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北京带来岭南文化的广东会馆

明清以来，众多广东会馆陆续在北京建立。这是民间同乡会自发组织的驻京机构，因而在文化上为北京飘入熏风南来的粤韵。会馆不仅是进京赶考举子的居住场所，也是广东籍来往官员的政治中心，所以又与官府频繁往来。在广东会馆中传来朗朗书声，时常有双语官话，每逢年节经常组织昆弋酬神堂会或团拜堂会，这些文化活动影响着北京这个五方杂居的京师。

广东在京设立会馆的状况

广东在京设立会馆最早可追溯到明永乐初年（1403），至解放前夕已有40余所。民国以来，广东会馆或年久失修或易主变更，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居住在广东会馆的广东人四散奔逃。致使有些会馆被外乡人强占，也有滞留的广东籍人将房产转租外赁，所以清代广东会馆应比现在多些。

广东会馆多设在原宣武区，如：番禺的新旧两处会馆分别在前青厂胡同和上斜街，东莞的新旧三处会馆分别在上斜街、烂漫胡同和珠朝街。韶州的新旧两处会馆在上斜街和前门外大江胡同，高州会馆的两处分别在潘家胡同和贾家胡同。新会邑馆在粉房琉璃街，潮州的三处会馆分别在菜市口胡同、延寿寺街和海柏胡同。兴宁邑馆在潘家胡同，协中会馆在棉花头条，高郡会馆在贾家胡同，廉州会馆在粉房琉璃街，琼州会馆在大外廊营，焦岭邑馆在虎坊桥，南海会馆在米市胡同，雷阳会馆在裘家街，顺德邑馆在海柏胡同，顺德西馆在永光寺西街，顺德南馆在菜市口胡同，顺德新馆在天景胡同，三水会馆在保安寺街，仙城会馆在王皮胡同，香山会馆在珠朝街，嘉应会馆在香炉营头条，肇庆会馆与肇庆西馆在铁树斜街，七邑会馆在前孙公园胡同。以上会馆都在原宣武区境内。

也有一些广东会馆设在原崇文区，但相对较少。不过，草厂头条的广州会馆却是明初最先开创的老馆，而西打磨厂的粤东会馆清初就有了。此外还有长巷四条的南雄会馆、西打磨厂的潮郡会馆、草厂七条的惠东会馆与惠州新馆。在原崇文区除了会馆外，还有祠堂、庙宇以及坟茔义地，如龙潭湖畔的广东义园、广东先烈祠、袁督师庙等。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粤东会馆有两处，另一处坐落原宣武区南横中街；广州会馆也有两处，另一处坐落原宣武区的韩家潭，则是李渔设计的芥子园。

上述这些会馆随着北京旧城改造大部分已拆除。

广东会馆是京师的岭南大学堂

广东在北京的会馆不似山西、陕西、安徽、福建等省兼有商业以及其他行业，大多数是为科举士子们提供寓所。这些读书士子有自己的读书圈子，聚会之所自然选在会馆的厅堂。在原宣武区的广东会馆彼此相临最远不过二三里，最近的在同一条胡同甚至门对门。所以，旧时这些广东籍的举子彼此谈诗论文，相互督促学业或郊游结社井然有序，北京的广东会馆可谓是京师的岭南文化学堂。

这种同乡举子的读书风气不仅在广东籍学生中相互影响，也影响着其他省份的士子们。可以这样认为：相对集中的会馆就是一所没有校长和行政管理干部的大学校，而各省士子们云集的会馆使北京南城俨然成为一座大学城。

早在明代前门东的打磨厂、兴隆街、草厂一带就有多家书铺，出现过很多书院学堂以及会馆中的义学。资料记载，明代京城有著名的十三家书铺，除了经史子集外，还刻印杂剧传奇剧本。其中的永顺堂、金台鲁氏、金台岳家、国子监前赵铺、刑部街住陈氏、宣武门内铁匠胡同叶铺、太平仓后崇国寺牌楼张铺、京都高家经铺、隆福寺、二酉堂、洪氏剞劂斋等都是老字号，正阳门汪谅金台书铺、崇文门内观音寺胡同党家等也距会馆很近。其中的“二酉堂”在解放前后还在营业，还专门标明“老二酉堂”的品牌。至于琉璃厂更是读书人经常光顾的文化街，这里亦是会馆云集之处。

清末，“”缘起圣地就是在菜市口米市胡同43号的南海会馆，这是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发起的一场变法维新运动。康有为于光绪八年（1882）来到北京参加会试，在南海会馆撰写奏章上书皇帝后才形成维新的念头。

南海会馆的七树堂是康有为亲自定名，因小院内有七棵树而名。他居住的北屋是旱船式建筑，窗棂上镶嵌着近代西洋五彩玻璃，被康有为题名“汗漫舫”。院内假山叠石围廊环抱，廊壁间镶嵌着15块苏轼观海棠的石刻。

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又来到南海会馆，于4月22日夜在七树堂撰写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5月2日，以广东为首的十八省参加会试举人们会集在宣武门外达智桥12号松筠庵杨椒山祠，在此签名上书者共有1300多人。当日，康有为同这些举人们一同到都察院上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康有为考取进士后任工部主事，在南海会馆创办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这时还创办了“强学会”为变法维新铺垫。光绪二十四年（1898）1月5日，康有为又在南海会馆成立了“粤学会”，4月12日，与御史李盛铎在南横街的粤东新馆戏台，召开全国性政治团体的“保国会”，有两千多人参加这次会议。6月11日，光绪帝颁诏：“明定国事，变法维新”，自此将要废除了八股科举的数千年传统。9月19日，慈禧太后由颐和园回宫干预朝政，命荣禄抓捕在京维新党人。9月28日，以康广仁、谭嗣同、林旭、刘光弟、杨锐、杨深秀等六君子在菜市口刑场慷慨就义而告终“”。

民国十五年（1926）8月，康有为先生来到南海会馆，并到菜市口刑场凭吊罹难六君子，转年在青岛病逝。

梁启超是康有为先生的弟子，在“公车上书”运动中身先士卒。他是广东新会县人，住在虎坊桥西的粉房琉璃街115号的新邑会馆。在会馆的中院内有三间北房，梁启超为这三间居室取名为“饮冰室”。他以此为洞房结婚，也在此传播维新改良主义。民国五年（1916），梁启超在新邑会馆饮冰室起草了《保国会章程》，策动讨袁称帝活动。

因康梁维新改良主义的失败，以广东人为先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却遍布南方各省。此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客居会馆的文人突然减少，呈现出残破凋零的景象。直到民国元年（1912），袁世凯就任民国总统后，又使北京成为首都，北京各省会馆才开始短暂地繁荣起来。广东省是中国民主革命发源地，所以北京的广东会馆又开始应接不暇了。

好运不断的中山会馆

有些会馆曾经易名，名称混淆亦在常例之中。民国元年（1912），孙中山先生曾来到家乡的香山会馆。在他逝世后，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先驱，广东省香山县改为“中山县”，香山会馆也随之易名“中山会馆”。

这所会馆坐落在珠朝街五号，旧时称“珠巢街”。这是一条南北的较为宽阔的胡同，解放后因“珠巢”有封建色彩，才改为“珠朝街”。

提起这条街的名称确实有些谶意，这里曾是明代内阁首脑严嵩的花园，香山县籍唐绍仪曾在此客居，后高升为封疆大吏，因而大量捐资修缮，又因香山县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所以坐落在“珠巢”的这座香山会馆，确实给北京的广东会馆带来很多神秘色彩。

中山会馆的广亮大门坐西朝东，一对抱鼓石上雕刻着欢快顽皮的小狮子。油漆主色并不是京派建筑的朱红色，却是在一般宅门府邸不常见的玄黑色，由此可以看出还保留广东建筑彩绘颜色的主色调。目前，中山会馆占地大约五千多平方米，应是广东县级会馆中最豪华之一。经过门道有四块隔扇挡住门前视线，后面三间高大的悬山廊连接着花厅。三间廊子上虽有京派堆云荷花彩绘，整座建筑格局却是地道岭南风格。花厅是三大间卷棚顶的歇山式，周围有回廊围抱。窗阁是广东近代雕花嵌西洋五彩玻璃样式，其奢靡富丽程度可与皇宫御园媲美。花厅内保留有岭南特色的雕花落地罩，雕工细腻程度在一般会馆中难得一见。

香山会馆内建有魁星楼，专门为进京赶考的举子们供奉祭拜。有小戏台一座，如同金代的戏亭样式。早年，小戏台上经常演昆曲，因为这里始终都是清一色的广东人居住，再加上读书人喜静不喜噪的缘故，所以大多钟情昆曲。

在游廊视线内分布着池沼、假山等，牡丹、芍药等花卉在廊檐下栽种，凌霄、爬山虎缠绕在太湖石边，院中种植的桃、榆、柳、梅等树木四季有景。这座主体建筑与花园结合式并带有岭南风格的院落，在当时的会馆中绝无仅有。

在珠朝街这条不足300米的街道内还有东莞会馆，由四所北京四合院风格的院落组成。虽然不像香山会馆那样具有岭南建筑风格，却因有广东客家人居住而别有一种风俗。在当年的两所会馆中经常会出现如此情况，两位广东人见面可以讲不同的语言，而遇到北京人时，却能说不同风格的广东官话。青年举子们读书吟诗的语音也略有不同，特别是客家人讲话的语音就是广东人也要分析着听。

康熙年间，刘玄汉出资购买了这座明代严嵩家的废园，最初是在会馆的南面兴建广东义地，用以安葬客居北京去世的广东同乡。北面还营造祠堂以及阳宅享殿为在京亡故者停灵用。嘉庆初年，因此地逐渐繁华，遂将义地迁到左安门内潘家窖，即今左安门内龙潭湖畔。改造香山会馆时的主体建筑并没太大改变，只是在南面义地上增建两所京式四合房。

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末重臣唐绍仪由朝鲜回京后暂住香山会馆，升官后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捐款，在保留原有建筑的基础上，对窗阁、游廊以及花厅等建筑重新修缮，使得这所会馆保持了原始建筑格局。

香山县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又因中山先生莅临后而身价倍增，此时民众还有些旧时封建思想，便把这所会馆当作“潜龙邸”看待，所以会馆主体建筑始终保留完好，它是广东省设在北京最为富丽堂皇的县级会馆。近来，北京的广东会馆几乎全部拆毁，唯独保留此处，并由政府投资进行了翻修。

（作者系国家一级昆曲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