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化下的企业形态及其规模变动

[摘要]随着信息交流体制的转换，社会经济的网络化趋势日益明显，以致市场与组织之间界限模糊的社会网络成为企业的典型形态。同时，企业网络化发展导致了企业集群的出现，集群内的企业通过良性的竞争与合作深化了分工、增进了协调收益。与网络化的协调机制相适应，现代企业的规模具有不断缩小的趋势。

[关键词]企业规模；网络化；企业集群；分工；协调机制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1）06-0032-06

一、前 言

现代主流经济学对企业边界的分析往往是基于企业和市场二分的基本范式，这种分析忽视了企业组织内部分工和社会分工之间的互补性，从而难以深入认识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中间形态，也无法正确预测企业规模的变化趋势。正是由于这种分析往往把企业和市场视为相互替代的两种相对立的资源配置机制，从而往往忽视企业之间的合作特性，理查德森就指出，这种分析思路很可能会扭曲经济体系的真实运行。 [1]事实上，从现实世界的大社会系统的角度看，企业和市场常常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反而往往呈现出一种半结合的、网络式的形态；而且，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的网络化趋势日益明显，这种网络化超越了传统的关于市场与企业两分法而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组织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化本身就是社会互动网络化的结果，社会网络是一些由特定社会关系联系起来的个人或组织的联结点，网络构成了人类行动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属性。一些学者总结了网络概念的几个要点：①所有的组织都是社会网络的重要方面；②一个组织的环境正是其他组织的网络；③组织中主体的行动（态度和行为）可根据其在网络中的地位给出很好的解释；④网络限制组织的行动，反过来行动形成了网络组织的进化发展；⑤组织的比较分析必须考虑其所在网络的特征。特别是，随着社会从资力社会向智力社会的转变，知识要素的重要性日益凸现，从而将加速企业形态的网络化发展；显然，网络化使得企业的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对企业的合理规模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正是由于对这一趋势缺乏清晰的认识，长期以来我们往往以世界500强为榜样，以做大、做强为企业发展的直接目标；殊不知，正因为现实企业规模往往已经过大了，导致了这次金融海啸中超大型企业的大量破产。基于当前这种现实，我们也应该重新审视企业规模的界限问题，是以本文就此作一探索。

二、企业组织网络化的基本趋势

在现实世界中，企业之间本身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联系，并且，随着信息交流体制的转换，企业之间合作日益重要，正因如此，现代企业越来越呈现出网络化的状态：等级制和市场也日益让位于跨国公司、虚拟组织以及网络组织等；即使是跨国公司，也逐渐改变了传统的等级制结构，重新诉诸于网络，将之作为在自己领域之外分散生产的高效手段，这体现为紧密的分包体系。事实上，到1990年，美国的数码设备公司和惠普公司都具有相似的发展起点：两者的资产都是130亿美元，分别是东西部最大最老的企业，都是纵向联合、能够独立生产专用电脑的制造商；但是，由于在面对同样的竞争和挑战时两者采取的战略不同，导致这两个公司在1990年后走上了截然不同得发展道路。其中，惠普公司维持全球性经营的同时逐渐在当地实行开放，建立了当地联盟和网络，从而能够根据变化的环境不断进行调整；相反，数码设备公司尽管也采取了正式的分权措施，但在组织结构和企业构想上却要保守得多，它与当地其他公司或机构保持着明显的界限，从而导致企业运作效率日益低下、市场占率不断下降。[2]

一般地，现代企业越来越凸现了这样几个特征：①结构平展化。这种结构尽可能地下放或分裂成各类更小的单元，从而能根据时势快速地移动并能迅速进行调整，从而变得更为高效和更有适应性；人员越少，组织结构越是平展，对变化就会更为适应。②组织网络化。为了战略性地活用信息，企业满足网络型分工需要而形成网络组织，其网络结点间的联系经常变动，网络组织的界限具有伸缩性和变动性，不能够截然划定。③网络流动化。由于通信技术的进步和网络效率的提高，企业的网络化组织越来越不稳定，而是一种灵活性很强的网络，这种临时化企业的工作由组成它的个人来协调，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中央集权的指挥和控制；中间商、风险资本家和总承包商都扮]重要角色，他们发起项目、配置资源和协调工作。显然，种种迹象表明，企业的纵向层级正在减少，或者消失。事实上，连威廉姆森这样正统的新制度主义者也越来越相信，介于市场和公司之间的中间形态更为常见；凯森则指出，诸如特许经销、分包、合资企业和卡特尔等比正式的跨国公司更普遍。[3]

那么，为什么企业会越来越呈现出网络化的形态呢？网络化企业的规模边界又有什么特征呢？迪屈奇结合企业的成本和收益两方面对这种网络化的半结合公司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我们这里借鉴他的分析思路和工具。在下图中，B表示收益，它是一个凹形曲线，表示边际收益递减，即B'

而且，即使在市场机制和正式企业机制下都能进行生产和交易，采取半结合的形态也常常是更佳的选择。如上图中，企业的监督成本从Cf下降到Cf '，在企业范围内进行组织生产有利可图，但企业也可能采取半结合的网络化形态，从而充分利用市场交易的效率；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和交易的规模可以从Q扩大到Q'，从而带来更大的总收益。同样，即使市场生产的收益从Bm上升到Bm'，也不会完全采取市场化生产和交易方式；相反，对市场和组织进行一定的组合，可以带来更高的收益。实际上，早期的契约式分包制生产，以后发展的马歇尔工业区以及当前正日益受到关注的企业集群等都是这种网络化现象的表现。

可见，尽管现代经济学往往基于企业―市场二分化的分析视角，但现实生活中两者却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特别是，随着网络化时代的来临，企业和市场之间的互补性将更为强烈。事实上，如果说在传统工业社会，基于劳动分工而形成了企业的职能分化以及等级制的劳动组织结构，它与基于流水线作业上的泰勒积累体制和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相适应；那么，在现代服务社会中，基于知识分工而形成的组织结构则越来越扁平化、越来越松散化，这是向早先分包式契约组织的回归。所以，S.科马里就强调，专业化不应该如斯隆在他的装配线工厂里鼓吹和实践的那样达到顶点，现代社会关注的焦点在于需要和依赖有专业人员在小组（多功能小组）中协同工作的组织；因此，传统的垂直等级制的组织将让位于一种变化组织形式的形式--一个由杰出的专业人员构成的网络，垂直的劳动分工也开始被水平的劳动分工所取代。[4]

三、产业集群中的企业规模特征

企业网络化的一个典型形式就是企业集群，企业群集也是企业网络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此时，大量经营同一行业的既独立自主又相互关联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相关产业的厂商以及相关的机构（如大学、制定标准化的机构、产业协会等）在特定地理空间上通过有效的分工协作而聚集在一起。同时，集群内企业相互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企业集群又反过来促进企业网络化的发展。威廉姆森认为，企业集群是一种介于纯市场组织与纯层级组织之间的“中间体组织”，它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或布局的空间形式，不仅能为企业带来设施同享的外部规模经济，而且有利于专业化协作的开展，信息的交流与传播，降低交易费用等。

较早关注集群的是马歇尔，他以“劳动市场共享、专业性附属行业的创造和技术外溢（Technology spillover）”的外部经济来解释了企业在同一区位集中的现象。斯蒂格勒基本上继承了马歇尔的外部经济视角，并把运输成本当成是企业集聚的根本因素，他认为，“运输成本的下降是提高市场容量的一条主要途径，区域化是提高产业经济规模、获得专业化利益的一种方式。”“在一个市场区域里，地理分散是一种‘奢侈品’，只有那些大产业才能提供（所有甚至小的生产中心也能得到专业化之利益），一旦产业的规模开始收缩，地理分散必为地理集中所代替。” [5] 而最早提出聚集经济概念的A.韦伯则从工业区位理论（集聚效应）的角度阐述了企业集群式成长的商业模式，他认为，企业集群式发展之所以成功，主要取决于以下4 个因素：一是集群强化了技术设备专业化的整体功能；二是集群强化了劳动力市场的优化配置和使用效率；三是集群大大地提高了批量购买和出售的规模，得到更为低廉的信用，甚至消灭“中间人”，从而降低了交易费用；四是集群发展可以做到基础设施共享，减少经常性开支成本。[6]

但显然，上述种种分析与当今的集群现实之间存在明显的不相符。究其原因，它们对集群效率的关注主要是集中在成本的节约方面，从而无法对产业集群正效应作出充分的解释，同时，也没有解释为什么集群在促进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可能会面临的潜在隐患，以及集群是如何克服这种隐患而保持持续发展的。其实，根据前面所提出的基本理论，企业发展根本上在于来源于劳动间协调增进带来的收益增长，企业集群最大的优势也正在于集群内企业之间存在的深厚的隐性协调。关于这一点，杨格作了先驱性的分析，他认为，递增报酬来源于分工的深化，而由于分工使得复杂的程序拆分为一组连续的简单过程，因而分工的深化则主要意味着社会化生产迂回度的延长，从而导致中间产品或制造特殊产业的行业多样化；显然，这种新兴产业和中间产品更容易在具有传统工业基础的地方出现，这就产生了相关企业的集群现象，正因如此，波特提出了集群的概念。当然，一般来说，企业集群首先并主要诞生于那些具有丰富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地区，因为那里存在共同的文化传统、行为规则和价值观，这使得集群内部的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社会嵌入性（Social Embeddedness），从而促使集群内部形成一种相互信赖关系，大大减少了交易费用；同时，企业之间便于相互协调与沟通，企业的外部分工也容易展开，从而便于形成一种网络组织。[7]

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种产业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它必然与相关联的上游和下游产业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在每个集群内都有相关联的上下游产业存在；[8] 而且，集群中存在相关的零部件、机器和服务等专业化投入的供应商和专业化基础设施的提供者，存在较为成熟的销售渠道、技术支持以及客户，存在提供专业化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的政府以及大学等其他机构。相反，如果凭空产生一个产业，其产品的价格必然高的惊人，因为它们不但必须自己制造新种类或新品质所需要的原材料，而且还必须自己解决产品生产和使用过程的任何技术问题，甚至它们所需要的工人等也必须自己培训。正因如此，新兴产业往往是在集群中首先出现，是原先集群产业的分化；同时，新兴产业的出现又进一步壮大了集群，从而又有助于产品的进一步创新，有助于分工的深化以及新行业的出现。而且，任何具有生命力的集集群内都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化产品，譬如，被誉为“中国低压电器之都”的温州柳市就形成了起动器、熔断器、电阻器、断路器、调压器、互感器、配电箱等众多生产配件厂商。一般来说，集群内产品差异化包括两个方面：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其中，水平方向的产品差异化指品种、规格、款式、造型、色彩、所用原材料、等级、品牌等方面的不同，而垂直方向的差异化是指同种产品内在质量的不同。

正因为在企业集群内存在广泛的分工，因而集群内的企业规模一般比较小；并且，集群化程度越高，企业的规模也就越小。所以，斯蒂格勒指出，“产业的区域化程度越高（产业的规模在某种意义上不变），则单个工厂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在美国地理集中的产业中，工厂规模通常相当小。”例如，1937年美国位于工业区的制鞋厂之厂规模（平均雇员为137人）就比其他地区则（为314人）要小很多，而英国高度区域化产业中也以中等规模工厂为主；[9] 同样，温州制鞋企业达4,500余家，柳市低压电器生产企业、海宁的皮衣皮件生产企业2,000余家。众所周知，日本中小企业的特色在于分包，为大企业提供服务；美国中小企业的特色是高新技术含量高，形成相互竞争和创新的格局；而被称为第三意大利现象的意大利中小企业的主要是地域同业中小企业集群，形成了中小企业的有序分布。因此，集群中企业的规模状况也可以从不同类型国家的进行比较得出，在下表中我们可以发现：意大利的平均工业企业从业人数仅日本的1/4、德国的1/3，不到美国的1/3，平均每个企业创造的产值也是位居工业化国家之末（见表1）。

当然，正如前面指出的，尽管集群内企业之间存在很强的水平分工，同样也存在较强的垂直分工，这优点类似于日本企业的下包制；实际上，正是由于存在广泛的垂直分工，因而日本也形成了一些巨型的大企业。一般认为，企业集群中往往可以分成两类起不同角色的群体：最终企业群和中间企业群；最终企业群是指向集群地以外的市场提品的经营者，而中间企业群是指向最终企业群提供中间制品和服务，并不直接向集群地以外的市场直接提品的经营者。一般地，最终企业群体通过产品加工工艺把中间企业组织起来，因此被称为集群地的生产组织者和企业之间的协调者；并且，它们往往穿梭在中间企业和市场之间，成为企业与市场的协调者。例如，温州柳市低压电器业就存在一个垂直型的分工体系，其中像正泰、德力西等核心企业集团成为产品的总装车间，并成为对外的窗口，而其他众多的生产配件厂商则为之供应原材料和零配件。

可见，企业集群使得企业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从而使得企业之间的社会分工得到加强；在这种情况下，界限模糊的社会网络成为企业的典型形态，企业数量多且规模往往较小。当然，最初的小企业往往也会会壮大，如硅谷中的仙童、英特尔以及AMD等都从原来的小企业发展成为世界级的大公司，并采取了大规模的生产方式；但是，在规模壮大的过程中关键是要与其他企业之间保持持久而稳定的互惠联系，这就是组织网络化的要求。不幸的是，硅谷中很多公司在规模壮大过程中却逐渐放弃了曾经是企业早期活力源泉的当地文化和关系，疏远了顾客，乃至与供应商对抗，结果当规模经济发展到极限后这些公司的效率就开始不断下降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制造商抓住时机迅速打进了半导体市场，究其原因，日本公司始终保持与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密切联系，即维系了较强的企业之间的分工。事实上，正因为过分重视企业规模的壮大以及由此带来其的转移收入，结果硅谷已经开始把民用存储器行业让给了效率更高的日本制造商，这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128号公路将它作为计算机革新根据地的地位拱手让给西海岸的硅谷德翻版。 [10]

四、企业规模的缩小趋势及解释

上面的分析指出，网络化是企业发展的基本趋势，企业网络化的结果导致了企业集群的出现；而在企业集群众，企业规模往往是比较小的，因而未来企业规模具有缩小的趋势。事实上，根据现代管理学，一定的制度结构须与一定的信息结构相适应，只有信息结构与制度结构恰当配套，才能获得收益；而二者之间的互不配套，则是无效率的根源。一般地，决策―信息机制有两种类型：层级制决策―信息机制和分散型决策―信息机制，即计划决策机制和市场决策机制两种。其中，层级制决策―信息机制是与内部分工体系相联系，每个较低层级的决策者的决策权总是其上级的决策的分解，而不是独立于后者的，其特点是分散收集、纵向传输、分层集中整理；而分散型决策―信息机制是与外部分工体系相联系，其特点是分散收集、横向传输、分散整理。显然，信息的发展产生了对决策机制新的要求，从而也产生了组织结构革新的压力，最终都导致了企业组织的规模具有缩小化的趋势；关于这一趋势，我们可以从下表得到反映。

企业的现实规模之所以有不断缩小的趋势，我们还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加以认识：

首先，在正在来临的智力社会，知识将成为一切有形资源的“最终替代”，因为知识生产要素本质上是分散的，因而知识的极端重要性必然会改变了原来基于资本生产要素之上的工业组织、公司结构等。事实上，作为工业社会中关键生产要素的物质资本是可以不断集中和集聚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团簇或晶体式的组织结构；但是，服务社会中日益重要得知识生产要素则具有分散和互补的特点，从而改变了组织得以构成的粒子。正因如此，在智力社会因，原来原子团式的经济结构日益解构成了分子式结构乃至原子式结构，它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重组，经济活动的单元趋向微观化。事实上，尽管在当前的全球化浪潮中，大公司所控制的现金流量不断增大，但是它们对实际工商活动的直接控制力越来越小；这意味着，企业的空壳化倾向正在加剧。而且，许多大工业公司已经开始把自己支解成若干独立的单位，这些单位相互交易的方式几乎就像它们是分开的公司一样。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10年间，《财富》500家大公司雇佣的员工人数已经减少了大约30%～40%；[12] 同样，未来学家托夫勒也早就预言，拥有37万雇员的IBM公司将不得不解雇大批工人，并把公司分为13个不同的较小的公司单元。[13]

其次，信息革命所促发的愈来愈激烈的现代竞争也迫使大公司加速解体，因为多层级的大企业越来越难以应付市场多变性的挑战。事实上，内部分工正逐渐被外部分工所取代，尽可能多的决策权正从高层推向边缘，因为低层内的人们常常拥有更好、更即时的信息，因而能更快地对危机和机会作出反应。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绝大多数公司已经将其管理层次减少了50%，即使偏爱等级制的日本业不例外，丰田公司的管理层次已经从21个下降到11 个；而美国通用公司经过合理化改造，将管理层次由28个减少到19个，并且还在快速减少之中。而且，大公司纵向一体化的程度远不如从前，而是越来越多地依靠外部供应商生产零件和提供服务。为此，P.德鲁克就分析道：“20年后（德鲁克写作时间是1989年――作者注），典型的大型组织减少半数以上的管理层次和2/3以上的‘管理人员’。这种组织的结构、管理上的问题和重点将与1950年的典型的制造业公司几乎没有相同之处，尽管现在的教科书仍把1950年的公司当作标准化的模式。相反，未来的大型组织可能更像今天的业务经理和经营管理专业学生忽视的机构，如医院、大学、交响乐团。” 事实上，未来“大型的以信息为基础的大公司的组织因其平面式的结构而更像150年前的企业，而不太像今天的大公司和大的政府机构”。[14]

最后，面临市场不确定性加剧和需求不断变化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创新已经不是发生在已有的、技术力量和资金雄厚的大企业，而是产生于那些看上去既无技术力量、又无资金的小企业。实际上，由于小企业本身难以获得规模经济，此而难以采取波特所讲的总成本领先的竞争战略；为此，这些小企业更倾向于标新立异的竞争战略，这种竞争战略的本质就是创新。[15] 例如，在个人电脑市场，新概念更多是来自苹果、太阳电脑以及其他新创立的公司，而不是IBM；个人电脑操作系统最初是IBM向微软购买的。这样，一方面，大公司也被迫在商战中模仿小公司的体制以求创新，例如，宝洁公司也会模仿金佰利（Kimberly Clark）发明的可再贴尿布粘合带，以再度夺回市场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一些小公司也迅速崛起，从而摊平了产生集中的程度，例如，个人电脑苹果就是两个年轻人发明的。这些都促进了整体企业规模的缩小。为此，威廉姆森就总结说：“作为一般规律，一种行业的四个最大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比例和生产力上来说均比不上紧随其后、小一些的对手们。” [16] 曼斯菲尔德（Mansfield）发现，在汽油和煤油行业中，创新对企业规模的比例在第六大企业中达到最大，而钢铁业中这一排位还要低许多。

可见，随着生产要素的转化和信息机制的变革，日益网络化的企业规模具有日益缩小的趋势。A.M.韦伯就指出，“知识革命将是民主的革命，是以权力分配及授权一线的知识工作者资助决策的经理人为特征的运动。” [17] 正是与此相适应，新的协调技术正在使我们能够回到工业时代前自顾自的小企业的组织模式。究其原因，企业组织的产生及]变与家庭组织的产生及]变一样，都是建立在分工深化的基础上，是为了增进生产协作中的协调水平；因此，它们将随着分工的需要而产生和扩张，又随着分工的深化而萎缩。显然，家庭组织的发展史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因为家庭的分工主要建立在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要素的农业生产和家庭手工业基础上，随着社会主要生产要素从土地转到资本，家庭分工开始萎缩，家庭也逐步解体。相应地，企业的发展也必然会遵循这一趋势，这也是生产组织发展所遵循的否定之否定的道路；事实上，当前大型企业形态的出现是适应以物质资本为主要生产要素的社会分工的需要，因而必然会随着生产要素的转变而发生形态上的变化。事实上，一些研究都表明，无论是OECD国家、亚洲NICS国家（地区）还是中国，企业平均规模都呈现明显的倒U型，即企业平均规模越来越小；而且，这种趋势的]化正在不断加速。

五、简短结语

现实世界中企业和市场之间本身就是共生的，组织分工和社会分工之间也是互补的；正因如此，企业组织本身就不存在一个明显的界限，而是具有网络化的特征。特别是，与信息分散带来的社会协调相适应，企业的网络化趋势日益明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网络化组织看成是有组织的市场程序。事实上，正如“金字塔”的层级制和“法约尔桥”完美符合等级制工业经济时代的以控制和计划为特征的平稳的商业世界的需要；在网络化时代，信息和知识成为组织的核心战略资源，整个组织沉浸在巨大的信息和知识的海洋中。此时，组织内部的信息沟通也不再简单遵从孔茨等人所指出的纵向、横向和斜向等线性方式，企业组织结构重新设计需要考虑的关键在于如何提高企业的柔性；显然，网络技术的发展赋予了这个时代企业组织柔性的管理方式，而组织形态的网络化则满足智力社会所需要的速度、灵活性和凝聚力。同时，企业网络化发展的一个重要产物就是企业集群的出现，集群内的企业通过良性的竞争与合作深化了分工、增进了协调收益；而且，与网络化的协调机制相适应，现代企业的规模具有不断缩小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