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离职潮”背后

2015年，新一轮离职潮来了。一面是银行高管频频离职，截至4月初，就有超过10位银行高管离职；一面是跳槽的公务员比去年上涨34%，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有银行高管离职和限薪令到底有多大关系？“八项规定”、反腐风暴、养老金并轨……这些规定让公务员这一职业发生了怎样微妙的变化？

2015年，新一轮离职潮来了。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初，超过10位银行高管离职；其中包括中国银行副行长祝树民、岳毅，以及该行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而最近两个月内，国有银行和央行均有多起高层人事变动。

人们注意到，1月1日起实施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致使央企、国有金融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将削减到现有薪酬的30%左右，削减后年薪不能超过60万元。换句话说，2014年，或将成为国有五大行的高管们拿高薪的最后一年。

同时，扔掉铁饭碗，走到体制外，公务员辞职也正越来越受关注。前不久，智联招聘的《2015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显示，政府/公共事业/非营利机构行业的从业人员跨行业跳槽人数比去年同期上涨34%。2015年的公务员考试，虽然招考人数刷新历史纪录，但是报名人数和平均竞争比都创下近5年来的新低。

公务员这一曾经象征着体面、稳定和高福利的职业，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银行高管大离职

4月2日晚间，中国银行公告称，公司董事会收到祝树民先生的辞呈，祝树民因工作调动，辞去公司副行长职务。公开简历显示，祝树民今年55岁，1998年开始进入中行工作，有丰富的银行业从业经验，并在基层工作多年。

这已是中国银行今年以来第三位离职的高管。此前的3月26日，中国银行公告称，该行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离职。同月6日，中国银行公告称，“元老”岳毅辞去副行长一职，加盟中银香港，担任中银香港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和总裁之职。

与詹伟坚的“空降”不同，岳毅可谓中行的元老级人物。自1980年开始，岳就在中行任职，担任过零售业务部副总经理、个人金融部总经理、个人金融业务总裁、金融市场业务总裁等重要职位。

不仅是中国银行，过去两个月，中国国有银行和央行均有多起高层人事变动。2月10日晚间，交行公告称，钱文挥因工作调动原因，辞去交行执行董事、副行长等职务。

资料显示，53岁的钱文挥是交行排名第一的副行长，分管的部门涵盖了公司机构业务部、投资银行部、资产托管部、国际业务部等核心业务部门。工行公告的其离职原因是：加盟工行出任高管。3月2日，工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名钱文挥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2月16日，上海银行公告称，“根据国家金融工作需要，范一飞先生已向本行董事会提出辞呈，请求辞去本行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该辞任自2015年2月16日起生效”。51岁的范一飞，于一周后的2月25日，已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职务。

多位银行人士坦言，近期频繁的人事调换混合的元素比较突出，一方面，银行高管一般是在同性质银行之间流动，比如从国有银行履新到国有银行。3月25日晚间，交行高管辞任公告称，朱鹤新因工作调动原因，辞去副行长职务，辞任自当天生效。朱鹤新成为两个月内第二位辞职的交行副行长。而对于朱鹤新的去处，市场传其下一站或赴任中国银行，担任副行长。

另一方面，银行高管从之前同性质银行之间流动，到从国有银行流向股份制银行或者民营银行。如前建行副行长朱洪波履新光大集团党委副书记。3月10日晚间，建设银行公告称，因工作变动，副行长朱洪波近日已辞去该行执行董事、副行长的职务。随后光大集团公告表示，朱洪波履新光大集团党委副书记一职。

央行高管也在调整。央行上海总部原副主任凌涛退休前1个月突然“裸辞”，任华瑞银行董事长。凌涛出生于1954年7月，分管过调查统计研究部、金融稳定部、跨境人民币业务部、综合管理部。除此之外，央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周金黄加盟华瑞银行，出任副行长；原央行深圳支行支付结算处处长万军任微众银行副行长。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今年银行高管频繁变动，更多的情况是组织上安排岗位调动，但有些也一定程度上与业务压力有关。

据悉，业务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银行业之间的竞争压力，从对公业务到零售业务，再到小微客户的争夺，银行业的竞争日趋白热化；二是外延性压力，来自于互联网等新兴业务的挑战，像支付宝这样的业务有了和银行业竞争的可能。

“银行业面临创新的压力更大，且船大不好调头，在考核压力和业务创新压力的双重炙烤下，银行业高管频频出现离任。”一家股份制银行负责人表示。

限薪令效应？

国有银行高管离职和限薪令到底有多大关系？

“今年是限薪令实现第一年，作为上市公司中的‘薪酬高地’，银行薪酬备受关注。”上述股份制银行负责人表示。

问题是，根据已经的年报统计发现，虽然各家银行的净利润增速大幅倒退至个位数，但五大国有银行高管薪酬尚未受到限薪令大面积影响，甚至一些高管的薪酬还略有上升。

对于限薪令，银行高管也在2014年年报业绩会上有所表态，建行董事长王洪章在香港业绩会上“自曝”降薪。他称，出席会的四名高管中，除首席风险官曾俭华外，他本人和副行长庞秀生、杨文升三人都已经降薪。

同时，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的年报中都指出，根据国家政策，这几大行董事长、行长、副行长、监事长、执行董事等其他管理人员2014年薪酬按照原办法执行。自2015年起，这几大行高管薪酬按照国家对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改革的有关政策执行，具体薪酬水平将在2015年年报中显示。

2015年银行高管薪酬普遍下降已成不争的事实。

“因限薪令离职的情况可能会有，但也只是个例。”上述股份制银行人士表示，大部分还是组织上安排岗位调动，并非个人意愿。

该银行人士口中的个例就是詹伟坚的离职。詹伟坚为英国国籍，之前曾在渣打银行、信孚银行、德意志银行任职。中行此前公开披露信息显示，詹伟坚2013年税前年薪高达850.18万元，在当年所有中国上市银行高管中最高，比大部分高管如董事长、行长的薪酬高出许多倍。

“詹伟坚属市场化聘任的专业人士，执行协议薪酬，合约期满离任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对此，中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知名财经评论人余丰慧也表示，现在并没有因央企“限薪令”出现所谓国有银行高管离职潮。一是和当前国有银行体制有关，因为国企高管都是有行政级别的，较多的是行政任命。其二，至今没有看到一位因为央企高管限薪原因而辞职的国有或者国有控股银行的董事长、行长、监事长以及副行长等在限薪范围内的高管辞职。以央企高管限薪原因而得出的国有银行所谓的离职潮结论尚需补充“证据”，或者等待新的充足“证据”出现。

同时，余丰慧认为，由于国有银行基层行薪酬过低，往股份制银行跳槽者不少，这种现象以后将成为常态。特别是国有银行或者股份制银行一个省级副行长跳槽到一个新成立的银行后，确实会带动一批本行人员跳槽。

“随着民营银行准入门槛降低或者放开，以及互联网金融机构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对金融管理人员的需求将非常大，吸引国有大行人员另谋高就是必然的。”余丰慧说。

公务员的好日子过去了

“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公务员收入规范，隐性收入减少，引起心理落差。但对于大多数一般事务性的公务员来说，离职能否成“潮”也仍待观察。“毕竟公务员还是稳定、体面，而且大部分非技术类的公务员辞职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拥有1000多个成员的“公务员辞职共勉群”QQ群主李志说。

刚刚辞职的时候，毛平有些不习惯，“忽然之间没上级、没束缚了，不知道向谁汇报”。

辞职之前，毛平已经在东部某市的家乡做了十多年的公务员，是城建系统内的一个副科级干部。这份职业曾带给他体面、安稳的生活，近年来，他的想法产生了一些变化，收入偏低，晋升无望，在体制内要做点事情又很难，最终毛平选择了离开，“最起码收入会提高很多倍”。

毛平心中，值得怀念的公务员黄金时代还要追溯到他刚刚考上公务员的时候。那是2002年，当时的毛平已经在一家改制后的央企里工作超过10年。因为历史负担重，企业的收入很低，看着一茬茬的年轻人学会技术就选择离开，毛平觉得前途无望，于是回老家考了公务员。

那正是公务员热的前夜。1999年，中国高校开始扩招，逐年增加的毕业生在日后逐步成为公务员考试的主力军。虽然与正在崛起的外企白领和央企相比，公务员并未体现出十分明显的优势，但稳定和体面仍然让公务员成为很多人的选择。

虽然是从北京回到地方，毛平的收入却不降反升。他在北京的时候年收入六万多元，在老家，算上各种福利补贴，还有招商引资的奖金，一年能达到十几万元。

公务员的工作让毛平过上了安稳而体面的生活。考上公务员的第二年，毛平还解决了副科级待遇，并很快买了房子，体制内的身份也让他觉得很有面子。虽然2008年的时候，阳光工资开始实行，诸如招商引资奖金这样的收入被砍掉，但与金融危机中的企业相比，公务员“安稳”的生活还是让人觉得踏实。

2013年开始，事情起了变化。“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公务员的隐性收入减少，强力反腐也波及了毛平所在的城市，这个经历过大拆大建的城市，数名重要官员落马，城建系统看上去变得有些危险。

体制内特有的一些压力也让他时常感到精神紧张。身在建设系统，他曾经被委派负责过修补群众的安置房，“可有些安置房，施工单位本身用料就有问题，不是你想做就能做好的”。有时候，毛平还要被派去做接待上访者的工作，假如访民闹到领导那儿，他又要被批评一顿。

唯一稳定没变的就是基本工资和副科级了。毛平算了算，自己如今的年收入加起来只有8万元左右，提拔似乎也没什么指望，虽然对自己的专业能力有自信，可在毛平看来，升迁很多时候要看领导而不是专业。

先行者不断出现，2013年年底，毛平提出辞职，没能成功。2014年5月，毛平又一次提出辞职，这次他终于成功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几岁了，再晚一些，真没有出来的必要了”。

法官的困惑

任明是10年来他所在法院（中部某地级市中院）第一个提出辞职的副庭长。只待一纸批文，任明就将离开他工作了17个年头的法院，成为一名律师。

相比其他公务员岗位，司法系统的公务员，尤其是法官，正持续出现较大数量的人员流失。2014年年初北京两会期间，北京市高院曾介绍，5年来北京法院系统有500多人辞职调动离开法院。2014年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审议两高报告时则指出，5年来，上海法院每年平均流失法官67人，2013年达到了74人。而另据上海市高院统计，2014年上海流失的法官人数增加到了86人。

任明算是庭里的业务骨干了，去年，他一个人办了100多件案子，带着合议庭3个人，一共做了大概300件案子。每天加班工作10小时以上，没有完整的周末几乎是他的工作常态，“假如每个案子都开一次庭的话，一年就300多个庭，算下来我几乎每天都要开庭。而作为副庭长，我每周还要有两个半天开会研究案件，还有很多宣传、调研的任务，很多案件的文书都要带回家加班写”。

与之相比，同在一个城市的律师，一年正常办案的数量也就是十几件。能办到30～50件的律师，就算是工作量很大了，而这样的律师通常会配备五六个助手。

繁重的任务对应的收入却并不算高。我国法官的收入目前仍然是参照公务员体系，按照行政级别来定收入。

任明说，在当地，一个成熟法官“非常轻松”就能在公司找到年薪30多万元的工作。而任明辞职后，可预期的收入起码要比现在多加一个“0”。

活儿多钱少，晋升空间狭窄，这是法官们面临的普遍情况。一名刚刚进入北京某法院工作一年多的公务员说，看着一个师兄从法院离开到律师事务所，一年挣了两百多万元，自己每个月3000多元的收入让人觉得前途渺茫。另一个刚刚离职的安徽法官则表示，假如还留在体制内，她可能也希望调到其他政府部门，“法官太累了”。

当然，收入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任明也明白，无论在哪儿，大牌律师的收入肯定都高于法官，而法官们更多的是从职业荣誉感中获得满足。

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司法去行政化、司法去地方化、司法人员精英化被视为改革方向，任明说自己其实很看好这次改革。

虽然改革对所有法律从业者都是很有利的，但任明觉得，体制内的改革掣肘太多，律师反而会先享受到司改的红利。他也注意到，虽然所在城市还没有多少法官辞职，但北京上海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法官离职潮。任明觉得，这或许是一个信号，说明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

离开体制还能干什么

离开政府部门后，毛平去了一家工程公司做政府项目，做的工作和以前相关。他坦言，对方是看重自己的体制内经历，“懂得怎么跟政府部门打交道”。

像毛平一样依靠体制内资源积累跳槽到企业，实际上是很多官员的选择。2013年9月，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才辞职，担任格力副总裁。2014年3月，杭州金融办副主任俞胜法加盟阿里巴巴。俞胜法2004年6月起任杭州市商业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行长、董事会副董事长、行长等职。2014年5月，国家质检总局办公厅原新闻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陈熙同出任360副总裁，主管市场及公关工作。

此外，如任明一样的技术性人才转型也很容易。今年3月，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与反垄断局法制工作处副处长薛强就辞职加入了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

在加入众达之前，薛强曾负责起草国家发改委反垄断相关规章和文件，还参与了许多重大反垄断案件的调查工作。而薛强加入的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是一家国际性的律师事务所，反垄断与竞争法业务一直是众达律师事务所的擅长业务。据财新披露，2014年全年，证监会约有30名处级以上干部离职，其中大多数投身市场机构。目前正在办理离职手续的也不下20人。

然而，对于大多数基层公务员来说，离职后能做什么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纠结来纠结去，就是不知道自己离开体制还能干什么。”李志说。

一年半以前，在镇党委办工作的李志发现自己实在不喜欢机关里的生活，于是在QQ上组了一个“公务员辞职共勉群”。最开始只有几十个人，大家相互吐槽，讨论出路。后来人数慢慢增加，在媒体介入报道之后，越来越多想辞职的和辞职的人加了群，最多的一天有500多人加入。

异地、太辛苦、工资低、压抑、提拔无望，看多了进进出出的围城心态，李志觉得，可能很难出现所谓的“离职潮”，因为大多数基层公务员进入体制后，很难找到心仪的下家，“没有一技之长”。

去年，《解放日报》曾经刊登了一位80后公务员的辞职自述。这位公务员说，“碌碌无为过7年，都不知道留下了什么。收入7年没涨，职级7年没变，能力是‘听话加写报告’，社会关系是‘领导加同事’。而人生却已步入而立之年，在那一刻，深深感觉到自己是loser。”

离职以后的毛平对此也深有感触，他甚至会劝说相熟的老板不要招只呆过办公室的公务员，“体制里的分工太细，很封闭，能力很难得到提升”。

“辞职是好事”

“八项规定”、反腐风暴、养老金并轨……越来越细致的规定正让考公务员的热情降低。

2015年国考，120多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参加，计划招录2.2万余人，相比去年增多约3000人，招录人数创历史新高。

然而，通过资格审查的报名人数为140.9万人，比去年少11.5万人。无论是报名人数，还是招考的平均竞争比，都创下5年来最低。

“总体来讲，公务员报名人数下降是个好现象，社会不应该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周志忍认为，政府把所有人才都吸引到体制内，这本身就不太正常，“一个国家，一流人才都往政府走，这说明社会没有提供一流人才发挥的机会和条件，因为大家都觉得，只有当官才能享受到这种机会”。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也认为，“公务员辞职其实是好的现象，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应该有更多选择的空间。”

历史上两次大的离职潮，一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很多人停薪留职，下海创业。当时下海失败，还可以重新回到原来的单位工作。另一次是2003年前后，政府部门合并，也有一批人以一次性买断工龄等形式下海。

“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市场秩序和管理都比较规范，并且想要下海经商办企业，没有几把刷子和资金支持是不可能的，不能再和当时的情况相提并论。”庄德水认为，中央“八项规定”以及对政府工作人员行为的规范等系列措施，并不足以成为公务员离职的主要理由。而除非是法官这样的专业人才，一般的事务性公务员辞职成本很高。不过，如何激励体制内专业性人才，以及提高基层公务员待遇的问题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