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足先登者”通吃?

美欧政策多受国内利益集团左右，它们国内企业因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引起竞争力下降，进而需要本国政府祭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它们就中国对九种原材料出口采取贸易限制措施分别向WTO提起申诉，旨在消耗并可能囤积自然资源，正是凸显这一事实的经典案例。

“捷足先登者”意指较早进行商品经济活动并在国际贸易活动及其规则制定中处于主导、主动和控制地位的国家和地区。随着它们在早期通过军事行为作为解决贸易问题的手段和措施日益遭到上世纪50、60年代从殖民主义体系下解放出来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和世界上进步人士的否定，新的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主导地位的方式开始出现，那就是大量新型国际贸易规则的出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多数发展中国家(极少数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各种原因已经蜕变为发达国家或发达国家的盟友显然不在其中)发现，它们虽然摆脱了战争等暴力手段对贸易利益的剥夺，但仍未摆脱“捷足先登者”们主导下国际规则的影响和制约。

2012年3月12日，继年初美欧等国胜诉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的案件，并实现了要求中国对9种原材料出口放松管制(取消或修改相关限制措施)目的后，美欧日等国又对中国有关稀土等战略资源出口限制措施在WT0机制下提出了类似的诉求；而且将来还可对中国的其他资源提出类似要求；现在它们可以要求中国如此，它们将来也可以要求wTO的其他成员如此；只要触及它们的利益且有关资源除了自己国土之外没有耗竭之前，它们都可以本案为例，对他国的自然资源通过所谓的“合法”路径来获取。

本文将以此案为例，揭露“捷足先登者”利用wT0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强势地位以谋取个国利益的本质，以期为发展中国家提出警醒与应对建议。

“原材料案”隐含的法律问题及其折射出的WTO法的本质

该案不仅说明在WTO等贸易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中对有关具体条文的关注和原则的坚持之重要性，更说明我们不能在西方预定的范围内就国际贸易规则进行谈判，而应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争取和维护自己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冷战结束后，WTO的成立让发达国家对他国的自然资源的获取有了更多的“合法”渠道：通过国际贸易制度，或借助于知识产权工具和资本在投资等形式下可以实现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进行和平的掠夺、干涉和利用，或借助于贸易方式通过国际市场廉价获取原材料。一旦发现有不如意之处，利用自己熟悉的规则和娴熟的技巧，舞动申诉大棒，到有关国际机构。WTO的DSB(争端解决机构)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美欧墨要求中国取消对9种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等就是例子。当然，如果通过所谓的国际贸易制度得不到，如石油、天然气、阿富汗丰富的稀土资源等，就不惜以种种理由，如以“人道主义干预”、与“恐怖主义”分子有关联的合法政府、所谓反对独裁支持民主等为幌子煽动有关国家内乱，然后从中渔利；甚至在这些难以达到目的时，明目张胆地发动战争。

实际上，40多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保障反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遭受更大的灾难，它们的自然资源通过各种方式被发达国家掠夺，如投资开办的各种利用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公司或工厂，让发展中国家依然成为原材料供应地，在技术上没有任何进步；而且更可怕的是，这种情况把污染留给发展中国家，让发展中国家承受发展的代价，背上污染环境、温室气体排放等沉重包袱，影响本代人和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

WTO体制下虽包含诸多复杂的协定，但贯穿于这些协议的基本原则从形式上看是简洁、明了的，即建立wTO多边贸易体制基础的原则有：不歧视、更开放、可预见与透明、更有竞争力、更利于欠发达国家和环境保护。其中保护环境原则意指WTO协议允许成员方采取措施不仅保护环境，还保护公共健康与动植物健康；但这些措施同样适用于国内外企业，即成员方不得将环境保护措施变成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在WTO一揽子协定下，全球性生产分工表面上已从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分工发展为以技术和知识产权为基础的分工，从产业分工发展到以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其带来的结果是跨国公司对世界的影响进一步加大，它们不仅将同一产品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分布于全球，还将自己的经营范围扩展到与产品相关的其他产业部门，采取多元化战略对一国甚至全球经济发展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此扩展的结果导致跨国公司内部的全球生产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各国产业链上的全球分工格局：发达国家处于高端，在保护自己本国的环境和资源的前提下，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高额回报；而发展中国家继续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主要靠提供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来获取微薄利润，同时又破坏了自己的环境和耗费大量不可再生资源。

此外，在新的利益格局和国际贸易制度下，原有的政治联盟或结盟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发达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如扶持帮助一些与自己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相近而又不会对自己构成竞争威胁的国家快速发展、建立自由贸易区、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给予部分国家普遍优惠待遇等)分化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内部出现分裂，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不再热衷于77国集团活动，甚至站到发达国家的一边；有些发展中国家出于自己利益的选择会针对其他发展中国家采取措施。这些既促使世界原材料和其他初级产品的价格持续下降，也使各国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如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已成为众多产品(包括成品和原材料等)的进口国，如此使那些对原材料或成品有要求的，结盟成临时利益共同体，以从国际市场上获得质量较高但价格更加稳定低廉的产品。一旦出现像中国这样的情况，该利益共同体就会依据所谓的贸易规则对他国施加压力，以获取自己的最大利益。由“原材料案”引发对WTO法解释规则的异议：

国际法原则应高于贸易规则

“原材料案”带来的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WTO规则是贸易领域中的规则，若其某一具体内容与具有更高效力的国际法原则发生冲突，该如何处理?是以国际法原则为准还是以贸易规则为准?本文认为，应以国际法原则为准。下文以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为例来分析。

GATT(关税贸易总协定)1947指出，其制定宗旨是成员方在在处理其贸易和经济事业的关系中，应当以促进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及扩大商品的生产与交换为目的，而各方达成的达成互利互惠安排，或采取的削减关税和剔除贸易障碍及取消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等，均服务于上述目的。而1994年《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成立的宗旨之一是根据可持续发展之目的对世界资源实行“最佳”利用，以既保护和维护环境，又以符合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各自需要的方式，采取并加强利于该目标实现的各种相应措施。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明确规定其宗旨之一是“充分利用世界资源”，它没有涉及保护环境内容；而后者表明其宗旨之一是“最佳利用资源”，说明人类对资源利用的认识已发生质的变化，即进入上世纪90年代人类对贸易与环境的关系给予了更多关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作为整个WTO规则的纲领性文件和框架基础，将“可持续发展”及“保护和维护环境”作为WTO规则体系的最终宗旨之一，其效力显然要高于作为其附件GATTl994及其重要组成部分GATT1947，也高于各成员方加入WTO时的法律文件，如《中国入世议定书》等。因此，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使用，除了寻求使用新的科学的开采方法外，在观念上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变“充分利用”为“最佳利用”；一词之变，意义深远。当然，何为“最佳利用”?谁来判断?这又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不过，我们认为自然资源所有国最有话语权：资源的储量、资源开采过程中的环境影响及对周边人民生活的影响等，并非贸易相对方所能感知和认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