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扬海外的江西共大

上世纪中期，江西创办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全省有总校1所、分校77所。总校校长和党委书记由省委书记和副省长兼任。共大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国家花钱极少，个人免费就读。共大办了22年，为国家培养了22万余名建设人才。有86个国家和地区的549批外宾，共计7496人到共大参观、采访，许多省、自治区派人前来学习、取经。

1957年冬，江西掀起冬季农业生产运动高潮和机关整改高潮。针对江西山多田少，山区资源丰富，劳力不足，文化素质差等特点，全省机关、企事业单位的5万名干部响应党的号召，自动报名上山下乡、开发山区、建设垦殖场。当时笔者在南昌洪都机械厂工作，向领导递交申请书，自愿下放到安福县武功山垦殖场劳动锻炼。几个月后，被调去参加筹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并担任武功山分校政治理论课教员，亲历了这所新型学校的诞生、发展与壮大，亲身感受到了中央领导和省委主要领导对共大的青睐与扶持，深感它的办学实践，在当时是大胆改革创新的壮举。半个世纪过去了，回首往事，许多记忆依然如新。

遍布全省山区的新型学府

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江西老革命根据地广大农民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普遍很低，他们入学无门，求知无师。怎样才能闯出一条多快好省办教育的新路，便成了江西省委省政府的一项重要议题。1958年3月，汪东兴从中央警卫局长岗位调到江西任副省长兼农垦厅长。离京两个多月了，5月赴京参加全国农垦工作会议时，汪东兴去看望，向他汇报了江西办垦殖场，大搞全省农林牧副渔生产的情况，和拟试办技术学校以源源不断培养人才的设想。很高兴，点头表示赞同。

汪东兴得到的肯定和鼓励后，回南昌即与省长邵式平商谈，说，江西农村教育非常薄弱，可否考虑在全省创办农业技术学校，免费招收适龄农民入学，省里只给一点启动资金，按每个学生30元和基建费70元拨付，其他一切经费概由学生自力更生，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劳动创收解决。至于师资力量，暂从各垦殖场下放干部和下放军官中选调。

邵式平是北师大毕业的高才生，又是苏联东方劳动大学的毕业生，在陕北公学担任过领导职务，建国初又兼任过江西技术工人养成学校校长，对教育工作不仅情有独钟，而且有一套无产阶级的办学方法。他听后兴奋地表态说：“这个办法很好，正合我意。”他思忖了一下，果断言道：这个学校要办成全省规模，总校设在南昌郊区，以办大专为主，地市设分校，类似中专，各县分校培养初级技术人才。学校设置各个专业系，实行半工半读，社来社去。学校名称嘛，就叫江西劳动大学。

几天后，省委开会研究，决定先下去调查征求意见，由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副省长汪东兴分别率队走访各垦殖场和部分公社。大家都赞成创办劳动大学总校和各地分校，形成全省教育网络。

1958年6月9日，省委、省人委正式下达《关于创办江西省劳动大学的决定》，明确指出：“为了培养共产主义的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工业等方面的又红又专的大批人才，普及科学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建设繁荣幸福的共产主义新山区，特决定以原江西省南昌林校和各综合垦殖场为基础创办江西省劳动大学总校和分校。”这段话里有两处出现“共产主义”的提法，于是许多人建议校名要冠上这四个字，以体现创办无产阶级学校的远大目标。6月15日，学校正式更名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

共大总校校长由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兼任，总校党委书记由副省长汪东兴兼任。随后颁布了招生简章，主要在江西农村招生，也可去外省招生。学生入学不用考试，学校不收学费，也不收书费和杂费，学生吃饭不需自己掏钱。全省首批招生即达11000多人。

南昌是我军军旗升起的地方，总校特于1958年8月1日建军节这天在南昌举行隆重热烈的开学典礼。同一天，井冈山、大茅山、武功山等30多所分校也在当地举行开学典礼，宣布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正式成立。省长邵式平到井冈山分校参加开学典礼，并给总校发来贺词。汪东兴主持总校成立盛典，刘俊秀作了《为一座新型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诞生而欢呼》的报告。翌日，《江西日报》发表题为《祝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开学》的社论，首都几家报纸也作了报道。

关心共大成长

1958年5月底，第一次听到汪东兴说江西要办劳动大学，非常感兴趣，笑着说：“这个办法好。三十几年前我在江西、湖南、福建等地搞农民运动调查，许多农民不识字，要说的说不清，想写的写不出，不学点文化，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困难。你回去与邵式平省长商量办些学校，让上不起学的农民上学。”

1959年8月，到庐山参加八届八中全会，刘俊秀、汪东兴去他下榻处看望。一见他们，就主动问：“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了整整一年，现在怎么样呀?”汪东兴将师生艰苦建校，开荒种地，兴建宿舍，兴办工厂等一一作了汇报，又将学校编写教材，刻印课本，既学文化，又学专业知识娓娓道来。听得很认真，吸着烟，点点头，还插问：“通过一年实践，你们有哪些体会呀?”刘俊秀答道：“我们体会到主席的教育思想非常英明，办共大既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半工半读，学以致用，又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现在学校面貌有所改观，社会各界反映还好。”指示说还可以总结一下共大有哪些特点，刘、汪表示回去很好总结，拿出新的举措来。对他们说：“看来共大办得有特色，有希望，要坚持下去。”

1960年9月，汪东兴奉命调回中央工作，但仍兼任了一段时间的共大党委书记。1961年7月29日下午，又问起共大的事，汪东兴将这几年学校管理，文化与专业，教学与生产等都作了禀报，告诉：“现在分校已发展到77所了，学生人数已达4.6万余人。第一批毕业生将要回公社、大队从事农技工作了。”十分兴奋地说：“共大发展这么快，办得这么好，看来我三十年前想办的事，终于在江西实现了。”

汪东兴对是十分了解的，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提出一些要求，乘机问道：“主席，下个月就是共大建校三周年了，能否请您写几个字，鼓励鼓励一下?”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爽快地答应道：“这是一件大事，我写几个字去庆贺他们。”

当天夜晚，通宵达旦地办公。第二天早晨刚躺下想睡，忽然记起还有一件事没有完成，又起来叫警卫员张仙朋准备纸和墨。他在桌前思考片刻，一气呵成写了一封信。写毕要警卫员打电话叫汪东兴来。汪东兴来到住处，见信中写道：“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

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七三O指示”。汪东兴十分激动地看完后，抄了下来。此时已睡着了。下午，将信修改了一下，传话再叫汪东兴来，说：“我想了一下，这封信还是暂时不要公开发表，一旦发表了，全国各地都来参观学习和取经，江西要管吃、管住、管招待，加重江西负担，也影响共大的教学和生产，好事会变成坏事哩!你告诉一下共大的同志们，就说我向他们表示祝贺。这封信你可送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传阅。”

汪东兴打电话给邵式平，告诉他主席已写好了给共大的祝贺信，暂不发表，原件放在汪处。邵式平得知后万分高兴，立即将祝贺信全文抄回，向总校和各分校报喜。共大师生得知后，欣喜若狂，载歌载舞，许多学生还将这喜讯写信告诉自己家里的亲人。

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省委书记刘俊秀陪同。第四次主动询问共大近况，刘俊秀汇报说：“共大早已克服了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走上了正规发展道路。每年毕业生分赴到农村各地，正在那里发挥重要作用。”非常高兴，道：“我这次来有想看看共大井冈山分校，会见一下师生们。”刘俊秀说：“井冈山分校设在拿山，前几天下暴雨，冲坏的道路据说还未修好。”说：“你是校长，那我请你代我去看望大家喏，鼓励他们把学校办好。”

1975年2月3日，视察湖南后，乘专列来到南昌。这时他已是82岁高龄了，但思维依然敏捷活跃。在会见江西党政领导时，第五次关切地问起共大的情况，一如既往地勉励要把共大办下去。可以说，开国领袖一直到临终前还念念不忘这所无产阶级新型学校。

、刘少奇、盛赞与鼓励共大

国务院总理听江西省长邵式平汇报说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得别具一格，在1959年出席庐山会议之后，特地考察了共大庐山分校。下山后来到南昌，对邵式平说：“你们共大确实办得不错，很有特色，与众不同，创造了新鲜经验。”邵式平见总理如此高兴，提了个要求：“能否请总理在百忙中，为共大题写校名?”爽快地欣然允诺，即刻走进卧室，用小楷毛笔书写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八字校名。邵式平喜得总理墨宝，马上布置放大字样，高悬总校大门。又部署设计白底红字金边，锻制5万个横形徽章，发给每个师生员工佩挂胸前。许多学生走上街头，左胸挂着总理题字的徽章，感到无尚光荣。

1963年10月17日，在中南海紫光阁主持国务院八个部委负责人会议。会议一开始，就宣读了1961年7月30日写的信，他边念边解释，深入阐述教育思想，让大家正确理解“七三O指示”。随后，就共大提出的问题，指示各部门给予支持解决。遵照的指示，形成了一个《关于解决江西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些问题的纪要》。不久，又亲自批准了共大的发展计划。

1965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正式向各省、市、自治区下发了《中央转发同志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信和江西关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学情况的报告》，要求各地有关部门认真学习和研究。至此，搁置三年零五个月的“七三O指示”才传遍全国。这说明，对待推荐新鲜事物十分谨慎，一定要待实践检验，才让人们学习仿效。

国家主席刘少奇高度评价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教育制度和社来社去(即国家不包分配)的分配制度。他说：“我们国家经济还落后，学校少，师资缺，一家多子女，不能很快发展教育事业。共大为我们创造了教育改革的新典型，成功探索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路子。这一新的尝试，开启了我国教育事业既培养了人才，又创造了社会财富的先例，还为政府大大节省了财政开支。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支有着科学技术素质的劳动大军，密切了同劳动人民的感情，这是一举数得的好事。” 人大委员长1959年重上井冈山时，特意考察了共大井冈山分校，饶有兴趣地参观了该校的成就展览，欣然为共大创建一周年题写了热情的赞词，还满足该校学报编辑部之求，愉快地题写了《井冈熔炉》刊名。1962年3月，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偕夫人康克清又来到江西，为了鼓励共大师生努力战胜困难，先后到几所分校视察工作。视察大茅山分校时，还到一个正在上课的班听了30分钟课，下课后与授课老师热烈握手。告别时，亲切地对大家说：“你们来共大学习，既学到政治文化，又学到专业知识，好处很多哩!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你们是接班人。希望同学们发扬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优良传统，努力把自己培养成新一代社会主义建设人才。”1966年2月，第二次亲临共大总校视察，他称赞说：“你们的功劳不在于培养了几万名学生，也不在于你们创造了多少财富，这当然是最重要的。但主要在于你们创造了经验，为社会主义教育闯出了一条道路。”

外国朋友也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怀着浓厚的兴趣。1960年春夏之交，美国作家安娜・露易斯・斯特朗率先来到共大云山分校考察和采访。美国学者苏珊・佩珀也多次来中国，他感到共大办学形式很新颖，花了很多时间进行调查研究。

外交部1963年听了传达“七三O指示”后，开会研究，正式把共大列为对外参观点，从而使共大这朵奇葩很快扬名世界。据1980年统计，创办22年来，共有86个国家和地区的549批外宾，共计7496人来共大参观。最积极、最热心的要算苏珊・佩珀先生了，他最后一次来中国是1980年10月30日，他在共大南城县分校座谈会上深有感触地说：“共大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认为共大既符合中国实际，又具有鲜明特色。世界上不少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对中国江西半工半读的经验，也都较欣赏，觉得很有参考价值。我参加过两次国际会议，都亲耳听到了关于这方面的讨论。”他把自己多年调查和研究的心得，与澳大利亚一位学者约翰・柯莱威合作，写出了厚厚一本专著出版发行，在海外广为传播。

半工半读培养大批农村建设人才

共大有自己的个性，也有办学的共性。笔者了解的共大办学特色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在管理体制上，全省各分校实行双重领导(总校和当地垦殖场)，教学业务按总校部署，政治、人事、财务监督由垦殖场管理。学校运作主要由教导处、生产处、总务处分别按计划进行。校长和党委书记为县级，各系、处主任为科级，课时较少的老师兼班主任，并带班劳动。

在教学行政上，设工学系、农学系、林学系、畜牧系、财经班、师训班等。各系经常开展教研活动，如观摩教学、民主评议、改革教学方法、改进教学工具等。笔者原在武功山分校马列主义教研组，担任工学系、林学系的党史、哲学教学，后调校部任《武功山学报》周刊的主编和钢板刻印。1966年又调往共大永丰县分校任政治、语文课教员。县级分校因规模小，只设专业班，不设系。

在劳动创收上，共大生产基地和生产项目是请当地政府、公社和农垦部门帮助解决。各系、班用一半时间组织学生开辟生产场地，从事劳动创收。由于大家干劲十足，建校一年就初见成效。据总校统计，全省各分校办了农场66个，林场40个，畜场71个，加工厂243个，经营耕地面积4.275万亩，林地面积14.2万亩，总收入427万余元。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建国十周年农产品展览，江西共大几种产品放在第一展台，十分显眼，产生很大影响，不少地方派员到江西共大参观、取经。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派摄制组到共大茅山分校拍摄了纪录片《大茅山的春天》，影片在全国放映后，产生很大反响，南方一些省的农村青年，也远道前来江西共大学习。

在师生来去上，除共大自设“师资训练班”培养教师外，专业师资来源主要是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师生们来自五湖四海，大家亲如一家，虽然山区生活较苦，但精神愉悦。

全省共大前后经历22年，为国家培养了22万名初级至大专的建设人才。每届毕业生的去向是：除个别留校工作外，少数人聘到县农场、良种场、农资公司和供销社，大部分是社来社去，其中有的安排在公社电排站、广播站、兽医站、畜牧场，有的在大队当会计、民兵连长、民办教师、妇女主任、生产队长。也有一些已步入中年的毕业生，提拔担任了大队长、大队书记领导职务。而总校培养的大专生，由于素质较高，都分到各县有关生产部门和科研部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高等教育招生体制实行了改革。为适应这一新的形势，1980年11月，经中共江西省委、省人民政府批准，共大总校改名为江西农业大学，次年各分校先后与其他学校合并。只有共大婺源县分校仍独立存在于鄣公山，2003年该校还获得了教育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