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电”两重天

电影传到中国，大约是十九世纪末的事。没想到，在一向以保守、排外著称的旧中国，这种艺术竟然很快赢得了人们的青睐。中国人对这种新事物充满了好奇，尽管票价很高，但人们对电影依然趋之若鹜。在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放映公司绝对不愁票房，每一部电影都场场爆满，在观看的过程中，哪怕只是一个稍微精彩的镜头，观众也会大声叫好、热烈鼓掌，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电影不仅受到普通百姓的欢迎，也受到了官员的欢迎。1905年，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对电影表现出了极大兴趣，在回国之际，端方万里迢迢带回来一台电影放映机和一些拷贝，想让慈禧老佛爷开开眼界。为了保险起见，先在北京的北洋公所试放，但机器出了故障，在维修过程中爆炸了。可是，“电影能炸死人”的危险，并没有阻挡住国人对于电影的热情，人们依然如潮水般涌进电影院中。

电报是一种即时远距离通信技术，但这样一项实用而重要的发明，在传入我国时却颇费了一番周折。

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就纷纷要求在中国架设有线电报机，却被清廷一再回绝，因为那些守旧的大臣们视电报为洪水猛兽，拒绝接受这一新生事物。洋务运动中，李鸿章首先意识到了电报的重要性，于1865年上书朝廷，提出要开办电报局、在中国发展电报事业。但这一提议迟迟未被朝廷批准，原因也是保守派大臣的反对，反对的理由是：“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看明白了吧，这些顽固不化的老朽们的逻辑是：办电报，要架设电线，要挖地三尺，这样就动了祖脉，是不忠不孝之举，且于子孙的前途不利，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吾辈万万使不得！

就这样，在众位老朽的集体反对下，李鸿章的这一动议流产了。直到15年后，朝廷才批准开办电报局。那15年是个什么概念？正是资本主义经济不断上升的阶段，资本市场逐步完成原始积累，朝气蓬勃地大踏步向前迈进，而我们这个老大帝国，却将电报这一重要业务拒之门外。

电报非但受到守旧官员的抵制，也受到老百姓的抵制。百姓对电报非常仇视，认为它是不祥之物。有的人丢了孩子，竟然说是传教士用电报线把孩子传到国外去了，还有人相信电报线能把人的魂儿传走……因此，老百姓就暗地里对电报进行破坏，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砍电线杆，这种方式到了义和团运动兴起时达到高潮，“男练义和团，女练红灯照。砍倒电线杆，扒了火车道”。

电影与电报，虽只一字之差，但在中国的遭遇却是冰火两重天，一个被奉为上宾，另一个被视为异端。按理说，从国家发展进步的角度上来看，电报的实用价值远远高于电影。电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起到重要作用，而电影只是一种娱乐形式。对待电影和电报的不同态度，折射出旧中国的社会心态，人们更愿意把心思用在玩乐方面，因此对电影举双手欢迎，而对电报的巨大价值则选择忽略。

（摘自《西安晚报》 图/黄煜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