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第三人制度探析

摘 要：仲裁在国际商事活动中被广泛地运用。但随着国际经济交往中法律关系越来越复杂，一些纠纷无法在仲裁中得到彻底妥善地解决。于是，有学者创新性地提出了仲裁第三人的设想以弥补仲裁程序上的局限性。这一设想一提出就引起了颇多争论，至今也未能达成共识。各国的仲裁实践也莫衷一是。本文首先界定出仲裁第三人的概念，然后对学界流行的否定说和肯定说进行评析，最终得出结论--仲裁第三人制度的设立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关键词：仲裁第三人 否定说 肯定说

仲裁制度由于其特殊的优越性，一直在商事活动中，尤其是国际商事活动中被广泛地运用。但是随着国际经济交往中所涉及的法律关系越来越复杂，一些纠纷无法在仲裁程序中得到彻底地妥善地解决。于是，有学者创新性地提出了仲裁第三人的设想，以期弥补仲裁制度在程序上的一些局限性。这一设想自提出以来就引起了颇多争论，直到现在也未能在学界达成共识。各国的仲裁实践也莫衷一是。本文旨在分析现今学界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笔者自己对该问题的一些理解。

一、关于仲裁第三人的界定

（一）观点介绍

关于对仲裁第三人的界定，学界也存在不同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仲裁第三人可以包括以下几种情形：仲裁协议的第三人、裁决执行当中的第三人以及仲裁程序进行过程中的第三人。 [1] [2]

第二种观点认为所谓仲裁第三人就是对仲裁当事人的争议标的有独立请求权，或虽无独立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法律上有利害关系，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参加到仲裁程序中的人。 [3 ]

第三种观点认为仲裁第三人不是仲裁协议的表面签订者，但是由于合同或其他财产关系，对仲裁标的或相关的财产权益有独立的请求权，或无独立的请求权，但仲裁的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主动申请参加、或被仲裁当事人要求追加、或被仲裁庭通知，加入到即将开始或已经开始的仲裁程序中的当事人。 [4 ]

（二）本文赞成第三种观点

第一种界定没有抓住仲裁第三人的本质，使概念复杂化。这种观点中所谓的"仲裁协议的第三人"，实际上因为合同转让等原因承继了原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已替代其成为了仲裁协议的一方当事人；而所谓的"执行裁决过程中的第三人"实际上是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种第三人，因为仲裁裁决的执行所依照的是《民事诉讼法》的执行程序，并没有专门针对仲裁裁决的程序，因此也不必将其中的第三人界定为仲裁第三人；至于"仲裁程序进行过程中的第三人"才应该是我们所要探讨的仲裁第三人，即非仲裁程序的当事人申请参加到，或被仲裁当事人要求追加到，或被仲裁庭通知加入到已经开始的仲裁程序中。但在第一种观点中对其的界定偏重于程序，尤其是介入的时间方面还不够全面。

第二种观点实际上移植了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第三人的概念，忽视了民事诉讼程序和仲裁程序的区别在第三人制度上应有的反映，未体现出仲裁制度的特色。

第三种观点不仅阐明了仲裁第三人的实体内涵，也对其参与仲裁活动的时间和程序进行了界定，抓住了对仲裁第三人进行定义的关键点，是最为全面的一种界定。本文赞成该观点。

二、对于仲裁第三人制度的理论争鸣的一点思考

是否应该在仲裁程序中引入第三人制度，长期以来都是我国仲裁理论界研讨的热点。本文要对该问题进行探析，就有必要将既存观点进行总结梳理，以最终得出自己的看法。

目前学界就该问题存在着两大针锋相对的阵营。

（一）否定说

否定说是较为传统的观点，认为将第三人引入仲裁程序，必会于仲裁制度借以创立的传统理论基础相冲突，违背仲裁制度本质特征，导致仲裁制度与诉讼制度趋同，丧失其优越性。

否定说的理由之一是仲裁第三人制度将违背意思自治原则。他们认为意思自治是仲裁制度的基石，主要体现在仲裁协议的重要意义之中。第三人并非协议的签订者，并没有与仲裁当事人达成仲裁的合意，因此没有参与仲裁的权利与义务。 [5 ]

否定说的理由之二是仲裁第三人制度会使仲裁丧失其秘密性、经济性等优越性。一旦将第三人引入仲裁，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及信誉将难以保障，使仲裁的这一优越性大打折扣。而从经济性的角度讲，第三人的介入会使仲裁程序变得复杂繁琐，导致程序拖延和仲裁费用增加，与当事人选择仲裁程序的初衷不符。

否定说的理由之三是设立第三人制度有违仲裁的民间性。仲裁机构是非官方的民间机构，仲裁庭进行仲裁的权力来源于当事人的授权，而不像诉讼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因此，赋予仲裁机构追加第三人的权力，有可能会损害仲裁机构的民间性。

（二）肯定说--本文观点：基本支持

肯定说认为，仲裁制度在解决现今日益复杂的商事纠纷时有难以弥补的缺陷，而引入第三人制度可以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笔者基本赞同这一观点，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实践对仲裁第三人的需求

一般持肯定说的学者都喜欢举"The Vimeira"案来说明缺乏第三人制度的仲裁程序的不合理之处。该案是一起典型的涉及中间商（middleman）的租船纠纷，起先原租船纠纷中Vimeira轮的船东向租船人索赔而提起仲裁，仲裁庭裁定租船人败诉，理由是该港（Rodenhuizedok）不安全；其后，租船人再向分租船人寻求补偿提起仲裁，分租船人了解到原船东与租船人的裁决原因后，举证此码头曾经有许多比"Vimeira"轮更大的船只安全使用过，并未出现问题。这一举证改变了第二案仲裁庭（与第一案仲裁庭的组成人员基本相同）原先裁定的依据，即以为"Vimeira"轮是停泊该港最大的船舶，最后裁定分租船人胜诉。 [6]

从本案可看出，在某些情况下不允许非仲裁协议表面签订者的第三人加入仲裁程序会直接导致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无法完全解决，使仲裁成为诉讼的"预审程序"，成为诉讼的附属，造成针对同一纠纷的多次审理；再者，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发生多次仲裁与诉讼，从而专家、证人等要多次出庭，造成时间与金钱的浪费；最为严重的情况是，在某些情况下还会直接导致前后裁决的矛盾，使当事人的权益处于不确定性之中。

在现今的商事交往中类似的连环合同或牵涉到子母公司等的纠纷越来越多，如果一味武断的拒绝接纳第三人制度，仲裁程序的纠纷解决能力和对公正的维护将会得不到保障。

2.对否定说的评析

仔细分析支持否定说的主要理由，不难发现，这一派学者之所以反对在仲裁中引入第三人，主要是针对仲裁庭在未经当事人或第三人同意的情况下强制将第三人拉进仲裁程序的情况。

首先，笔者也认为强制性地将第三人拉入仲裁程序并不妥当，但并不是单从意思自治这一个角度考虑的。笔者认为，遵循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仲裁制度最基本的特征，但他并不是仲裁制度的全部价值。仲裁制度的所追求的价值主要还是公正和效率，而意思自治只是实现这种价值的一种方式选择而已。历史上商人们之所以创立并发展了仲裁这一自律形式，并不是要实现所谓的"意思自治"，而是为了避免费时、耗钱并且程序坚硬的法院诉讼，从而实现体现效益与公正的裁决。简言之，"意思自治"本身并不是当事人选择仲裁的目标，当事人选择仲裁作为解决争议方式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体现效益与公正的裁决。[7]因此如果能够有利于仲裁制度本身的价值实现，那么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进行适当的限制也是有必要的。否定说的第一个主要理由没有厘清这一层关系。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赋予仲裁庭强制要求第三人介入仲裁的权力，对于第三人而言并不公平。因为仲裁是一裁终局的，对于仲裁裁决不服则很难有有效的救济途径。法院对于仲裁的监督偏重于程序方面，对实体方面并不是那么有力，尤其对于第三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情况还缺乏救济途径。这是当事人选择仲裁这种便捷的方式所要付出的代价。因此必须赋予当事人自由选择的权力。如果允许仲裁庭依职权要求第三人加入仲裁，就剥夺了第三人这种选择的权力，对其而言是不公平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设立仲裁第三人的大门就被紧闭了。还有两种途径可以选择。第一种是折中法，要求第三人加入仲裁必须经过自愿申请，且经当事人与仲裁庭同意，也就是说只赋予仲裁庭接受或拒绝申请的权力，而没有强制其参加仲裁的权力。这是比较合理的一种办法。第二种途径就是赋予仲裁庭这种强制的权力，但是从其他的配套制度中对第三人的救济权进行保障。问题是这样一来又可能使程序变得繁复，但这些问题可以在技术层面解决。我们不能奢望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兼顾所有价值。冲突是在所难免的，而立法者要做的就是根据实践的需要进行取舍和选择，找到最佳的利益平衡点。

综上，笔者认为意思自治并不是仲裁制度本身建立的初衷和目的，只是为了实现仲裁的价值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因此，否定说以此为理由反对设立仲裁第三人是站不住脚的。况且，还存在有其他的可能解决问题的途径，一概否定未免有些武断了。毕竟制度的建设应当是与时俱进的，与实践需求相匹配的。我们研究者要做的是怎样寻找一种平衡的形式来达到更好的效果，而不是对新生事物的一味否决。

其次，关于对仲裁秘密性和经济性的损害问题，笔者认为这根本不是关键，不足以支撑否定说的论点。与案件有利害关系、足以影响案件裁决结果的第三人，与当事人及所涉法律关系一定存在着较为紧密的联系，本身就可能是知情人；再者，仲裁是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的。因此第三人的加入并不会对商业秘密或商业信誉等造成太大的影响。反过来说，如果断然拒绝第三人的加入，可能导致纠纷无法彻底地解决，此时第三人可能会转而诉诸于法院，通过诉讼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此时审判就是要公开进行的了（依法应当保密的除外），更不具有秘密性。因此，以损害仲裁的秘密性来反对仲裁第三人设立也是没有说服力的。在看经济性的问题。还是假设纠纷未能彻底解决，第三人势必会寻求其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此时又可能产生其他费用，花费更多时间，因此哪种方式更经济还未尝可知。归根结底，要想做到既经济又保密，通过仲裁程序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是最根本的方式，而这就要求必要的时候有第三人的加入。

最后，对于仲裁的民间性不支持仲裁第三人设立的观点，笔者认为主要针对的还是仲裁庭依职权要求第三人参加仲裁的情形。对此前文已有论述。如果能够决这一问题，仲裁第三人与民间性其实也并不冲突。更何况仲裁并不是一个纯民间的纠纷解决方式，它也具有一定的司法性，即学界常说的准司法性，需通过一定的司法权对民间性质的裁决行为进行引导、规范和监督。因此，必要时赋予仲裁庭一定的司法性质的权力也未尝不可，关键是要达到确保仲裁制度更加公正合理的效果。

三、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实践在呼唤仲裁第三人制度的设立，它的必要性是毋庸质疑的，至于可行性的问题，目前主要的障碍是其与仲裁基本理论和理念的所谓冲突。但对这种冲突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我们还有很多变通的办法。尽管具体的制度设计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但这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并不足以对仲裁第三人这种创新性的制度进行全面的否定。因此，笔者主张设立仲裁第三人制度，但要充分考虑到第三人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权，对公正、经济、效率、秘密等价值的一种自主的取舍的权利，对自身利益自由处分的权利。这就要求在一裁终局的仲裁中不能强制性地要求第三人加入，或者从配套规则上对其救济权利进行补充性的保障。

总之，制度是为实践服务的，而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不应忽视现实的需求而死守故纸堆，用旧的理念一成不变的拒绝制度的革新，而应以更开放的心态来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林一非.论仲裁与第三人[J]. 法学评论2000（1）.

[2] 屈广清、周清华、吴丽婧.论仲裁制度中的第三人[J].中国海商法年刊.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0.

[3]乔欣、赵艳群.仲裁程序中不应存在仲裁第三人[N].法制日报，2000-11-19（3）.

[4]丁伟、石育斌.国际商事仲裁第三人之理论建构与实务研究.韩德培等[J].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2003第6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5] 孙志超.仲裁第三人制度问题研究[J].鸡西大学学报.2008（6）.

[6] 杨良宜.国际商务仲裁[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451.

[7] 石育斌.国际商事仲裁第三人新论[C].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4.

作者简介：沈涛（1982-），女，江苏徐州人，上海大学法学院2011级法律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