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给了跨国公司些什么

过去的十年（1996?006），对中国的家电行业来说是一个“竞争最激烈、利润如刀片”的十年；这十年也恰恰是全球跨国家电公司在中国掀起新一轮投资高潮的十年；这十年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剧烈变革，当年共同“逐鹿中原”的家电巨头们如今的境遇却不尽相同。

毕马威曾经称赞西门子是“中国市场财务状况和预期最好的跨国公司”。而本书的作者韦力武，随着这个著名的世界家电巨头在中国打拼了整整十年。韦先生写这本书的初衷，也正是想要“告诉大家一个外资公司如何通过正规的业务手段，在中国实现发展进步的。”

据《环球时报》报道,全球性的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前一段时间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在占全世界出口额的80%的30个最大的出口国和地区中,印度、中国和俄罗斯的企业包揽了“最有可能行贿”的前三甲,瑞士则被评为最不可能行贿的国家。

2006年即将过去，就在人们已渐渐淡忘的2005年，在华的跨国企业便遭遇了一场这样的“集体危机”：广本、亨氏、宝洁、卡夫、肯德基、强生、索尼……都被媒体曝出问题。而之前这些公司甚至是以管理范本的形象出现在中国公众视野里的。

也许这些公司正是在中国才真正学会了原本是由他们舶来的“公关”。事实上这次集体危机只是跨国公司们在中国过度宣传的一次反弹，不用太复杂，打开电视机、翻开报纸看一看你就会知道那些所谓由媒体出面组织的活动都是由谁出的钱？而那些黄金时段、重要版面的广告是永远是被谁占据着？中国的老百姓有一句俗话很能说明这种问题：“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

这些还是属于能拿得上台面的“公关”范畴之内的。那么那些大幕之后的呢？

在韦先生的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深深的引起了我的兴趣，他写道：

“西门子南京总部的马路对面，有一家小餐馆。很多中国籍员工经常去那里用餐。马路的中间有一米高的隔离护栏，禁止行人横穿。正确的方法是出门向南步行150米，经红绿灯斑马线绕过去，再向北150米至餐馆。但仍然有一些员工贪图省事，不遵守交通规则，违规翻越隔离护栏径直去用餐。开始时，一起吃饭的德国籍员工，会向南绕行而至。时间久了，那些大鼻子的老外也跟其他中国籍员工一样翻越隔离护栏。”

是的，你可以说这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同化性太强了。看看历史上先后武力征服过汉民族的蒙古人和满族人。他们在坐上北京城里的龙椅后不久就不得不无奈的承认，事实上不是他们征服了汉人，而是他们被汉人的文化征服了：他们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宗教礼仪，进而学会了汉字、饱读了儒家经典，并定期向一个原本八杆子打不着自己的老头顶礼膜拜、以他的学生自居。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看到人性的弱点最终战胜了理性规范。正像作者本人所写到的那样“被同化的过程,其实是一段内心抗拒、挣扎、痛苦、徘徊和融合的过程”。

正如亚当斯密所言，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每个人首先是一个“经济人”。企业，当然也包括跨国企业在内，来到中国首先是以追求其利润的最大化为目标的。面对起步初期市场经济中种种法律及监管制度的天然或人为的缺欠，面对着这样一个巨大的“灰色”宝藏，要说哪个人或哪个公司不想从中掘一桶金、分一杯羹，那肯定是假的，并且是有悖人性的。

此外，市场转型所带来的某些领域中暂时存在的计划与市场“双轨并存”的现象也颇为这些跨国公司头疼，因为这是他们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所没有遭遇过的。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导致企业正常的需求却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满足。但是天长日久，耳濡目染，他们很快便明白了“入乡随俗”的好处，于是凭借自己与生俱来的雄厚资本，他们不仅成为了权钱交易游戏的参与者甚至还成为了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毕竟谁也不比谁傻多少。

我不敢轻易否定西门子公司在中国的这十年通过正规业务手段打拼的艰辛。并且这也正是韦先生写这本书的原动力之一。但是谁又敢保证西门子就是一个在华企业里的柳下惠？这十年难道西门子就完全独立于中国的现有商业生态之外？如果不是，西门子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哪些方面受到了这个外生态的影响呢？

鲁迅似乎说过中国人对外来者的称呼历来只有两种：一曰“陛下”，一曰“畜牲”。而现在国人对跨国公司的认识似乎也只是一个游荡在神化和妖魔化之间的钟摆，每个人心中都会跳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

（《西门子风云――反败为胜的中国策略》，著者韦力武，北京大学出版社，定价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