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玺印断代方法概论

引言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具备形成一部比较准确比较系统的“中国玺印篆刻艺术史”的学术条件。所谓学术条件,至少应当解决:若干重要印史阶段上现有实物资料的认识盲区;各个时代玺印和重要文人篆刻家与篆刻流派风格的准确评判;各个时期印章制度、印章应用状况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深入解读。从明代以来印学发展的成果与目前的状况来看,以上诸方面是很不平衡的。三者之中,尤以准确认识各个阶段印章的形式、风格特征为构建印史论述体系的首要前提。换而言之,玺印与早期文人篆刻作品的鉴别无疑是印史研究基础性的任务,也是利用印章文字史料的科学前提。离开对存世遗物(包括谱录资料)的准确鉴别,建立在其上的有关印史论述无疑也失去了科学性。

传世古玺印鉴别的工作,自宋代以来伴随着玺印收藏、辑录,事实上已经开始进行。北宋王厚之的《汉晋印章图谱》的出现,南宋淳熙初年王俅撰《啸堂集古录》将古玺印与金文一并辑录,都表明玺印作为古文字之一逐渐受到金石学家的重视。而在同时,以射利为目的的古印伪造大约也开始滋生。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中已经出现了误收的伪印;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著录《传国玺谱》所摹的“传国玺”,赵氏即辨为“不古”。明代以来藏印风气日益盛行,旨在保存史料和传播印章艺术的集古印谱与摹古印谱也随之出现,客观上刺激和便利了赝品的制作。以今天的认识水平考察明清两代的古玺印谱录,大多不免间杂伪品。清乾隆间吴好礼在《秦汉印集》跋中谈到当时:“遇有售者,不敢独断,与二、三鉴古君子考核真赝,辨析毫芒。”可知其时仿造的“秦汉印”已不在少数。至于像《意@古今官印蟆分类所录多属伪品的印谱,在清代民国时期也并非绝无仅有。宋代以来的古印赝品,有不少目前还收藏于公私之家。随着文物收藏为更多人所喜爱,时下新滋生的伪品更是层出不穷。掌握鉴真辨伪的方法无论对于保证学术研究的纯洁性还是收藏者的实际利益,都显得尤为迫切。

现实的需要将玺印鉴定学推向更为前沿的地位。

玺印的鉴定包括断代和辨伪。辨伪是收藏的防线,辨伪和断代都是学术研究的起点和实物史料准确利用的前提。两者之中,断代又是辨伪的基础。毫无疑问,准确掌握断代的标准也就具备了最基本的辨伪能力。因此古玺印的断代是真切认识古玺印历史价值、欣赏古玺印艺术的学术准备。

古玺印的断代研究,同样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汉晋印章图谱》的考释文字已体现出初步的断代意识。其后,以明代顾氏《集古印谱》为代表的玺印谱录,都沿循这一体例而在分类上渐为具体明晰。在陈陈相因的几代藏印家将古玺印遗物统称为“秦汉魏晋印”之后,晚明朱简率先在《印章要论》中指出古印中有“先秦以上印”,实际上判定了古玺的时代。至晚清,古玺与秦汉印的时代序次在谱录中逐渐体现出来,这种序次即表明了断代认识的进展。晚清瞿中溶的《集古官印考证》既是一部考辨官印文字史料的著作,同时也代表了当时对历代官印进行断代的方法和认识水平。陈介祺的《十钟山房印举》是一部未完之书,突出地体现了他对于真赝的鉴别眼力和细密的类型划分。《印举》所录万馀印,极少有伪品杂厕,是晚清集古印谱中鉴别最为精审的大型谱录。从现存的面貌来看,其重在分类而兼顾断代,编集过程中陈氏也力求作出时代鉴别,这在《十钟山房印举》(稿本)中得到明确的体现。在现代考古学方法尚未形成的条件下,明清两代金石家、藏印家,主要是利用文献记载,同时也开始探索从文字特征上进行断代。除了古玺、秦汉印以外,唐宋元官印虽尚未形成明确的鉴别标准,但一些印谱的编排已经体现出粗略的时代序列意识。民国初年罗振玉所编的《隋唐以来官印集存》,是在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出现以后,首次以断代体例集辑隋唐宋元官印的专谱。至此,古玺、秦汉六朝印、隋唐宋元官印三个分类板块的认识基本上成为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玺印鉴别研究的阶段性成就。

在其后相当一个时期内,由于社会的动荡,学术环境恶化,玺印研究这一冷寂的门类尤其处于问津者稀的状况,断代方法与断代认识未有标志性的突破。汉至南北朝官私印、唐宋元私印这两个玺印系统内的具体断代标准,人们的认知显得比较模糊。例如,“汉印”和“宋元印”就是中国印史叙述中长期群不明、外延宽泛的概念,文物界和篆刻界对于中国古玺印史上这两个概念基本上没有越出清末的认识框架。存在于古印遗物中的民族文字印章的辨识与译释尤其近于认识空白。可以想象,在此基础上得出的有关印史“盛衰”时期结论和艺术高下的评价,显然难以合乎历史的真实和发展的逻辑。古玺印与明清篆刻史的研究,严格来说仍然是一门幼稚学科,需要更多的研究者长期投入,逐步建构。

近三十年来的推进令人乐观。就古玺印的断代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科学考古的展开,发掘出土的战国至明清玺印为传世品的断代提供了形制学的条件。罗福颐先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撰述的《古玺印概论》以及八十年代前后 主持编纂的《古玺汇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徵存》等著作,在总结前人认识的基础上,以文献与考古发掘资料相结合,勾勒出战国秦汉南北朝玺印风格演变的基本轮廓,在古玺和秦汉南北朝官印的鉴别研究方面作出了具有开拓性的探索和贡献,也为这一阶段印史的后续研究奠定了重要的资料基础。近二十多年来,由于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工作的展延,文物考古界的其他学者也分别从不同的时段、类型展开具体深入的专题探索。古玺印鉴别研究不断有所突破,学术指向更为深入,触及到既往存在的许多缺环或者基本未曾展开的方面。主要表现在:断代标准的具体化以及向分期、分国层次延伸;若干阶段玺印资料的空白得到填补;玺印、封泥的辨伪方法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等等。以具体的课题而言,近二十多年中古玺印研究取得显著进展或形成热点的有以下若干方面:

中国古玺印起源;古玺文字的考释;战国官私印的分域;秦汉官印封泥的集中发现与史料研究;秦私印研究;成语印、肖形印的类型研究;秦汉魏晋官印的断代分期研究;新莽官印的鉴别研究;秦汉魏晋封泥的断代方法研究;匈奴语官印的研究;东晋十六国与南北朝官印的分国研究;隋唐官印体制与形制研究;唐、北宋私印的鉴别标准研究;金、元官印及元代私印的鉴别研究;契丹、西夏文字官私印资

料的发现与初步释读;花押起源与

分类研究。此外,巴蜀图符印的

性质,也已经为一些学者的论文所涉及。在整个古玺印研究领域,玺印文字与玺印封泥断代、玺印文字的史料学研究成为近二十多年来比较前沿的学术课题。在鉴别断代研究方面,初步形成了比较科学的断代方法和历代玺印形制的鉴别标准。研究资料的大量发现与公布,为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良好条件。这是以文物考古界的专业工作者为主体,各方面研究者共同参与的结果。完全有理由相信,再经若干年的努力,充实目前尚嫌薄弱的若干时段的形制、文字鉴别标准,解决若干重点时段分期、分国盲点,我们应当接近本文开头所述的目标。

历代玺印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产物,因此古玺印断代鉴别涉及诸多相关学科的知识,才能解析其中多方面的信息。诸如古文字(包括民族古文字),字体书风演变,历代官制与印制,历史地理,不同时期铸造工艺等一般鉴定学常识都是断代研究的学术基础。显然,玺印篆刻鉴定与篆刻艺术创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当然,前者也应当具有一定的书法篆刻艺术的鉴赏修养。断代研究工作的实践性很强,多看、多接触、多比较,增强感性的经验,就容易把握其中的规律。将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转化为自己的认识,是鉴定入门的捷径。历代玺印文字、形制演变有其一般的规律性,这是主要的方面;同时也会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某些特殊现象。但是,这种个别的特殊性置于一定的时空背景下,又必须是合乎情理的,而且本身的形质方面不存在作伪的痕迹,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暂予搁置,继续研究,而不轻易下结论,这也是断代研究以至于在鉴别工作中会遇到的情况。断代鉴别既是学术,就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

玺印的鉴别虽然包括断代、辨伪两个方面,但具体对象未必都需要从断代和辨伪两方面独立进行研究,如科学发掘品(窖藏、遗址采集除外)一般就不存在辨伪的问题。但辨伪却往往需要以正确的断代标准为判断依据,而断代结论又来自于对各个时代玺印特征的准确把握和文献资料的综合运用。因此,鉴定学研究无疑应当将两者结合起来。

玺印断代的依据

传世古玺印的断代,主要是依据鉴别对象的主要构成要素来作出时代属性判断。这些要素可以归纳为三方面:

1. 文字及其印文所涵内容。

2. 印章的形制,包括印钮、印台、印面大小等。

3. 质料与工艺特征。

断代研究中需要分析的首先是印章本身所涵的文字、形制、工艺等特征,这些特征隐含着时代的信息。一定时代的制作,不可避免的具有这一时代的种种标志。这是其本身所具有的条件。问题是我们如何去解析它。首先,现代考古学为认识传世文物提供了形制学的方法。考古发掘出土的具有明确年代的古玺印,可据以抽象出文字、形制、工艺特征,归纳这些特征就成为我们判断同类传世品时代的标准。其次,印章主要是表现文字的器物,而文字的演变也是有同时代其他遗物可以参照的。利用已明确时代的文字书写特征作为参照,也是判断时代的重要条件。

利用文献资料来研究玺印的时代归属,是传统的方法之一。许多印章包含着某些时期特有的职官、地名、人名等信息,通过文献可以求证出其时代。准确地引证文献并获得排它的结论,也是科学的断代方法。这类玺印与考古发掘品一样,都可以成为玺印鉴别的标准品。由于科学发掘出土的玺印数量有限,传世品中具有文献依据的玺印是断代标准序列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这样一个标准序列,大量不具备文献求证条件的传世品,便得以推定时代。下面,我们分别从三方面具体介绍玺印断代鉴别的基本依据和方法。

一、字体与书体

历代玺印文字是有规律地演变的。印章文字受到制度和习惯两方面的制约,变化相对缓慢,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系统。这是它的一个特性。因此在相邻的时代,文字风格特征往往具体而微。举例来说,西汉和东汉官印的文字,主要在于笔势出现了细微的变化,笔形的变动较小。西汉印文到中晚期尚具一定的圆势,一些标志字的笔形保留着比较严谨的篆意,“太t丞印”(图1)为东汉官印,其中“丞”字末笔成一横画,与西汉晚期的“卑梁国丞”(图2)相比,就显得不同。而从整体上看,前者笔形方峻之势更为明显。这是文字由篆向隶演变过程中印章文字书法的渐变。说明随着社会通行文字的演变,印章文字的体势、笔形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这是相邻时期文字体势、笔形的渐变现象。字体的变动是书体书风演变由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因而往往经历较长的时期表现出来。但有时也会出现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这是由于印章体制或社会环境的重大变动,造成印文字体或体态的明显转变,如南北朝与隋唐之间的字体更替便是如此。相比较而言,印文字体变化一般反映的是较长一个时期尺度。中国玺印文字大体经历了如下几个演变阶段。

战国文字 战国古玺文字是特征比较明确的文字体系,其中又具有不同地域(国别)的风格,如晋系(赵、魏、韩)、燕系、楚系、齐系、秦系。古玺文字以结构错落参差为突出构形特色,同一地域各种器物如陶器、铜器、钱币等铭文往往具有共性。(图3)

秦篆战国秦系文字在秦统一后成为官私印文的主体。(图4)形体进一步趋向平正,形成方中寓圆,但仍存欹侧的风格。官印文字由于统一专署制作,书写较为规范,并对私印风格具有引导性。秦篆印文直接影响到汉代印文书风。

汉篆由秦“摹印篆”约定俗成,成为专用化的书体,风格较社会一般使用的篆书更为平正端方。秦、汉定制“摹印”为专用书体之一,以适应印章的特殊形式。这一书体沿用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但是西晋以后书写渐趋于草率,其程度与时代推延大致可成正比。(图5)鸟虫书为小篆变体,是出于美术化而形成的非主流书体。(图6)见于汉代部分私印中,尤以玉印为多见。笔画曲,有繁简两种形态,有的以鸟、虫、鱼等形态饰为笔画。魏晋以后,鸟虫书印文消失。

悬针篆作竖笔引长,收笔悬针之状。(图7)见于魏、晋及南朝私印。魏晋以后的悬针篆印文多见于六面印,亦有一定的地域性。

鸟虫书与悬针篆都具强烈的装饰美化倾向,时代上下限也比较明确。

隋唐小篆隋代官印定制为朱文,仍以小篆为印文,但体态与秦汉不同。其特点是结体疏散,笔画以圆弧为主,文字结构、笔画不甚合于规范。(图8)

九叠篆以屈曲折叠笔画为特征,是唐代以后由小篆印文逐渐向平正化演变的结果。北宋官印稍见盘屈,南宋曲迭加甚,金、元汉字官印笔画完全平直排叠,明清官印愈见茂密。同时期私印亦有部分受其影响。(图9)

柳叶篆明代制度规定将军印文用柳叶篆体。(图10)其笔画起收尖细,形似柳叶。清代在柳叶篆之外,又加芝英篆、尚方大篆、悬针篆、垂露篆等,与帝后的玉h篆相区别,作为不同等级之标志,故亦具有明确的时代特点。

除了汉字篆体以外,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曾经采用自创的文字入印。古玺印中见有契丹字(辽)、西夏字、女真字(金)、八思巴字(元)、和满文(清)等。(图11)这些文字可以作为鉴别时代的直观依据。

根据以上粗略的印文分类,我们看到,辨识不同印文字体并了解其流行的时代,已经可以对一件古印的时代作出“模糊判断”,即将具体玺印的时代定位在一个区间。然后,再依据形制等特征作出进一步分析,形成更为具体的断代结论。

古玺印的文字书体风格总的来说是随着时代推移而演化的。但玺印文字在秦代以后至北朝,由于制度的约定,长期地采用“摹印篆”体,形体变化呈渐进的特点。隋唐至两宋时期也是如此。既不会跳跃式超越,也不可能大幅度逆转。在了解主要字、书体的流行时代后,再进一步熟悉其中更为具体的演化表现,判断印文的时代就更为准确。

举一实例来说明:笔者在流出海外多年的贾似道藏本《淳化阁帖》上,发现该帖钤有“艺文之印”,(图12)过去向未被著录家所重视,这是由于历史上对唐宋印文还缺乏深入认识所致。而这一印记在今天看来却具有明确的北宋时代风格特征。将其中的部分文字置于唐宋官印印文演变序列中,印记的年代就水落石出。(图13)

与印文字体、书体有关还有文字笔画的形态。笔画形态和文字结构、体态共同形成印文风格。

一般而言,秦和西汉的官印,笔画较细。东汉官印则逐渐变得粗实丰满。东汉印文笔画已经基本上失去了西汉那种呈现圆意的上弧笔势,变得比较平直。西晋印文笔画更为挺拔方正,圆势消失,但转折仍作裹锋形态,不露圭角,线条则较东汉官印略为细劲。(图14)这是和东晋、十六国印文相区别的界限。东晋、南朝的官印以“凿印风格”为主,但并非完全是凿刻而成。笔画简率、尖细表现为猛利的风格,不再出现汉代那样匀满、浑厚的线条。北方十六国的印文,也表现为转折取方,刀法犀利的面貌,笔画往往呈现尖起尖收或尖起粗收的形态。但在十六国至南北朝的官印中,凿刻成文的工艺逐渐成为主流,温润匀整的笔画不复再现。

私印风格的转变相对缓慢。东汉至西晋私印以“满白文”形态为主,在三国、西晋时期,朱文铸印的形式也比较流行。此期在书写和铸造工艺上保持工致谨严的风气,笔画匀整流畅。(图15)“满白文”和朱文印是汉晋时私印的主要风格,与官印有所不同。汉晋时期私印的线条形态与同时官印也有所不同,是各自出于不同的制作系统所致。如汉代私印有朱文和朱白文相间的形式,东汉晚期至西晋流行朱文套印,成为工整谨严的典范。

北朝官印的笔画或细劲,或粗朴,都与凿刻的工具与方法有关。(图16)与汉晋时期相比,结体、笔形草率,凿痕显露,章法疏散,易于与其他时期相区别,如附图一类粗简的笔画,都属北朝的风格。但具体断代分国则需根据官制、地名与钮式等因素作出进一步判断。

北朝政权屡有更迭,工艺传统懈驰,凿印出现二种基本的形态。一种类似汉印那样粗细一致的线条(图17),但出自于平口推凿方法,笔画底部呈平坦状,与汉印呈“V”状不同,同时文字、结体也不同;另一种为尖口凿刻,线条较细,起收形态分明。(图18)这两种线条形式都成为与其他时期以及南朝玺印相区别的鉴别点。

隋唐以后官印转为朱文,私印也多因循之。圆转为主的笔形,是隋唐印文的一个标志。经北宋过渡,在南宋时期形成平正曲叠的笔形。由于铸造工艺的变化,此期线条比较粗朴,交笔处常有“粘连”状的形态。

金、元、明官印的笔画完全平直,颇见锋芒,是转为凿刻工艺所致。这一时段的私印因字体不同,笔画形态相应变化较大,但与官印的风格仍然存在一定的联系。

二、玺印的自名

包含在印文之中的自名,是断代的直观标志之一。历代玺印先后出现过不同的自名,社会对印章的称名也有不同时代的特点。因此,根据印文中含有的自名,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一部分印章的时代。自名也是认识玺印性质的依据之一。

玺今人对战国和战国之前古印通称为古玺。这是因为战国古玺中常见以“玺”作自名,如“行士之玺”。“玺”是古人对印章的称名,印文中有作“”“|”、“”等不同写法,是当时文字异形的表现。秦汉以“玺”作帝、后、诸侯王印的专名,一般官印和私印不再自名为“玺”。“玺”字写法也固定下来,如“皇后之玺”、“河间王玺”。其后历代帝、后印章仍有沿用此制的,成为官印中的最高等级。

印秦汉以后,帝王以下的百官印章自名作“印”,私印也多如此。在官印中,“印”成为等级标志之一,是低于“玺”、“章”的一级。隋唐以来“印”的等级意义不像汉代那样严密,仅与“朱记”构成官署与僚属的界限,在明清,又与“关防”具有高下与职别不同。

章西汉中期,另立五字官印,形成新的自名曰“章”,也有“印章”连用的,是秩级为比二千石以上官印的新标志。(图19)“印章”遂成为后世的一种习称。从隋代开始,官印取消了自名“章”的规格。因此,出现“印章”、“章”的上限为西汉中期,下限为南北朝。但宋元以来,一些文人印章也偶有效法古制,以“章”为姓名、别号的后缀,需要加以鉴别。

印信汉晋时代私印中出现的自名,(图20)隋唐以后不再流行。但宋元以来私印仍偶见以此为姓名的后置,为仿古的表现之一。

朱记唐、五代时期一部分武职官吏和较低等级的官署印自名为“朱记”和“记”。宋元时代沿袭此制,私印则以“私记”为自名,但有时二者之间并不严格。后世遂以“朱记”来指称印章。

宝唐代武则天时改帝玺称“宝”,其后历代帝、后印章“玺”、“宝”间用。“宝”成为帝、后印的专名,由出土前蜀王建的“谥宝”可证。民间印章则不用此称。

关防元代出现两合的半印,自名有“关防在心”,是“关防”首先出现于印文之例。(图21)明代以两半相勘合发生凭信效力的官印称为“关防”,后来有所演变,两半印勘合的形式弃用,但仍 以“关防”自名,印形作长方,等级较“印”为低,是清代官印职别的标志之一。

明末李自成农民政权制作的官印,用“契”、“符”、“信”为自名,使用时间短暂。

见于印文中的自名主要是以上几种。这些自名都有一定的流行时代,可以作为断代的依据或参照条件。此外,人们对于印章的称名还有“图章”、“押”、“印戳”等。其中“押”又是特指宋元时期一类花押符号印或花押与文字并存的私印。这些都是后世对印章的俗称,并非印文中的自名。

举例而言,封泥“九真太守”、“九真太守章”(图22),我们依据“章”字出现在郡守官印中始于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即可将两者的先后区别开来。“祝遵印信”按“印信”自名出现的时代,此印应属于东汉至西晋之间。再结合其三套印的辟邪钮、形制和文字,可断为西晋。

三、官职与地名

官职、官署、地名是官印文字中的主要名词。也是判断官私印的根本依据。私印文字以姓名为主。有些人名见于文献记载,也具有断代佐证的价值。这两类内容,就史料价值而言,官印的内涵比较丰富,与一定时期的职官制度相联系,因此,考订其职官的存在时期,是断代的技术路径之一。在断代研究过程中,战国、秦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大体上可以作为虽有一定前后联系又有很大区别的三个职官体系来看待,这样可以将印文中具体官职名置于较集中的范围中进行考察,避免无的放矢。

战国时代官制各国不相统一,常见于印文中的官称有:司徒、司马、司寇、司工、相邦、宗正、将军、大夫、啬夫、工师、连尹、莫獭⑿惺康鹊,还有官署之名,如“都”、“州”、“关”、“里”、“禀”等。这些职官或官署名多具有国别标志意义。如“相邦”为三晋官制,“工师”属齐,“连尹”、“莫嚣”系楚国职官,可以据此作出分国。秦的官制主体上另为一系,并为西汉以后所承接,其体系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及新出秦封泥。在秦汉印中常见有各种主掌职事的令、丞、尉,武职有各种将军、都尉、校尉、司马、候,郡有太守、都尉等。王国的官制也比照中央的一套职官系统。熟悉这些职官,并与文字特征联系起来,就可以对官印作出基本时段的定位。如王莽改郡太守为“大尹”,县令为“宰”,则封泥、印章中出现其官名,即可以断为新莽时代。又如“典书”、“典祠”、“典医”都是西晋时的官制,其印章的时代属性十分明确。至于一些延续性较长的职官如“太守”、“都尉”、“司马”,则在纳入秦汉印系范围的同时,需要结合其文字风格与形制分析,才能作出更为具体的结论。如“广宁太守章”,(图23)其形制硕大,印文凿刻粗率,按广宁郡北魏在朔州,可以确定属于北朝。

官印中的地名也是断代的条件之一。历史上郡、县建置发生过不少变化。如“⒋ê蛴　狈饽,“⒋ā奔础叭川”,《汉书•地理志》记载秦置三川郡,汉改为河南郡,据此可定封泥为秦代。又如“阴密男章”,《魏书•地形志》记载泾州平凉郡有阴密县,《周书•卢辩传》又载北周封郡县五等爵者,皆加“开国”,以此衡之,此印的时代应在北周之前的北魏或西魏。

隋唐实行三省六部制,官署、职官名目发生很大变化。官印主要性质转为官署印。除武职官吏外,省、部及郡县职官本人不再佩有个人的官印,故州、县官印中也就不再出现如秦汉南北朝时期的“令”、“丞”之类官职。宋、金、元、明、清时代在此基础上都设置了一些特异性的官署或职官。它们有一定的前后相承性,也存在前后的变化,有一些职官仅出现于某朝。比如“行省”,为元代在各地分置的中书省派出机构,后来即废除。“都虞侯”为唐代后期置,辽代以后废。“都点检”为五代所置,至北宋废。辽金又复置,至元时又废。根据这些职署的置废情况,再结合印章的其他特征,一般是不难作出判断的。

举例来说,一方古印的印文属于比较平正的摹印篆体,印文五字,其中自名为“章”,印文涵有官称“都尉”,就可以据此将印章的时代,限定在西汉武帝至西晋之间。因为,一,满足“都尉”和“章”出现在一方印中,是武帝改变比二千石以上高级官吏印章自名后的印制。这就确定了印章上限。二,西晋以后,官印的文字书体出现较大的转折,失去平正的规范,与此印风格不相类。这就决定了印章的下限。至于进一步要判断其属于西汉、东汉、三国、西晋的具体时代,则需要从印文风格,钮制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