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母亲凯瑟琳与绑匪

那天，我和从加拿大回国探亲的女友在一家西餐厅会面。正在闲聊，我们旁边的餐桌发生了一阵骚乱――

那里坐着再明显不过的一家五口：年轻的夫妻带着一个小孩，旁边是慈爱的爷爷奶奶。孩子是个可爱的小姑娘，她玩弄着的刀叉不知怎么一下伤了小手，一个幼嫩的指头渗出了一粒小小的血滴。本来事情不大，孩子也没觉得太痛，一张小脸也很平静。但她的妈妈却表现得十分惊慌，扑到小姑娘身边连声问道：“怎么弄的，怎么弄的?这可怎么办啊!”大祸临头似地问小姑娘：“宝宝，疼吗?疼得厉害吗?妈妈心疼死了。”看到妈妈的表现，小女孩十分迷惘的样子，她可能以为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眼睛忽闪几下，小嘴一咧，终于“哇”地一声大哭了起来……场面一下变得不可收拾，西餐厅安静的气氛也一下被破坏了。

很明显的，明明是一件小事，由于大人情绪失控，处理不好，反倒使情况恶化了。我和女友相视一笑，心里都对那位年轻母亲的过度反应不以为然。女友说，父母肯定是幼小孩子的保护神，但是如果他们缺少在突发事件中控制事态的能力，不能有效地减轻灾难程度，使事态得以朝好的方向发展，那么，父母对孩子的爱就很难产生正面的效应。我对她的观点表示赞同。女友接着说：“我知道，在这方面做得最为出色的是一位加拿大的母亲。虽然事情过去了大半年，但至今我还为这位智慧而英勇的母亲深深赞叹。你要听吗?”

我当然要听!要知道我也是母亲，我想所有人都愿意听的。所以，我把女友讲述的故事原封不动地记录在下面了：

丈夫在加拿大攻博的第二年我作为陪读也到了多伦多。去那座美丽的城市不久，就有一个给电视台打工的机会。

那天我们接到报料：一个刚满五岁的男孩被绑架了。在风景如画的多伦多，人们生活得十分平静祥和，突然发生了绑架案，而且还是这么幼小的人质，真有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我们突发新闻部迅速行动起来，很快，我们争取到了独家采访报道权。

那位五岁小孩母亲的名字叫凯瑟琳，是一位看起来十分一般、十分朴素的女人，有着端正的脸庞和肥胖的身躯，走在大街上毫不起眼。但她却是个非同寻常的女人。

在绑匪打来电话的时候，她的声音很平静，跟儿子讲话的声音和平时一样温柔、亲切：“孩子，你还好吗?你看，妈妈和你在一起，这么多人都和你在一起。你别害怕也别着急，带你走的人会把你带回来的。”

我注意到她没有用“绑匪”一词。和那些热切的媒体、心急的观众和备受压力的警察比较起来，反倒是孩子的母亲显得平静多了。按照我多年在国内做记者的经验，这时孩子的母亲应该是衣衫不整、披头散发的样子才对，面对话筒或者语不成调，或者声嘶力竭，甚至有的还会寻死觅活地哭着：“我不活了，我的儿呀……”这个母亲的表现令我颇感意外。

第一天很快过去了。第二天，我们一大早就去了凯瑟琳家里。在摄像机还没打开前，她对主持人及我们提出要求，她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冷静，情绪不要过激，用词也要中性，比如报道中不要反复用歹徒、残忍、卑劣等词，只需要把事实告诉人们，表示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就行了。

旁边警察局负责此案的高级警官汤普森向凯瑟琳投去赞许的一瞥。看来凯瑟琳平稳的情绪也对他们的破案工作十分有利。

我们的节目风格就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主持人罗德里格斯音调降低了，新闻撰稿人尽量用上一些中性的、温和的词句，凯瑟琳平静的面孔又出现在第二天和第三天的荧屏上。她请大家帮助她找到她的儿子，因为“我知道，你们也在为他担心，你们也爱他，他确实是一个好孩子。”最后，她还请那个“带走孩子的人”不要伤害他。

绑架男孩的人打了第一个勒索电话后就一直没了音信，度日如年地到了第四天，终于又有了一个电话。凯瑟琳温和而坚定地对对方说：“请您原谅，我们没有钱。”那个绑架者绝望的声音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得十分清晰：“那我怎么办?我该怎么办?”稍停，凯瑟琳说：“你把我的儿子送回来，你也可以到我这里来。”那边没有再出声，一会儿，电话被挂断了。

我们每个人都捏着一把冷汗。汤普森立刻开始对新的案情分析调查。看来凯瑟琳的做法是对的，我们听从了她的意见，不激化矛盾，保持事态平稳，这在电视台是非常罕见的，我们也在为自己的节目担着风险。但很快我们发现，凯瑟琳哀而不伤、静而不怨、遇事不乱的表情打动了电视观众，他们分明喜欢上了这位相貌平平的女士，每个人都愿意帮助她。

一起让整个多伦多沸腾起来了的事件，却被我们做成了一档安静的节目。我们节目的风格又影响了整座城市，一时之间，好像整个多伦多甚至整个加拿大，都在静静地等待着一个五岁小男孩安全地回到他妈妈的身边。

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男孩还没有回家。我们都有些沉不住气了。警察局的汤普森警官前几天还精神十足，现在也在摄像机前沉默了，在第六天的时候，他不得不告诉人们，男孩生还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绑架男孩的人一直没有再出现。电视台每天都在跟踪报道，绑匪也一定每天都在看节目。

但是镜头一转，凯瑟琳平静的脸庞依然保持着平静。虽然几天下来她明显瘦了，人也憔悴多了。但是只要我们的摄像机转向她时，她都会理理头发，迅速调整好自己的表情和声调，她仍然坚持说，相信儿子一定会回来。我们关闭了机器，她还静静地坐在那里，直到她的丈夫上前去紧紧地拥住她――只有在这种时候，我们极其有限的几个人才会看到凯瑟琳心如刀绞的痛苦。这样的情景她是不会被更多的人看到的。

到了第八天，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局面出现了：汤普森接到了电话，“绑匪”终于决定要投案自首!汤普森激动得一下睁大了眼睛。但看一眼凯瑟琳―一周下来，身边的人显然也受到了她的感染――他尽量克制住自己的激动，装出好像是一个平常电话一样，说：“好的，我们等着你。”

五岁男孩终于回家了。我们第一次拍到了凯瑟琳泪流满面的画面。儿子生死未卜的八天里母亲没有掉下的眼泪，在他归来的时候终于泉涌而出!

“绑匪”是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当罗德里格斯用他才从凯瑟琳那里学到的平静语气向他提问时，这个绑架者居然泪流满面。他语无伦次地说他需要钱，他需要一大笔钱。他是无奈加上一时冲动，才做下了这种糊涂事情。

随着主持人的继续提问，他的犯罪心理过程逐渐明晰：绑架男孩以后，他的内心既充满了恐惧，同时也有一种鱼死网破的决心。

但是第二天，孩子母亲出现了，她的平静令他颇感意外，不觉中也平息了他狂暴的情绪。他十分感谢她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称他为“绑匪”或者“歹徒”。

但是他怎么办啊?他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无法进退的境况，但又必须做出决断。他打出了第二个电话，正是凯瑟琳本人接的，他在电视中已经熟悉了她的面容，那是他犯罪以来看到的唯一一张平静甚至亲切的脸。这是多么奇异的现象啊!他伤害最深的人，他对她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这时她却是唯一能给他提供平静和安慰的人。所以他拿着话筒，不由地就把心底的绝望对她喊了出来：“那我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啊?!”

她居然这样回答：……你也可以到我这里来。

他惊呆了，话筒在他手上慢慢滑落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他继续收看电视。慢慢地他发现电视报道也跟着起了变化，人们似乎安静了下来，气氛不再激烈，凯瑟琳身上那种宁静的、淡淡的笑容是一种巨大的力量，阻止着他干出更坏的事情。有些时候，男孩的哭闹的确让他十分心烦，他几次都绝望地想杀掉他，但是凯瑟琳平静的面容，还有她饱含深情说的话，总是让他下不了手。有时男孩哭着要妈妈的时候，他居然也哭了，他也想起了自己的妈妈……

越到后来，他感到身边的敌意越在减少，忧伤的气氛却弥漫开来，似乎整座城市都在忧伤着，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等待一个小男孩回家，也在等待一个大男孩从犯罪的深渊回心转意。他知道自己再也无力在犯罪的路上走下去了，他感到身心俱疲，也好想回到自己妈妈身边。就这样，他带着小男孩，亲手把他交到了凯瑟琳手中。

我们涌向了凯瑟琳，她抬起泪流满面却笑逐颜开的脸向我们表示感谢。这时，罗德里格斯说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夫人，您不用感谢任何人，是您自己救了您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