本身的性质和功能，包含好处或需要的满足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它们共同构筑了经济多重意义的基础。可以认为，利益是一种既体现了主体需要又体现了对象客观性的二重性的存在;也表现为自然与社会的二重性的存在;同时它也是文化的存在。

三

仅仅从对象或客体的意义上，我们似乎也不能完全理解经济的含义。我们还需要从主体活动的角度，从主体有目的地对资源进行选择､配置､管理的意义上理解经济，这样才能较完整地理解经济的利益本质问题。

经济economy一词，源于古希腊语οικουμια，意为“持家”､“家庭管理”，亦可通解为“管理”。在中国古代，“经济”一词有 “经世济民”､“经邦济世”､“经邦济时”､“经国济世”等意思。［14］ “经世”指治理国家;“济民”指救助百姓，［15］184-185同样也含有治理､管理､筹划等意思。现代经济学家对经济概念的理解，与古代相比，更为精细和完备。他们虽然也在主体活动的意义上来理解经济的含义，但关注的焦点显然有所不同。他们更多地把目光聚焦到了稀缺手段的有效性上。当然，现代经济学家对经济概念本身的分析并不多，但我们可以从他们对经济学学科对象的讨论看到这一点。昂内尔•罗宾斯虽然在他的《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把经济学定义为:“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特定层次的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 ［16］20但他更看中稀缺手段的配置方面。他认为经济学并不讨论目的本身，“多样性的目的并不一定会引起经济学家的兴趣，”［16］17“经济学对于各种目的而言完全是中立的。”［16］26而“只有当目的影响手段的配置时，经济学才关心目的本身。”［16］ 31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很多经济学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经济活动中的手段和操作层面的分析上，把资源的选择､配置､管理等看作是经济和经济活动。［17］

那么，如何对稀缺的手段或资源进行选择､配置､管理，其标准是什么，这是现代经济学家们讨论的核心问题。很多经济学家把重点放在对行为结构的形式分析上，把效率问题看作是人类一切行为是否合理的标准。它涉及手段稀缺这一基本假定，“以稀缺性是所有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事实为起点。”［18］20在稀缺假定的基础上，也就有了配置的有效性的概念，有了如何经济地､充分地､最大限度地，有效地利用资源的问题。于是，经济便成为人类在配置稀缺手段时所表现出来的一般形式，经济学便是作为在手段的稀缺前提下关于节约或最大化的假定而展开的逻辑分析。于是，现代经济学(主要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公理系统，一个借助数学的极值理论而寻找最佳点形式化的体系。但是，如果这个体系不以一定的方式与对象结合起来，它再完美，再精致，也仍然不过是数学上的完美。因此，经济学还要回归到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上，要落脚到稀缺“是什么的稀缺”，“是什么对象的最大化(或损失最小､成本最节约､效率最高､效用最大等)”等问题之上，才能获得现实的经济意义。恰恰是借助利益这一落脚点，形式化的､数学化的经济学公理体系才找到了与现实联姻的路径，找到如何确定利益及利益大小的方法。

那么，利益大小如何确定呢?很多人把利益或价值归之于对象所具有的满足主体需要的各种特性，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使用价值概念，或经济学中的效用概念。但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限充裕的东西，虽然也满足人的需要，但它并不是经济关注的问题，不是人们追求的利益对象。仅仅从满足人的需要的角度，并不能看到利益的所在。而只有相对匮乏的东西，人们才会考虑如何经济地､充分地､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们(即有效地利用它们)。只有对象具有满足人们需要的属性，但又因为稀少而尚未充分满足人的需要的时候，才成为人们的利益。可以说，稀缺由对象本身的稀少(或可替代性低)程度和主体的需要程度共同确定，它同时体现着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的因素。对象与形式之间并不是两回事，它们不可分离地统一于人类活动之中。

但也应该明确，把利益仅仅归结为稀缺同样也不能窥视其全貌。价值除了与稀缺关联，与对象本身的性质和功能关联外，同时也依赖于人们对自己的需要程度和重要性的等级排序。人们正是根据这种排序来进行选择。稀缺对象之间的利益或价值大小的排列，当然可以理解为对象性质､需要､稀缺几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似乎还应该看到另外的因素，即看到社会的､文化的和主体价值观的东西所起的作用。

各种稀缺对象之间的重要性或价值大小的排列，既有个体层面的，也有社会层面的。从个体层面看，不同的个人有不同的价值观或不同的偏好，有对对象性质功能的不同理解，相同对象对于不同个人的稀缺程度也不一样，因而对对象的重要性的判断就存在着种种的差异。这种利益或重要性的差异也构成了个人选择的基础，主体正是根据他对利益大小的排序而放弃一些利益，获取另外一些利益。比如，当他在劳动中付出了努力和耗费了其他资源的时候他失去了某些利益，而通过劳动获得劳动成果时，他获得了利益。于是就有了根据主体所付出的代价大小来衡量利益大小的方法，用亚当•斯密的话说:“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19］26那么，他所付的代价本身又怎么衡量呢?为了避免无限回归，斯密把它归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他明确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19］25大卫•李嘉图坚持了斯密的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进一步把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作为理解资本主义制度内在联系的基础和出发点，在坚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理论的问题上，做出了比前人更为详细的分析。而马克思则在人类社会的具体､现实的实践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定商品价值的劳动价值论，从而超越了前人。在马克思那里，社会财富的价值不仅以自然的时间来衡量，而且以社会的､符号化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并借助于货币这样一种一般工具(尺度)，使财富在普遍的意义上获得了社会性的表达。

另一方面，基于个人对利益大小判断的差异，也产生了另外一种价值理论，即主观价值论。这种理论强调主观价值随着不同效用与稀缺而变化的价值观点，认为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价值，价值是一个随着其他变量而变化的量。在这样一个思路下，表现为数学中的导数的边际理论的出现也就在所必然了。当然，如果完全把价值归结于个人的多样性的､不确定的主观判断，经济学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因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借助于市场的一般均衡理论来解决这一问题。个人对利益大小判断的差异，促使了人们之间的交换，当互相之间都把对方所拥有的对象的价值看作比自己的价值更大的时候，交换就会发生，对象的利益大小(价值)就以它的交换对象来标识。①当通过市场进行大量交换的时候，交换对象之间就有了某种相对稳定的对应关系，而达到某种市场的均衡。所有的商品全都通过价格的波动达到了供需均衡，既没有供不应求(拿钱也买不到)，也不存在供过于求(有商品也卖不掉)，这样，商品的价格就是价值。强调主观价值论的经济学，通过均衡而沟通了个体层面与社会层面。①

因此，对对象利益大小的衡量，不论是用劳动时间的尺度，还是用边际分析，实际上都离不开社会性。对个人而言，虽然有不同的价值判断的差异，但对象本身的利益大小并不完全由个人的判断决定，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性的。这不仅仅因为个人的价值观是在社会中形成的，受社会价值体系的塑造､制约和影响;更重要的，一定对象的价值是在主体间交往和变换的过程中，在一定社会关系和文化背景之下而获得意义的。没有社会的权力关系，没有制度的建构，没有一个社会的交换制度和体系，交换是不可能的，边际分析也是不可能的。

概言之，经济是以利益为本质的对象性的存在，离开了利益对象，我们不可能对人类活动进行分析，我们对经济与非经济活动的区分在很大意义上就是在对象的意义上做出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利益性的人类活动，都不能不涉及稀缺､最大化､效率等问题，涉及如何选择的问题，涉及到以何种方式行事才“具有经济性”的问题，它也是整个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因此，只有把经济概念置于人类实践活动的整个过程中，置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体系中，置于一定的文化背景中，我们才有可能对利益､配置､效率等问题有完整理解和把握。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

［4］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捷］奥塔•锡克.经济一利益一政治［M］.王福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6］恽希良.经济利益概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7］［美］克拉克.财富的分配［M］.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

［8］［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 （上册） ［M］.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9］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

［10］王伟光､郭宝平.社会利益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1］薛永应.社会主义经济利益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3］张玉堂.利益论:关于利益冲突与协调问题的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14］见《晋书•殷浩传》:“足下沈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

［15］方维规.“经济”译名溯源考 ―――是“政治”还是“经济”［J］.中国社会科学，2003，(3).

［16］［英］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M］.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7］参见:［美］K.E.凯斯､R.C费尔.经济学原理(上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5；［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 .经济学(第16版)(上册)［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5；［美］J.E.斯蒂格利茨. 经济学(上册)［M］.姚开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10；［美］曼昆.经济学原理［M］.梁小民，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5.

［18］陈庆德.经济学理论在人类学场地中的运用与演化［J］.贵州民族研究，2000，（3）.

［19］［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M］.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收稿日期:2006―10―19 责任编辑:赵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