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平:了解历史才能超越历史

我在日本给学生讲日本侵华史。期末考试时，每个学生都写了很长的感言，有的学生甚至感觉耻辱，还有学生在试卷里夹上纸币，问能否把它们转给日军在华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的家属。我意识到，如果让他们了解事实，他们自然会形成一个判断。如果他们有所认识，自然会有所努力，而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做。

——步平

《看历史》：您在日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给日本学生讲过侵华历史吗？他们有什么表现？

步平：讲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日本新潟大学曾连续四年给学生们讲授东洋史，特别是中日战争史的经历，因此也有机会了解日本年轻学生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最初我也很担心，因为这一段历史，即使对中国的学生们讲授，也是很不容易的，不知日本学生是否会漠然视之。为此，我准备了影像资料，主要是我们对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访谈，以及介绍那些战争受害人及家庭的遭遇。我希望在让学生们对中国人的战争体验有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认识侵略战争的罪恶及和平的重要。期末的时候，给学生们出的考试题目就是谈谈对战争的认识。让我吃惊的是，每个学生都写了很长的学习体会，有的学生在感想中说作为日本人感到耻辱，因为以前从不知道日本人在战争中居然干过那么残暴的事。因为日本学生与中国学生的生活环境不同，所以对战争给中国民众带来的灾难几乎一无所知，当然更不知道日军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给当地人带来的伤害。有的学生还在试卷里夹上纸币，问能否把它们转给受害者家的孩子。他说虽然钱的数量不多，但是自己的心意。这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现在，那些学生早已走向社会，在当地各个部门工作，但几乎都是推动中日友好事业的骨干。所以我觉得，一些事情不是不可以做，关键是如何做。日本学生可以说也是非常单纯的，如果没有人给他们讲授真实的历史知识，就无法建立正确的历史认识，当然更没有责任感了。日本学生不像中国学生那样，可以从小通过电影、电视及种种媒体了解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事实，所以需要让他们了解。一旦了解了真实的历史事实，他们自然会形成自己的历史判断。如果他们有了认识，自然会有所努力。所以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做。如果仍把双方看成敌人，抱有仇恨，那么就无法对话。所以《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的问世，也是希望有一个对话的基础。

《看历史》：能否介绍一下《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的编写缘由？与之前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有什么不同？

步平：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在其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上，又出现了向坏的方向变化的新动向。经济长期停滞导致了国民的焦虑感，加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刺激，日本认为需要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但与保守势力把承认侵略战争与建立民族自豪感对立起来，所以在历史认识上与东亚的中国、韩国产生了冲突，也表现在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上。1997年，日本初中历史教科书共七个版本，在介绍日本的侵略战争责任方面可以说是发展到最好的时期，几乎都讲了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的问题，虽然叙述的深度有高有低，但基本都是站在反省战争责任的立场。于是，就开始编第八种历史教科书，站在与其他七种相反的立场。2001年，第八种历史教科书即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被文部省审定通过，与前七种一起面向日本民众。因为日本规定每隔四年以学区为单位重新选择本学区使用哪家出版社的教材。编写的第八种历史教科书当年在日本的采用率是0.039%，具体数字为521，这当然是很低的采用率。不过，这是一本鼓吹日本对外扩张的合理性，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影响极为恶劣的教科书，还通过大量印刷和广泛赠送扩大其影响，所以，虽然选择率极低，但其影响不能低估。2002年，我们与日本、韩国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时，日本学者提出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针对历史教科书的副教材的建议，得到大家的积极呼应。于是，从那时起到2005年，第一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就问世了。这本书当时在三国都获得了社会的肯定，发行量也相当大。但是，从学术的角度，还是可以看出中日韩三国学者站在自己的角度编写历史的痕迹，历史认识还没有实现跨越。另外，这本书主要是讲东亚近代的政治关系，从近代史的角度来说还缺少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的叙述。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从2006年开始共同编写的第二阶段的工作。其结果就是历时六年多在最近出版的《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

《看历史》：您每年都要组织中日韩三国历史体验夏令营，带领学生在一起，去体验战争给各个国家带来的伤害。您觉得日本社会是怎样进行战争反思的呢？为使他们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又该做些什么？

步平：这个夏令营之所以每年开展，其实正是上述共同研究的成果。日本方面的和平团体之所以努力去做这件事，是基于战后日本社会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反思，那一反思实际上经过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日本战败初期，当时日本政府提出“一亿人总忏悔”的号召，其实是要求国民反思战争为什么失败，反思为什么没有努力使日本获胜，那当然不是真正的反思。50年代初，进步力量开始批评“一亿人总忏悔”，指出战争是统治者一手挑起来的，应当追究军国主义者鼓动战争，导致国家崩溃，让人民吃尽苦头的责任。这样的追究虽然进了一步，但是缺少一个角度，即认识战争加害责任的角度。虽然战争也导致日本民众的受害，但全体日本人其实也在扮演着加害者的角色，而这一点他们长期没有认识到。

6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发生了越南战争，世界各地都反对美国在越南的行动，电影电视尽是披露美国在那里狂轰滥炸的画面。这时日本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一个问题——当年我们在亚洲不就是这样做的吗？中国人对我们难道不也是这种感觉吗？于是，觉悟了的日本人反思角度改变了：不能只讲日本民众的战争被害者的痛苦，也必须认识自己的战争加害责任，这种意识开始逐渐增强。所以，讲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是需要具体分析的。从空间上看，不是所有的人都肯定当年的侵略战争，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建立了明确的加害者的意识。从时间上看，认识也是在逐渐变化的，与战后初期比，发生了新的变化。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这一情况，因为对战后日本的社会变化了解不够深入，当然情况也很复杂。

20多年前，多数当年亲历过战争的那代人还没有逝去，他们对战争的残酷性有比较深的理解，有些人对参加了侵略中国的战争有一定的反省意识。但今天的日本，那些人逐渐逝去，战后出生的一代人没有亲历过战争，现在的年轻人的父母甚至也没有经历过战争，所以战争责任意识没有建立起来，直接要求他们去反省，其实是很难的事。这些人中甚至有的人干脆根本不承认自己有战争责任。所以与这些人讨论战争责任问题，不能像五六十年代那样。针对新的情况需要摸索新的方式，我们的角度也应有变化。其中，把当年战争的历史史实，特别是把被害国民众真正的被害经历，实实在在地介绍出来，比喊多少口号都重要。只有当战后出生的年轻一代真正地了解了历史史实，真正了解了当年那一代人的生存境况，才能建立起反省战争责任的意识。在日本，近年来提出了“战后责任”的概念，就是指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日本人的责任。

其实，我们的年轻人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许多年轻人听到“靖国神社”或“日本历史教科书”，立即联想到当年日本“鬼子”的侵略者的形象，所以情绪激昂。但是，他们的历史知识也是很不充分的。同他们讨论关于战争问题的时候，除了一些口号式的表达外，他们基本谈不出什么感性的知识或理性的思考。所以我说现在我们的年轻人对战争的理解其实也是表面的，仅仅抽象为简单的口号了。不同国家的青少年仅仅用这样口号式的抽象概念进行交流，当然很难深入，更谈不到沟通和相互理解。

我们举办的历史认识夏令营，主旨就是首先将当年与战争相关的历史史实告诉年轻人，让年轻一代在了解了基本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分析与讨论，逐渐了解对方的基本认识，在进一步深入讨论中，拓宽自己的历史认识的角度，实现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

《看历史》：我们知道，近代日本一方面是要学习欧洲，但又不被欧洲认可，所以它产生了一种对抗意识，而另一方面，由于和亚洲国家拉开了差距，他又产生了一种以亚洲领导者自居的傲慢，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才祭起了“大东亚共荣圈”等一系列幌子，是这样吗？

步平：近代日本学习欧洲后对亚洲国家产生了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能够进入到国际秩序和文明世界当中，亚洲其他国家则尚未摆脱“野蛮”。但这一认识是否能为西方认可则是一个问题。日俄战争后，日本迎来了其近代历史的转折点，即“亚洲的黄种人居然能够打败欧洲的白种人”，于是日本产生了举国上下的自豪感，认为自己进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理所当然地应成为亚洲的盟主。但是，亚洲各国并没有因日本战胜俄国而承认其盟主地位。相反，亚洲各国并不希望在遭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局面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又增加来自东方列强即日本的压力。孙中山先生1924年在日本发表讲演的时候，就尖锐地指出了这一问题。

日本根本不理会亚洲人民的感觉，只是觉得自己成为强国，就是想当然的“亚洲领袖”。相反，他总是抱怨亚洲各国不承认他的盟主地位。他认为亚洲的国家和民众不承认日本的领袖地位就是大逆不道的“反日”，就应全力以赴地镇压。这样一来，成为强国的日本就走到亚洲各国的对立面。

从国际秩序的角度看，东亚国际秩序最大的问题是“一强众弱”，这是难以形成和平安定局面的原因。

近代以前，中国是亚洲地区的大国，实力也最强。当时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虽然建立“华夷秩序”并不主要依靠武力，主要是通过“多与少取”的朝贡制度，也就是说：对于来朝贡的各国使臣来说，从中国朝廷得到的回赐大大高于其带来的贡品。但是，由于实力相差悬殊，这样的秩序不能保证东亚的长期和平。至于日本在侵略战争中提出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是在承认日本优越的“盟主地位”前提下的所谓“共荣”。在那种“共荣圈”里，各国都是强国日本的“附庸”，所以也绝不是平等的。现在，出现了新的局面：即东亚的中日韩三国在国际政治及国际经济的领域中各有千秋，国际地位三方平等，实力差距并不悬殊，所以可以说是建立“东亚和平共同体”的最好机会。

《看历史》：近年来有个趋势，就是历史作者公众化，参与者广泛化，而其中有些“作品”并不严谨，甚至有哗众取宠之嫌，由此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您认为历史学者和媒体能做什么，又应该做什么呢？

步平：关于这一点，我的确有一些想法。前段时间看到上海一家报纸发表了批评《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的文章。当然，我们是欢迎学术批评的，问题是这一批评似乎并不是冷静的分析，而是利用民众中对近代历史理论并不熟悉，但对僵化的近代史理论体系又有批评的现实，提出一种“离经叛道”的主张，即认为近代中国的反帝斗争是错误的，西方“列强”给中国带来的是现代化，至于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迟迟没有成功，不要总是抱怨列强。这种主张其实没有什么理论依据，主要是迎合部分民众的心理，很有“哗众取宠”之嫌。

应当承认，近现代史的理论体系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挑战，特别是其内部存在僵化的成分，所以引起怀疑是很正常的。但有些教师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一问题，仍然照本宣科，无法对质疑给出合理的解答。带着逆反心理，学生们回过头来颠覆了原有的理论。

作为历史学者，首先应尽量多地搜集和把握历史资料，回答来自社会的问题，尤其是教科书无力解答的问题。我觉得媒体也应当做一些扎实的努力，包括这本书，我们希望的其实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工作。

《看历史》：您对读者有什么寄语呢？

步平：历史不是资料的堆砌，也不应仅是象牙塔中的学问。我们应当从历史中学到一种认识分析问题的能力，把过去、现在的事情联系到一起。关注历史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