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体制转型的发生、路径及其走向

【摘 要】 俄罗斯体制转型是俄罗斯社会转型的核心内容。俄罗斯体制转型是在苏联时期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弊端毕露及苏联解体的特殊背景之下，以大体上和平方式推进的一次复杂而内容深刻的社会进程。俄罗斯体制转型以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为路径选择，却得到了一个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并存，寡头集团与平民主义兼容的混合型体制的结局，给其它转轨国家的改革以深刻启示。

【关键词】 俄罗斯 体制转型 路径 走向

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体制转型问题一直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但在今天，显然有必要从一个更为宽广和更为深入的视角，重提俄罗斯体制转型的话题。

这里所说的“俄罗斯体制转型”，专指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与一党垄断的传统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与民主法制社会的历史性转换。从一般的意义上说，起自于1991年12月苏联解体的俄罗斯体制转型迄今已有10年，这10年体制转型的实践无论为社会转型问题的横向比较，还是从历史延伸中作纵向剖析都提供了一定的积累。十年的历史沉淀也多少使人们有了一个较为冷静的心态，对俄罗斯体制转型问题作一番较为客观的评判。

近年来，无论是俄罗斯本身，还是国内国际学术界都有不少以这一内容为主题的重要著作与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问世，为研究转型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其次，就俄罗斯体制转型这一问题本身而言，在当前又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就俄罗斯自身来说，随着普京总统的执政，一个重新思考过去、重新定位未来的过程正在俄罗斯政界学界自然而然地展开；就国际社会而言，以苏联解体为最终标志的冷战体制瓦解迄今也有十年，后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变迁到了一个相当关键的时刻。几乎在各大国，当然尤其突出地表现于美国，正在展开一场全面的外交政策大争论，其中在判断未来美俄关系及其它大国关系走向时，又不可避免地把俄罗斯体制转型问题提了出来，需要对之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最后，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的成功，并不等于我们不需要对俄罗斯体制转型问题作全面观照，尤其是当中国正面临着新一轮的向国际社会开放和深入考量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关键时刻，重新思考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发生、路径及其未来走向问题，显得更为重要。

一、俄罗斯体制转型的发生?

俄罗斯体制转型的发生问题包括转型的动因、转型的前提，以及转型的起始方式等内容。转型的动因是指：从1992年起俄罗斯全面地推行从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与西方式民主制度的转 变是有一系列深刻起因的。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也就是苏联到底为什么会解体的问 题。转型的前提所指的问题是，1992年开始的体制转型是在什么样的先前体制基础上发生的。以另一种表达，也即是苏联解体所结束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社会的问题。转型的起始方式所指的问题是，90年代初期俄罗斯社会转型以制度的重大变化为起始点，那末这样的一种变化为何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发生。显然，上述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叶利钦时期体制转型的路径选择。

首先来看1992年叶利钦体制肇始的起因，这一问题密切关联着苏联解体的原因问题。尽管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已有浩如烟海的著述，但如果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作一个鸟瞰式的概括 ，大概可以有以下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把苏联解体视作为是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间国际社会一系列重要变化的结果，其中包括市场化与民主化浪潮的扩展，包括军备竞赛高度抗争中苏联的失势，包括东欧剧变、两德统一这样的重大国际事态，也包括苏联式传统意识形态的逐渐式微。第二，把苏联解体看作为是70 年苏联历史延续的结果，或者看作为是一个更长过程中一个帝国兴起与衰落的自然过程。在这一视角之下的分析既包含有“扩张过度必然导致败亡”的帝国兴衰逻辑，也包括着东西方文明结合部背景之下，俄国历史独特性尚未找到使之能立于先进民族之林的制度化的现代表现方式。第三，把苏联解体看作是现代化过程中一系列社会转型的自然表现。这种比较肯定的表述主要来自于西方学者，这里包括：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是斯大林之后由赫鲁晓夫开始的改革进程的自然庚续；是倾向于西方文明的一个历史长时段中的一个环节等等分析。最后，侧重于从偶然性事件、或者从宏大结构中的某个侧面或某些要素方面来描述苏联的解体。比如，从1991年8.19事件乃至从戈尔巴乔夫的个性心理；比如，从前苏联的既得利益集团希望通过制度转换，实现个人所有制，来确保个人 与集团利益等等来分析苏联解体。有人认为，如果这些偶然性事件得以避免，那么也许苏联的解体问题可能完全会以另一种方式，或在另一个时间出现。

也许十年的时间不足以对苏联的解体问题作出全面分析，但看来上述四个方面中任何单独的某一方面都不可能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终极原因。更为现实的判断是从这四个方面的相互交融与综合中去得出结论。任何宏大社会的历史变迁，看来只能从比较复杂的分析框架中才能找 到真谛。

与90年代俄体制转型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转型的前提，即如何断定苏联解体前的社会形态问题。综合起来看，至少可以从这样几个角度来加以观察。第一种方式是传统意识形态的划分方式，也即把解体前的苏联社会形态认同为社会主义性质。这样的一种认定既是前苏联宪法法律制度的规定，同时，也是西方学术界相当普遍的一种认同。问题在于，前苏联最后几十年这样的一种在利益划分上倾向于特权阶层，在资源分配上绝对地以军重工业为优先，在意识形态上凝固僵化而又落后于时展，同时，在对外关系上又以扩张称霸为政策原则的国家，能不能简单地以“社会主义”相称许。也许人们未曾忘却我国当年还把前苏联称作为“社会帝国主义”，邓小平同志之所以提出，还要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这里包含着对苏联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质疑。总之，解体前苏联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个人们所向往的公正、进步、繁荣、和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苏联解体更不是，也不应该认为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终结。第二种方式是从政治学范畴出发对前苏联时期社会型态的断定。俄国学者在这方面有相当深入的探讨，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是：认为从前苏联体制向“后共产主义体制”的转型早就开始了，最早可追溯自赫鲁晓夫，最晚也是自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就戈尔巴乔夫时期而言，有人将其称之为是后共产主义的权威主义时期，也有人称其为是“横向层面上日常政治领导与管理的非全权主义和垂直层面上确保功能与价值统一的新全权主义这两者之间的联合。”无论是哪一种方式的表述，戈尔巴乔夫时期社会形态的特点是，第一 ，民主转型没有任何可靠的社会结构基础作为支撑；第二，全权主义的传统结构不可能在短时期中被全盘取消，新中有老，新老交替是一个必然现象。也正因为客观存在着这样复杂的结构关系，所以戈尔巴乔夫时期，以及尔后的体制转型有着多种发展的可能性与选择性，并不如某些西方人士所构想，苏联解体后的这一地区必然地趋向西方式的尤其是美国式的民主与市场经济。

现在再来看体制转型的起始方式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近年的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研究中相当强调这种普遍性转型过程中的国别差异性与特殊性，甚至认为，这种差异性与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转型的方式与取向。从比较的观点来看，前苏联地区之所以制度转型是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下进行，而没有出现如同前南斯拉夫地区那样的大规模战争局面，这得之于前苏联——俄罗斯的特殊条件。首先，前苏联是一个拥有超级核武库的大国，单从这点而言，西方国家就不愿意看到这个国家的重大事变导致动乱乃至引发核灾难。同时，在苏联传统意识形态日益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运动，甚至更为久远的反斯大林运动，对于摧毁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起到了极大作用，特别使得传统意识形态逐渐地不能再发挥维护传统体制的作用。广泛而深刻的信仰危机是确实存在的，很少人愿意为信仰而进行暴力斗争，甚至1991年8.19事件中，“8人委员会”都不敢轻易使用武力，这在客观上使得在发生苏联解体这样大规模社会激变之时，意识形态的交锋不那么容易转化成为社会对抗。再次，由于苏联解体的重大社会变化过程中，前苏联精英阶层通过各种渠道与手段重新取得了社会地位（如通过各级政府的留用），重新掌握社会财富分配渠道（如通过私有化），往往国有企业的经理们又重新成为私有化的企业主。社会管理阶层以这种方式保持相 对稳定，也大大减少了全面动乱的可能性。最后，俄罗斯内部民族孤立主义的增长，不是希望成为前苏联帝国内部的领袖民族，而是仅希望维持现有边界；不轻易推动单一语种移民倾向出现，而是竭力维持各民族的共处，这使得俄罗斯当时并未发生类似于前南斯拉夫地区塞尔维亚族与其他民族的火拚。

像前苏联这样一个曾经与西方高度对抗的超级大国，但却在西方压力之下，以基本上是和平的方式完成了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转变，这在国际关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先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更为详尽深入的发掘，但无论如何，和平地进入转型这一现象，对尔后俄转型进程的展开提供了决定性的条件。

二、俄罗斯体制转型的路径选择

如果把俄罗斯体制转型视为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的话，那么这一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就是一个重要问题。路径选择的问题不仅体现出转型中一个民族对体制转换中模式选择的判断力，而且也体现出转型中民族对模式选择与本土环境这种相互关系的理解深度。也即路径选择问题不光提出了选择哪一种先进的制度模式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被选择的制度模式与特定国情是否合适的问题。

当叶利钦在1992年1月2日起大刀阔斧地推进“休克疗法”政策，在紧缩银根的前提下，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大幅度开放物价，推动贸易自由化，实行卢布的可自由兑现，以及迅速地推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之时，一般地认为，俄罗斯的体制转型作出了“新自由主义”的路径选择。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政策相匹配，叶利钦大力推动多党体制，推动新闻媒体的自由化政策，并且至少在形式上以全民选举的方式实行国家领导人的更替，应该认为叶利钦是力图以政治民主化来为经济自由化创设环境。甚至在外交上，叶利钦曾设想通过向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边倒的政策，大力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力求通过内部的转型和亲西方的对外关系，“回归北半球民主社会”，“成为民主国家的一个成员”。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乃至外交战略设定等几个方面的情况综合起来看，俄罗斯无疑是以自由主义原则为路径选择的基本取向。这一点在国际国内学术界没有太大的争议。

问题在于，以自由主义路径选择为起点的俄罗斯十年转型究竟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或者说是阶段性的结局吗？这是一个相当值得观察的问题。

先来看经济体制的问题。“休克疗法”将近十年之后，令人非常吃惊的现象是，甚至连俄国的激进自由主义者都对目前的体制状况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虽然他们也仍然以“资本主义” 这一范畴来描述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形态，但在“资本主义”这一范畴之前，加上了种种限制，称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形态为“等级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寡头资本主义” 或者“犯罪资本主义”，诸如此类。在这样的体制之下，是谁在资产占有和经济决策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呢？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官僚依然在整个经济体制中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市场运作规则还是市场份额的切割都依然是政府官员起着支配作用，企业家和商人基本上被忽略在一边，这种观点尤其在普京总统加强中央管理的背景下得到加强。另一种观点认为，迄今为止的俄经济运转主要是依靠大的垄断集团来进行，一方面是俄罗斯特有的国情（如地域广大，自然资源丰富）决定了垄断集团形成的便利性；另一方面，90年代初的私有化政策，也大大促进了寡头财团的形成，他们既靠廉价收购国有企业，又靠占据商业银行代替国家发放贷款的特殊地位，形成产业金融集团。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叶利钦时期的经济政治运作基本依靠寡头集团，而普京时期的寡头集团作用尽管受到阻厄，但其影响仍然巨大。第三种观点认为目前过渡阶段的背景之下，究竟谁起主导作用的问题很难断定。他们认为，目前的资源分配与经济决策完全是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关系的博奕过程中得以完成。认为普京取代叶利钦之后，这一情况有所好转，“国家化”的进程对“私有化”进程占有上风，但从体制安排角度看，各利益集团间相互关系仍不十分清晰，利益集团与政府间的关系也仍在发展变换之中。

即使仅从目前关于俄经济体制状况的争论中，仍然可以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尽管俄罗斯宪法制度已经明确规定了尊重私人所有制，但是俄实际经济运作过程中的产权界限依然非常不明确。国民经济中军工部门占有绝大部分比例这一基本事实阻碍了产权的分化与重组；而俄官僚利益集团非常善于在向市场转换过程中使“私有化”政策适应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需要，这一点也使产权明晰化相当困难。第二，当前的体制运作情况很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经济模式：当时俄国官僚与企业家、商人混为一体，“公私不分”；整个社会弥漫着对商人阶层与商业精神的极度疑虑；现代化的进程向国库提出了漫无节制的财政要求，使得国家对企业有着非常紧迫的税收需求，客观上限制了企业的自由发展。还有人认为，目前的俄国形势有点类似于西方国家由大萧条向“罗斯福新政”的过渡阶段，需要国家扩大需求、刺激经济，但是俄目前由于对世界经济的过度依赖、新的垄断格局的形成、政权与资本的合流、政府对金融业的寄生性、大量中小企业的产生乃至农地私有化还都非常困难，这一切都使得真正的“新政”降临仍需时日。?

如果与多数南欧、拉美、中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相比较，俄罗斯体制转型的路径切入显得尤为突出。在上述国家，一般而言是遵从了这样的路径选择：

首先是在“国家守夜人”发挥作用的前提下，是在对古典的市场理念进行改造，并且在民主力量相对而言得以合作的基础上推进市场化；具体地说，尽管各国进程有所不同，大体上说，是首先进行激进的民主改造，建立民主体制，然后不同程度实行社会领域的改革，以保障经济再分配的有效性和竭力使其成为民主体制的社会基础，有不少国家仅仅是在最后，再推动经济领域的结构性改革。而俄罗斯是与其相反，叶利钦当年是在首先鼓吹“民富国穷”的原则基础上，大大弱化国家对整个体制转型的监控；其次，是在不具备上述一系列铺垫的情况下，在产权制度与经济结构领域一揽子全面启动改革；尤其是由于这一系列重大变化出现在俄罗斯这样一个极难控制的大国。这样，就难免出现以“自由主义”方式切入体制转型，而以“犯罪的、寡头的、官僚等级制的资本主义”而告终的局面。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也即从表面上看，或者以90年代前期西方一般的评价来看，俄罗斯已经实行了“民主改革”，何以也不能使经济体制转轨更见顺利呢？这涉及到对90年代以来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的评价。

与对俄罗斯经济体制的评价相近似，越来越多的国外学术界同行，包括自由主义理论家们，更倾向于在“民主体制”、“权威体制”、“寡头体制”、“混合体制”这些评价中，选择后者，也即“混合体制”来界定俄政府体制转型的现状。俄罗斯自90年代之后固然推行了全民选举，推行了言论解禁，实行了多党制度，但是不少学者仍不同意简单地使用“民主体制”来描摹当今俄国政体。一则是因为选举制度仍大有政治技巧、“禅让”等其他非选举因素的介入；二则是因为当今俄国的“言论自由”也多为“有管理的言论自由”；三则俄目前政治运作仍大量通过非政党形式，而现有政党也缺乏相应的稳定的社会利益集团作为基础，因而俄政党制度也仍在成熟的过程中。所以，不是简单地以“民主体制”来界定俄政治体制现状，有一定的道理。同时，俄政治体制也并非简单的权威体制。从成文法律上看，俄总统具有远远超过美国、法国等总统制国家的权利，但是，在真正权力运行过程中，俄总统本身会受到许多制约。至于不用“寡头体制”的定义，不光由于寡头集团在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并不稳固，而且寡头与政府、寡头与民众的相互关系仍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因此，也不能简单以“寡头体制”来界定俄罗斯政治体制。

之所以采用“混合体制”这样的范畴来界定俄目前的政体，也并非因为俄政体格局一片混乱，无法名状，事实上还是有着一些很突出的特点值得关注。首先，就俄政治体制而言，确实同时具有民主制、权威制、寡头制各自的一些特点，而不能简单地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种体制形式。应该看到俄罗斯寡头集团以政府为背景，以垄断性的国有大企业为基础，整体上具有难以撼动的地位，即使其中某一部分受到阻遏，但是从全局看，无论就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其资金的集中程度，甚至就其政治影响来看，如若将其全部剪除，一则不能，二则也不利。就“权威体制”这样的概括而言，确实应该重视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在俄政治管理中的至关重要性，而且往往总统是集立法与行政大权于一身。甚至也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以“民主体制”这样的范畴来界定俄目前体制现状的某些合理性，至少形式民主也对遏制专权和社会两极分化起到一定作用。其次，用“混合体制”界定目前俄政治体制，还有其特殊的含义：第一，目前各种政治利益集团（包括官僚集团、寡头集团）和各种政治派别（包括以“联盟”形式出现的自由派、以共产党形式出现的反对派和以“团结党”面目出现的中间派）还没有一个能够占绝对统治地位。俄政治格局从原则上说呈“极化”状态；第二，目前俄政治格局内的各种政治设施、各种利益集团、各种政治派别，简言之，各极之间还缺乏一种相互间的吻合性，虽然无论在叶利钦，还是在普京时期都曾通过各种政治安排来加强俄政治系统内部“各极”、“各派”、“各方面”之间的内部吻合性，但看来，这种努力的效果还尚在体现的过程中。

从转型十年的长过程来看，从“新自由主义”的路径切入而得到的是一个“混合型体制”的（阶段性的）转型结局，多少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结果，至少也是一个令当年作出路径选择的决策者大出意外的结果。

三、俄罗斯社会转型的走向

俄罗斯经济学家、现任政府经济顾问的符拉基米尔·毛早年曾将俄罗斯转型与拉美国家的体制转型做过一个比较。他的结论是认为：俄罗斯的自由主义式的体制转型很可能落到一个反自由主义的状态，而以平民主义而告终的结局。他的理由是，俄罗斯与当年拉美国家一样，具有发生从自由主义转向平民主义的共同背景：第一，自由主义导向下产生的经济结构二元化趋势往往会转化为激烈的社会矛盾；第二，平民主义相当容易在缺乏民主传统、政治设施不稳定、政党力量相对薄弱的条件下产生；第三，平民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以改革为口号的全面推行紧缩政策，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反对；第四，外部反对性政治压力之下的民族主义崛起，民族主义往往是平民主义的同盟军。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普京总统治下的俄罗斯体制转型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与早年自由主义体制路 径切入相异的方向。虽然，普京依然坚定地推行以自由主义为方向的市场化改革，但显然越来越强调“政府守夜人”的监护作用；虽然普京从未放弃政治民主的口号，但可以见到的是越来越多的“有管理的民主”；虽然普京的外交依然注重西方，但他所强调的“回归欧洲” 和加强与东方国家发展关系显然包含着反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欧亚主义取向。

也许，从俄罗斯十年社会转型中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简单地论断非欧美文明背景的国家（尤其是大国）经过制度变迁能够成长为欧美型市场经济与民主国家的这一判断是缺乏根据的。体制转型过程要远比任何非社会系统的输入或输出复杂得多，更多地关注模式选择与本土环境的互动与相互适应也许才是体制转型问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