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之白华” 之瞿秋白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曾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县被军逮捕，6月18日慷慨就义，时年36岁。

向列宁提问的中国记者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个官宦世家。因家道中落，天资聪慧的瞿秋白只读到中学就被迫辍学，母亲也因不堪家庭的贫困而服毒自尽。瞿秋白后来在表舅母的资助下来到汉口，寄居在堂兄瞿纯白家中。1917年春，瞿秋白随堂兄瞿纯白到北京参加文官考试，但是没有考取。随后，他在北京大学旁听。同年9月，他考入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

1920年秋，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为直接采访和报道世界各国大事，决定向英、美、俄诸国派出一批驻外记者。因为瞿秋白在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学习过，且翻译过不少俄国文学作品，所以被选中赴苏俄采访。就这样，瞿秋白成为中国新闻界在十月革命后派往苏俄采访的第一批记者。在俄国工作的两年间，瞿秋白两次见到列宁本人。他也成为中国记者中唯一与列宁交谈过的人，最早向中国民众描绘列宁形象的人。

1921年6月，瞿秋白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们对来自东方古国的记者十分热情，大家都聚过来问长问短。当瞿秋白对大家说中国先进分子准备走俄国革命道路时，一些代表兴奋了，高声叫道：“呀，中国的革命者来了，把他举起来！”在欢呼声中，瞿秋白被众人高举过头，抛向空中。这时，瞿秋白看到一个秃顶的小个子男人站在走廊上，正饶有兴致地看着他。

“啊，是列宁！”瞿秋白兴奋地挣脱人群，来到列宁身边。

“列宁同志，请问你对中国有何感想？”瞿秋白迫不及待地问道。

列宁认真地回答：“俄国人民，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一致认为中国是我们在世界上最亲密的友邦，我们两国人民面临着协力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和欺骗的共同任务。”

接着，瞿秋白提出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中国曾经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蚕食，苏维埃俄国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对于东方民族，是平等看待的，对她的文化尤其感兴趣。”列宁停了一会儿，又补充说：“对于过去沙皇俄国依据不平等条约攫取的中国领土和特权，苏维埃俄国已经声明全部放弃。这是我们平等地对待东方民族的最好证明。”当时，列宁已被誉为“世界革命的导师”，但他却像一个普通的老人那样平易近人。他的谦逊、博学和睿智，令瞿秋白钦佩不已。

1922年1月，瞿秋白参加了在彼得堡召开的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在会上，他又见到了列宁。列宁称他为“老朋友”，与他合影留念，鼓励他和所有的中国同志奋发努力，掀起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狂澜。列宁的鼓励令年轻的瞿秋白无比激动和兴奋，这次经历促使他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2年2月，经同乡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在莫斯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瞿秋白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

1922年11月5日到12月5日，共产国际“四大”先后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举行。中共方面派出由陈独秀、刘仁静等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大会。大会期间，瞿秋白作为中共代表团的翻译，一直跟在陈独秀身边负责口译会议讲话和笔译文件、大会简报等工作。在那段朝夕相处的时间里，瞿秋白给陈独秀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陈独秀回国时，力邀瞿秋白回国工作。就这样，瞿秋白随同陈独秀回到了国内，投身到中国革命斗争的洪流中。

一波多折的革命之路

1927年，以、为代表的公然背叛革命，相继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倒在血泊之中，一些意志薄弱者纷纷脱党甚至叛变。许多人的思想混乱、迷茫、消沉，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夭折了。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认为，中国的革命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背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否则，对莫斯科的威信影响太大。鲍罗廷认为，应由中共中央尤其是陈独秀负这个责任。1927年7月12日，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一周之后，共产国际决定由瞿秋白加入并主持临时中央常委会。在白色恐怖下，瞿秋白主持筹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为党制订新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之前，瞿秋白凭着政治家的敏感，已看到武汉潜在的杀机。他曾叮嘱宣传部的同志说：“我们极可能被‘逼上梁山’，同志们要在思想上积极准备，增强党性，严守党纪，一切听从党的决定。”7月29日，汉口全城，湖北省总工会被解散，《工人日报》被勒令停刊。7月30日，时任35军军长的何键，在汉口下令逮捕共产党员。8月3日，武汉中央下令各军制裁共产党人。在万分危急的时刻，中共中央于8月3日秘密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确定了紧急会议的议程。

在着手筹备中央紧急会议的过程中，瞿秋白协助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起草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尤其是参与起草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具体负责“八七”会议的会务工作。

由于白色恐怖日甚，交通阻隔，音讯不畅，许多代表无法通知，一些已接到通知的代表却无法赶到。直到8月7日，出席会议的人仍没有全部到齐，中央委员的人数也没有超过半数。时间紧迫，多等一天就意味着多一份危险。临时中央针对这种情况，当机立断：只召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委员及湖北、湖南负责人等20多人开会。

“八七”会议的主要议程有三项：第一项议程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作报告，瞿秋白担任翻译。罗明那兹强调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就《告全党党员书》的内容作了长篇发言。在讨论中，、蔡和森、瞿秋白等人作了重要发言，他们一致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决议。第二项议程是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瞿秋白在报告中强调说，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我们包办和消灭我们两条路。过去，党的领导机关犯了错误，现在，党不能再以退让的手段来争得民权，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他在报告中还指出，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有这极好的机会，这极多的力量，我们必须要点燃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策略是进行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与会代表们听了瞿秋白的报告，都热血沸腾，他们表示坚决拥护报告的精神，并一致通过了会议的一系列议决案。会议的第三项议程是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选出了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提名的、由瞿秋白、苏兆征、李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瞿秋白正式开始主持中央工作。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危急关头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八七”会议以坚定的革命方针重新团聚了受到重创的革命队伍，扭转了在党员和工农群众中弥漫的悲观主义情绪，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这也深深地刺痛了当局。瞿秋白被捕后，坚持要杀他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八七”会议后暴动不息，他们认为瞿秋白是动乱的罪魁祸首。

但是，瞿秋白也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他认为中国革命正处于高潮阶段，要不顾一切地发动进攻。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很快陷入了“左”倾盲动主义。随后，各地相继爆发起义、暴动，但均以失败告终，革命力量受到了巨大损失。刚刚有起色的中国革命再次遭到沉重打击。

对于“左”倾错误，作为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确实应当承担责任，后来他本人亦承认这一点。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共产国际在这里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却把苏俄革命的一套简单搬到中国来，并对中国共产党指手画脚。瞿秋白的错误既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顺从国际代表的责任。中共“六大”召开后，瞿秋白留在了莫斯科。

处理“立三”问题埋下隐患

瞿秋白离开后，李立三被选为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中央实际的负责人。但他无视“左”倾错误的教训，仍然拒绝承认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期，反而开始酝酿他的中国革命高潮期的理论和实践。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个决议要将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火车头。李立三说：“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在这一最后的决战当中，可以取得我们的完全胜利。”他提出，以武汉为中心，从南到北，发动武汉、广州、上海、南京、天津、北京、青岛、大连、哈尔滨的城市大罢工和总暴动，并引起帝国主义与苏俄的战争，以实现世界革命的到来。

当这个决议被送到莫斯科时，瞿秋白大为惊讶：“李立三简直是发疯了！”共产国际也大为恼火，派出代表来劝说，可是李立三居然不买账。在共产国际没有同意的情况下，李立三擅自部署了武汉、南京和上海的总暴动。可想而知，暴动一开始便严重受挫。红军在攻打武汉时，16000人的部队损失了15000人；丢失了洪湖根据地；中共地下组织相继被敌人侦缉和破坏；白区党的工作，遭受前所未有的损失。“立三路线”所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针对中国革命出现的新危机，共产国际不得不先后派、瞿秋白回国处理，并解决李立三的“左”倾错误问题。1930年9月24日至28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在血的教训面前，不得不承认了错误。在处理李立三的问题时，瞿秋白只要求李立三作了检讨，而对追随“立三路线”的干部，一个也没有追究。在组织调整时，瞿秋白也是基本维持原先的中央政治局，包括李立三在内，仍然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也就是说，瞿秋白只是对事不对人，实际纠正了李立三的一些具体错误，而不是把李立三“一棍子打死”。这种做法自然不能为共产国际所理解，因为在共产国际看来，李立三不听共产国际的话，就不仅是策略上的错误，而是政治路线的背离，他们希望瞿秋白的处理方式更为严厉和坚决。

果然，193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的来信，信中明确指出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背着“调和主义”的罪名，瞿秋白不可能再担当中共中央负责人。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在上海秘密召开。会议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由于李立三当时已去莫斯科，瞿秋白便成了打击的主要目标。会议最终决定撤销李立三和瞿秋白政治局委员的职务。随后，共产国际将“最出色、最有才华”的王明，推到了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位置上。

遭到遗弃不幸被捕

王明控制党中央后，立即对犯有“政治路线”错误的干部进行处理。当时处理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放逐到莫斯科去，冠以学习或者休养等名义，陈独秀就曾经被建议去莫斯科，但被他拒绝了；二是扔到某个角落或者高危地带，让其自生自灭，瞿秋白就是第二种处理方式的牺牲品。

1933年底，临时中央来电，要瞿秋白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1934年2月5日，瞿秋白抵达瑞金后，立即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教育部，任教育部长。当时，也正遭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斥打击，被剥夺了一切权力。共同的境遇，让瞿秋白和有了共同的感受，因此二人在这一时期接触交往很多。那时，对瞿秋白很有感情。有一次，他们谈了一个通宵，十分投机。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利，战争形势越来越紧张，隆隆的枪炮声震撼着人们的心弦。逃避战事的难民越来越多，红都瑞金一片忙乱，拆卸机器、打点行装、销毁文件，人喊马嘶……这时，瞿秋白的肺结核病又犯了，发着高烧。一天，瞿秋白的好友吴黎平眉头紧锁、满面愁容地走了进来。他先是问询了瞿秋白的病情，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说：“秋白，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了，中央决定撤出瑞金，向西转移。”

“向西转移，到哪里去寻找红色根据地呢？”瞿秋白急切地问道。

“这个问题会上没有说明，我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吴黎平无奈地回答。

“什么时候开始行动？”瞿秋白又问。

“具体时间也没讲，从情形上判断大概就在这几天吧。”吴黎平只能如实说。

“那我得赶快再准备一下。前几天只是听说了一下，不知道是真是假，只草草地收拾了一番。现在既然决定下来了，我得仔细收拾一下。”瞿秋白说。

吴黎平低着头，只得把当天中央的决定告诉瞿秋白：中央要你继续留下做后方的宣传工作。瞿秋白听完吴黎平的话，默默地闭上眼睛，躺在床上久久没有说话。对于中央的决定，他心知肚明，但是他又能说什么呢？

第二天，来到瞿秋白的住处看望。他关切地问：“秋白同志，你还好吧？”瞿秋白答道：“这个时候，你能来看我，我从心底万分感激。”过了一会儿，瞿秋白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你们走吧，我会听从组织的安排的。我从青年时代起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1922年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生虽犯过错误，但对革命、对党是忠心耿耿的，全党同志有目共睹。你们走后，情况一定十分艰难，但我可以坦言，无论碰上怎样的逆境，我都会坚信马克思主义，此心可表日月。”

一队队红军离开，瞿秋白继续留在根据地负责宣传工作。他把高尔基戏剧学校留下的学员编成苏维埃剧团，又把苏维埃剧团分成三个团，分成三路各自独立地在划定的战区内进行演出和创作活动。文艺战士们人人都拿起了梭标、大刀和钢枪、手榴弹等武器，随时准备战斗。根据地的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化，兴国、瑞仓等地相继失守。在严峻的形势下，瞿秋白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秘密撤出，跟随留守部队上山打游击。在异常紧急的关头，中央分局不得不把部队化整为零，将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等人转移后出发。

1935年2月11日，瞿秋白一行从瑞金九堡附近启程前往福建，再转道广东到香港或去上海。2月24日，他们到达福建长汀县，被军队包围。这时，何叔衡已跌落悬崖牺牲，邓子恢被打散不知生死，身染重病的瞿秋白，一个人躲在乱石山上的灌木丛中。军队和地主的“义勇队”一遍又一遍地搜索，瞿秋白和另外两位女同志张亮、周月林最终没能逃过敌人的搜索，不幸被捕。

浩气恸天刑场饮弹

当晚，在一间特别的刑讯室里，军官对瞿秋白进行了审讯。

瞿秋白坦然地坐在木椅上，按事先商量好的口供，缓缓地答道：“本人林洪祥，江苏无锡人，现年36岁……共产党军队打进漳州，把我掳去，送往瑞金，在红军总卫生部当过医生、医助。”

“那两个妇女和你是什么关系？”敌人问道。

瞿秋白神态自若地答道：“那个胖的叫周莲玉，是香菇客商的太太；另一个叫黄秀英，当过红军护士，是和我一起从瑞金逃出来的。”

敌人听完供词，看到没有得到自己需要的任何信息，气得脸色铁青，大喊：“来人，给我带下去用刑，用刑！”瞿秋白被带到刑讯室，吊在大木架子上，两个士兵不停地用皮鞭抽打他，一边打一边继续拷问。瞿秋白咬紧牙关，没有吐露半点我党的秘密。不久，瞿秋白就被打得口鼻流血，昏了过去。正是由于瞿秋白的坚贞不屈，才使敌人逐渐相信了瞿秋白的供词。后来，瞿秋白的保外就医要求也得到了批准。

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瞿秋白被捕的消息泄露了。这一重要情报立即在敌营引起了巨大震动：曾任中共最高领导、主持过著名的“八七”会议的瞿秋白已被捕。电令很快传到看守瞿秋白的保安第14团，已保释出狱的张亮、周月林被重新收押，瞿秋白则被重兵押往长汀。

驻守长汀的第36师师部组成了特种军事法庭，会审瞿秋白。面对审讯，瞿秋白仍坚持原来的供词。军法处长吴松涛突然站起来，指着瞿秋白诈问道：“你不是林洪祥，你姓瞿，你是瞿秋白，民国十六年我在汉口听过你的演讲。”见瞿秋白仍然不承认，吴松涛大吼道：“来人哪，把郑某人给我带上来。”郑某人名叫郑大鹏，加入红军后曾在苏区人民委员会工作，认识瞿秋白。郑大鹏被捕后很快叛变投敌。郑大鹏走上法庭后，一边用手指着瞿秋白，一边献媚道：“他就是人民委员瞿秋白，我敢用脑壳担保。”吴松涛一边看着，一边狞笑起来。法庭上的瞿秋白沉吟片刻，突然站起身来，昂起头坦然说道：“既然已经指认了，我就不用‘冒混’了，用不着这位‘好汉’拿脑壳作担保。我就是瞿秋白……”此后，第36师师长宋希濂几次想劝降瞿秋白，都遭到他的拒绝。

1935年，5月15日晚，宋希濂以36师师部名义给南京国民政府发了一道密电。南京国民政府接到电报后，主持召开中央党部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处置瞿秋白。会上，虽然蔡元培等人反对处死瞿秋白，但在戴季陶等人的力谏下，还是达成了一致：瞿秋白纵然学贯中西，才华横溢，但不能为我所用，留下无异于养虎为患，只能杀不能留。当晚，口授一道密令：“着将瞿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如有悔悟，仍可申请免刑。”

当然，让瞿秋白“悔悟”是不可能的。所以中统派王杰夫、陈建中等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降，最终也是以失败收场。1935年6月17日，宋希濂派参谋长去瞿秋白的住处传达了的密令：“最高当局决定把你就地处决，明天上午执行。”

6月18日上午，第36师师部戒备森严。瞿秋白像往常一样起床梳洗。梳洗完毕，他坐到桌前写下了绝笔。这时，特务连长来到囚室，向瞿秋白出示了枪决令。瞿秋白从容面对着枪决令，咏叹道：“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瞿秋白整理了一下衣衫，在来人的押送下，步入临时军事法庭。宋希濂等100多个官员早已拥立在两旁。庭长向瞿秋白宣读完签署的枪决令后，瞿秋白便被押往中山公园。

在中山公园的八角亭里，已为瞿秋白准备好了送行的四碟菜肴和一壶酒。瞿秋白来到亭内，神态自若地坐下，独斟自饮，边饮边笑着说：“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饮毕，瞿秋白站起身，昂起头，满怀豪情地作诗一首：

满地铺红心始甘，

为君何法治民癌；

慷慨赴死原属易，

从容就义亦何难。

诵完，瞿秋白用俄语高唱《国际歌》。在《国际歌》声中，他慢步向刑场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