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盈余管理问题上各方之间的博弈关系及对策

摘要：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及会计准则的不断变更，上市公司追求价值最大化的导向，而忽视了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导致上市公司往往为获得融资或再融资而采取对公司利润进行操作，过度的盈余管理妨碍了资本市场及企业本身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影响了整个社会资金的合理配置。针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监管部门即会计政策制定方、证监会以及上市公司三者之间的相互博弈关系展开讨论，以寻求他们之间相互制约的最佳点。

关键词：证券监管；会计准则；盈余管理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7-0134-04

相关的实证表明上市公司为融资或再融资或者提升股票市场价格或多或少地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管理，其主要表现为对盈余的管理。假如这种操作超过了一定程度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公司过度的财务操作行为而不是完全基于真实的企业业绩为基础的报表将会使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以及企业本身的形象受到很大的伤害，进而进一步妨碍了正在日益成长的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造成这种管理的动机在于上市公司对短期利益的追求，与这种现象相博弈的主要是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管力量。具体主要体现在约束企业日常会计核算和财务报表编制的会计准则及监管上市公司的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从静态上分析，具体的会计准则的约束力及证监会的监管的力度应是影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大小的主要控制力量。动态地看，上市公司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会相应地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手段来应对相关的监管，因而，在盈余管理上整体呈现一种动态的博弈。那么，这种博弈在一个什么平衡点上，会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个良好的协调和制约作用。

首先，我们要寻找这些博弈的主要焦点体现在哪些具体方面？其次，通过研究近年来中国会计政策的不断修正和调整及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再融资政策的改变是否影响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从而为我们的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和途径。最后，本文力图寻找各方约束力量，发挥多元管理的作用，以减少其盈余管理的行为和动机，从而有利于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为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铺平道路。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现状分析：从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频率大约为非上市公司的3倍，平均盈余管理幅度大约为非上市公司的13 倍，两类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大因为非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在年度分布上比较稳定，而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大（会计研究、吴联生，2007）。另外，相关实证表明其盈余管理的方式主要表现为非经常性损益盈余管理和操控应计利润。

张昕、任明等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的比较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为了规避证监会的制度管制，取得融资与再融资资格以及保住上市公司的资质是其主要动机。这里的融资主要包括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陆正飞等的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损害了会计信息的债务契约有用性。因为债权人是否与公司签订债务合约其重要的依据在于公司的财务报表所反映的利润信息。因而，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不仅涉及到投资人的利益也关系到企业债权人的利益。不容质疑，目前，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更重要的动机在于为获取上市资格和进一步的再融资资格即主要动机为股权融资。而股权融资资格的取得完全取决于证监会的相关政策。证监会对上市资格及再融资的政策主要涉及到净资产收益率的基准线的确定，对上市公司具有一定的硬约束。同时净资产收益率是一个会计指标，其核算的方法和审计的依据就是财政部制定的会计准则。除此之外，盈余管理是一个与涉及保护投资者利益紧密相关的重要问题，这样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盈余管理的行为和程度大小涉及到上司公司、投资者、债权人以及证监会和会计准则制定者多者之间的博弈。而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特殊性，一股独大的国有股缺乏投资主体，其他中小投资者也很难成为与上述各方相抗衡的市场主体（当然，这种通过机构投资者有所增强）。而债权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博弈则主要表现为个体金融机构与具体企业之间更内部的直接较量与博弈。

综上所述，目前上市公司在盈余管理问题的博弈关系主要表现为证券市场监管者与上市公司之间，以及企业会计准则制定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博弈关系。当然作为同属于国务院政府部门的证监会与企业会计制定者之间主要存在着沟通协调的问题，其利益冲突及博弈关系尚不明显。本文讨论在盈余管理上的博弈关系主要为会计准则与上市公司；以及证监会与上市公司，如下图所示。

二、相关博弈讨论

（一）会计制定者与上市公司

对会计制定者与上司公司在盈余管理上的博弈，本文主要通过探讨新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的实施是否会改变相应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从理论上讲，会计准则的制定对资本市场的监管结果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因为会计准则是目前企业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报表的主要依据，而证监会在上市公司IPO、配股、特别处理和暂停交易等关键监管点上都采用“净资产收益率”等会计指标作为主要的监管依据，而且在监管标准的设立上保持刚性（陈信元、叶鹏飞和陈东华，2003）。因而，不管上市公司出于何种目的的盈余管理，都要在遵循相关会计准则的基础上的一种财务操作，否则就不能称为盈余管理而是做假账会受到审计部门的控制或因此相关部门受到法律的制裁。由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且新会计准则对上司公司盈余管理的制约是通过证监会间接监管后双重管理的结果反映。另外，从2007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新会计准则，由于时间的滞后性，其实证数据的分析尚需一定的观察。

因此，本文主要从理论上分析考察最近颁发的一系列新的企业会计准则是否能有效制止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为，分析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影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的趋向性；以及上司公司运用新会计准则的相关条款进行新的盈余操作的可能方式。从而寻找上市公司和中国会计准则制定者之间新一轮的动态博弈的主要关键点。下面分别阐述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对上司公司盈余管理可能产生的良好的遏制作用以及相关上市公司利用新的准则进行更多的盈余操作的可能点。

1.新会计准则对上司公司通过盈余管理进行ST摘帽方式的影响

新会计准则明确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 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而在原有的企业会计准则指导下，平时企业通过增加资产减值损失而使成本增加，企业利润的减少而少交利润；而当企业在有再筹资的计划时再行转回，增加上市公司当年的账面利润达到再融资的目的。因此新准则实施后， 将有效地遏止这种利用减值准备作为调节利润的手段。 ST公司利用减值准备操纵利润以避免被摘帽的行为将得到有效遏制。

2.新会计准则对债务重组会计处理的规定

对于债务重组来说， 2001年开始执行的会计制度规定债务重组利润不能计入当期损益， 而直接计入资本公积。因此， 利用债务重组操纵利润的现象将得到有力的遏制。据张鸣对深圳深华源的案例分析，2001年2月7日，针对一些上市公司通过特击重组“强行扭亏”的行为，财政部会计司修订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等8项会计准则，其中新的《债务重组》准则规定债务企业通过债务重组获得的收益只能确认为资本公积。如按照当时的核算规定，ST公司深圳深华源需要对原来2000年的财务报表予以追溯调整，这样，财政部会计司通过修订企业会计准则防止了上市公司的不恰当的盈余管理行为。那么 自2007 年1 月1 日执行的新会计准则规定债务重组收益可以重新计入当期损益， 这会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利用债务重组操纵利润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因为目前ST 公司摘帽的条件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为正， 才能摘帽， 而债务重组的利得属于非经常性损益， 即使企业进行虚假债务重组， 操纵了当期利润， 但并不能使其摘掉ST的帽子。

3.新准则对于公允价值的采纳对上司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

随着世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及中国企业对技术和人才的重视，对“度量和管理无形的知识”问题解决显得尤为迫切，很多无形资产如知识产权、人力资本的价值核算就需要运用新的会计计量标准。新准则对于会计计量标准公允价值的采纳正是顺应这一发展趋势也表明了对企业价值真实公允计量的重视， 更能体现企业的真实价值且有利于投资者的决策， 从而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相关政策允许通过资产重组达到ST 公司真正扭亏为盈， 更是为了保护和增加投资者的利益。由此可看出， 新准则和资产重组的目的是一致的。但企业对公允价值的计量标准的确认则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但就目前而言，公允价值计量标准的不确定性问题尚难以解决。这就要求财政部会计司参照美国对会计核算的管理颁布一些更具体的可执行的公允价值度量方式或一些案例作为核算参考依据。如企业资产房屋的公允价值应以周围类似房产成交的价格为基础进行计量，应披露类似房产所处的位置、成交的时间以及单一的成交价格还是为某种平均值为基础等信息都应进行说明披露。对知识产权的核算同样要有相应的依据辅佐，同时要求列出其假如以历史成本计量的替换数据。同时，配合政府强有力的审计监管及法律手段。

（二）证监会与上司公司在盈余管理上的博弈

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监管手段主要是审计）是上市公司进行盈余操作和会计核算时的约束力量，而另一方面证监会制定的相关政策以及执行的力度对上司公司融资和再融资时的约束更具有直接的管束作用。徐莲、张群等实证分析同时证实了2004年配股的16家上市公司为获得配股资格确实进行了盈余管理。同时，研究也证明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状况与证监会对ROE的规定存在着的一定的关系。证监会对申请配股前两个或三个会计年度的ROE规定，尤其是2001年证监会改变了1999年出台的“前三年每年在6%以上，三年平均在10%以上”变为“前三年加权平均ROE不低于6%”；而在2006年5月证监会修改了有关配股资格的限制，取消了“前三年加权平均ROE不低于6%的规定，改为要求“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即可申请配股。

我们假设2006年这一政策措施减少了上市公司为申请配股而操纵盈余使净资产收益率达到”配股资格线“的行为。即对净资产收益率指标要求的下降会使再融资公司放弃对盈余管理的操作必要。下面主要以2007年获得再融资批准的上市公司为实例进行数据分析，其中获批的有四家，其中两家因公开数据不完全等原因无法进行比较分析。而中粮地产和鞍钢股份是获得再融资批准的相对规模较大的上司公司，因而我们选取其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从上述对比表我们可看出，2007年获得配股上市的公司中粮地产和鞍钢股份均在2006的净资产收益率有一个明显的提高；ROE分别从2005年的9.34%跃身到2006年的13.04%，鞍钢股份从2005年的18.35%跃身到2006年的23.25%。对照2004年度和2005年度其ROE则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可以进一步证实上市公司为实现配股而依然进行盈余管理的操作嫌疑。同时，我们对配股公司配股前后的业绩进行比较发现其配股后当年其ROE又更大幅度的回落，中粮地产2007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其ROE只有5.46%，而我们知道经常性损益是上市公司用来调整盈余的最重要手段之一。魏涛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无论是亏损公司还是盈利公司，都较为普遍地操纵了非经常性损益的时点和力度进行盈余管理。我们从一个侧面可以推断由于期望获批配股的公司为实现下一年度配股，在其前一年对其业绩进行盈余管理，由于人为的管理其部分盈余由于时间的连续性在配股后会明显下挫，比如说公司通过应计利润提前将部分应收账款确认为收入，利润的减少就会在配股后当年显示出来。上述数据再一次证实了上司公司为再融资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依然存在，2006年证监会政策的改变未能根本改善上市公司操纵利润的行为。同时证监会的监管作用对上市公司的约束应最为直接，但目前似乎证监会的所作所为不够理想和公正。如证监会对深圳深华源问题上的模糊处理方式。以及最近暴露出来的证监会成员本身在对待上市公司融资问题上的不公行为。所以对证监会办事和执行上的透明度和相互之间的督促应增强，这方面的工作可由财政部以及上市公司进行相互督导。

三、结论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看出，新的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在有的方面有一个良好的遏制作用，但依然可能会利用新准则制造新的盈余管理手段。同样，证监会2006年出台的新的有关上市公司再融资的规定并未对盈余管理产生有效的遏制作用。因而，新会计准则、证券监管结构和上市公司间在盈余管理上的如何达到一个良好的动态博弈和协调依然是问题的焦点。我们认为，财政部和证监会如何按照中国的国情制定相应的较为具体严格的会计准则和相关的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规定，做到有的放矢，增加政策的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是其有效管理的关键所在。作者提出如下几点。

本文作者认为，鉴于上司公司盈余管理的频率、程度及动机均大于非上市公司的事实，财政部和证监会应重点针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列出其可能的盈余操作行为如非经常性损益盈余管理、操纵应计利润等可能的操作手段进行重点监控，并对有盈余管理动机的企业进行列案存档，增加政府监管部门的信息数据库。具体而言，对财政部会计司应重点跟踪新会计准则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利润操作行为，如上面指出公允价值计量问题，并对各行业制定相应具体的案例参考标准，减少其盈余操作空间，使上市公司的会计报表能较真实地反映企业的实际盈利能力和状况；财政部除了要适时制定合适的企业会计准则外，还应从审计入口，提高审计力度和对政策的执行力，着重关注上市公司可能发生的主要盈余管理点、提高审计公司和人员的职业素质；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应重点放在约束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加强对上市公司的样本抽查力度，并加大对上司公司内部控制的稽查；内部控制的审查包括内部审计及内部管理两种方式。审计师应首先调查上市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建康状况，企业内部高层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准、价值理念等整体素质、员工之间的相互融洽程度等各个具体方面。通过对员工的访谈了解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管理层的现状、文化修养、道德理念和价值观倾向以及主要的会计师是否变换频繁等，加大审计力度及公正性。

对证券监管部门，应对上司公司加强监管的力度，如出台更多具有硬约束的实质性指标。如再融资公司必须在近几年达到30%利润的分红，以保证上市公司有良好的以现金为基础流动性。国家必须狠抓政府部门特别是证监会本身的腐败行为，尤其是证监会的成员必须有不同部门的成员构成，而成员之间应有一个相互的严格的制约，而一旦发现有违纪行为必须严处。否则政府的腐败必然会加剧企业的做假账、偷税漏税的行为，从而危及整个国家的民风和社会风气。

上司公司本身则应考虑如何加强内部控制，增强企业自身的信誉和社会责任感，提高企业对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自觉地维护相关者的利益，才是其根本所在。而不是将自己的利益建立如何用盈余管理来应对相关监管部门的规定。特别强调企业高层价值观对企业诚信文化的建立和巩固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因而作为上市公司最高管理机构董事会应严格把握对高层执行官的理念考量。

除此之外，为了有效地制约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和其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可从如下方面采取相应措施。

发挥国有大股东的监管和自律作用。鉴于中国上司公司的特殊性，具有监管力量的大股东国有股代表―各级政府部门，应督促上市公司经营者的盈余管理行为，而不是为了公司短期利益放纵甚至支持上市公司的不正当行为。重点督促相关政员的利益驱动行为并加强法律监管，增加政府官员及国企公司的高层管理者的资产透明度和更多的经营绩效考核标准，并加强其自觉和自律行为。

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作用。笔者认为，目前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应充分利用他们作为专业投资的作用，并发挥他们作为中小投资者的代表到公司进行实地考察。像工投瑞银基金公司经理就经常长时间的坐扎在他们所投资的企业，督促和考察经营者的实际行为，防止上司公司一些操纵和作假行为，发挥他们作为多方利益集团的一部分而对上司公司施加压力，一定程度上可校正公司过度的盈余管理行为。

另外，财政部和证监会之间应加强各种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监督。财政部会计司除了要做好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修改以外，还要加强与证监会的协作和相互监督，这种部门之间的协调则应该有国务院相应的机构作出明确的规定和保持日常的互动。这样更利于政府部门从全局和整体的角度把握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监管，避免相互之间的扯皮政策不一致或存在一定的监管空白地带。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确定。学习日本和美国的信用制度，在这个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完全有可能加强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和透明度。让有不良信誉的企业和管理者暴露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同时，应大力加强经营管理者的社会责任教育，放弃投机取巧的短期目标，树立企业长青的战略目标。让企业经营者自觉地放弃弄虚作假、操作利润的念头。让他们自觉地将精力放在提高本身公司实力的管理上而不是进行盈余管理。总之，只有经过多方努力、共同监管，才能使各方之间的博弈成为推动资本市场发展的良性循环，促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市场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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