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共产国际

2019-10-15 版权声明 举报文章

[摘要]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瞿秋白,一生大起大落。他的经历和才华一度使他成为最受共产国际欢迎和重视的中国革命者。他是中国第一位赴苏俄采访的新闻记者;他协助共产国际代表,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他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八七会议”之后,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掌舵人。然而,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他却被迫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屡遭王明一伙的打击和迫害,这一切,都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密切相关。

[关键词]瞿秋白;共产国际;中国革命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10-0031-03

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领导人瞿秋白,是一位对中国革命事业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在其革命实践活动中,他与共产国际有相当密切的接触,他的政治命运也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分析判断密切相关,从瞿秋白个人所走过的曲折的人生道路这一侧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积极与消极影响。

瞿秋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向往、倾慕与学习时期(1920年10月-1922年12月)――初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舞台

瞿秋白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五四”后,开始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俄国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20年10月,作为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特派记者,瞿秋白满怀为中国人民开辟一条光明之路的热情赴苏俄采访。这一独特的经历,使他迅速地完成了思想的转变,成为了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满腔热情地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登上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舞台。

瞿秋白是第一位向中国国内系统地、及时地报道苏俄革命运动、苏俄社会状况的新闻记者,在苏俄采访期间,苏俄人民的革命激情,十月革命后整个生活中出现的新气象,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共产国际和苏俄苏维埃的多次代表大会的盛况等等,都在他的报道视野之内。瞿秋白广泛地接触了俄国的革命者,并同他们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同时也利用各种机会,如饥似渴地了解、学习苏俄的革命理论,并深受其影响。1921年5月,经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的中学同学张太雷的介绍,瞿秋白加入俄共(布),后转为中共党员。从此,瞿秋白把自己的一生完全交给了党,交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担任翻译和助教期间,瞿秋白更加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比较全面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和要义。同时也很快地熟悉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状况。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共产国际的三个重要的会议,大会倡导的精神,使他豁然开朗,他一直苦苦思考的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终于有了答案。

共产国际是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联合组织,1919年3月成立。

1921年6月,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召开,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出席了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东方国家的代表,认真学习、研究、讨论了列宁提出的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问题。年轻的瞿秋白深受鼓舞和影响,很快就接受了列宁的这一思想。

为了促进东方国家反帝统一战线的形成,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瞿秋白以中共代表团代表兼翻译的身份出席了大会,并且抱病坚持写作,快速地向国内发回了数十篇报道,《晨报》开辟了“莫斯科通信”专栏,及时地传播振奋人心的消息,那些充满新意的文章犹如一声声春雷,顿时在中国国内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1922年11月,陈独秀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既是中共的代表,而且也是中共代表团唯一的俄文翻译。这次会议在东方国家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会议通过了《东方问题(提纲)》,还制定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其基本思想是发展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会后,鉴于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陈独秀邀请瞿秋白回国。1922年12月,瞿秋白告别了生活和工作了两年的莫斯科,返回祖国。

二、密切合作时期(1923年-1928年)――共产国际代表的得力助手

回国后,瞿秋白参加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向导》和《先锋》的编辑工作,亲自撰写、发表了上百万字的政治理论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探讨中国革命的性质、发展道路、依靠力量、策略及前途等问题。

在共产国际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东方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始考虑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二七惨案”加快了这一进程。瞿秋白积极地投身于这一工作,党的三大前后,他主持起草了党纲草案。会议期间,在关于共产党员能否加入国民党问题的讨论中,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站在一起,赞成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10月,他赶赴广州,为苏联代表鲍罗廷担任助手,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鲍罗廷是孙中山的政治总顾问,国民党的组织法、党纲、党章等都由他起草,再由孙中山审定。鲍罗廷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依靠中共改组国民党。他需要一位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又精通俄语的中共重要成员担任助手。马林向鲍罗廷推荐瞿秋白,说他是中共党内除陈独秀、之外的最好的同志,也是中共“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唯一能够按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志”。国民党一大的宣言草案,是由鲍罗廷、瞿秋白、、胡汉民等草拟的,瞿秋白将用俄文起草的宣言翻译成中文,提交宣言草案小组进行审定。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开幕,宣言规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深得人心,成为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在国共合作大业中,瞿秋白奔走于鲍罗廷、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为各方的沟通、交流、合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分裂,其右派分子活动猖獗。瞿秋白清醒地看到了革命营垒的分化,敏锐地意识到国共分歧的实质是国民党要与共产党争夺革命领导权。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与国民党右派展开论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革命形势,阐明中国革命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然而,此时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在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面前,一再妥协退让,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1927年7月,共产国际指令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停止了陈独秀在中央的领导工作,并重新安排新的领导人。由于瞿秋白在大革命时期充分显示了一位政治活动家、理论宣传家的才华,因而在党内享有较高的声望。所以,“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开始主持中央工作。成为了中国革命转折时期的掌舵人。

作为新一任中共领导人,瞿秋白与新到任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密切合作,积极贯彻落实“八七会议”精神,把党的历史从国民革命阶段推进到土地革命阶段。在这一过程中,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内容、方式展开了艰辛的探索,并形成了许多对中国革命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理论观点。在“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人纷纷举行起义,举起了工农革命的旗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新的尝试,但是,开创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毕竟是极其艰难的,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许多起义、特别是攻打大城市的起义失败,中国革命又一次受挫。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决议,纠正了瞿秋白领导的中共中央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4月底,共产国际决议到达中国,中共政治局常委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决定,瞿秋白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检讨,会后,他心情沉重地奉命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筹备工作。

实事求是地评价瞿秋白领导的这一时期的党的工作,应该说功绩是主要的,他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这是一个认识问题,而且很快就得到了纠正,所以,并不能把革命力量损失的责任统统归在瞿秋白一人身上。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明纳兹等也同样应承担主要责任。“无论政治上的盲动主义,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以及其重要的左倾错误,其创造者都不是中国同志,而是国际代表,主要是罗明纳兹”。中国党内的同志都相信和尊重共产国际,同时也相信和尊重它的代表。对国际代表的指示,许多人,包括瞿秋白,都是认真贯彻执行的,但是,当出现失误后,瞿秋白还是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为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襟怀坦白、宽容正直,勇于承担责任,决不推诿,决不指责、打击他人。这一点,永远值得后人崇敬和怀念。

三、被排斥、被打击时期(1928年-1935年)――“共产国际的替罪羊”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为六大的筹备召开、政治报告和各种决议的起草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因他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因而失去了共产国际的信任和支持。共产国际的某些领导人不愿承担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相反却认为,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共中央的领导层中缺乏工人领袖,因而决心以工人出身的领导人取代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人,对中共领导层实行彻底的改造,因此在六大结束,选举新的政治局委员时,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党的总书记。而瞿秋白则被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第一任团长。

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共产国际六大召开,瞿秋白参加大会并作报告,同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会议期间,共产国际的某些代表指责:诽谤中共和中国革命,称“中国简直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瞿秋白据理力争,批驳了他们的观点。但也因此同共产国际的某些领导人产生了矛盾。

此时的苏联,政治派别斗争激烈,当斯大林战胜了党内的三个反对派,独揽大权之后,苏联党内受牵连,被排挤、打击的人很多,这种斗争也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山大学”事件中,瞿秋白与中山大学校长米夫产生意见分歧,而米夫信任的中国留学生王明则发起了对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的攻击,瞿秋白成了他们的主要打击对象,“他们把瞿秋白和代表团成员自中共六大以来的各种讲话及文件,逐字逐句地加以审查,找出可以攻击点”,共产国际也站在米夫、王明一边,批评中共代表团,指责中国代表团支持中大中国学生的派别活动,并且解除了瞿秋白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瞿秋白在回忆这段不愉快的经历时说:“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作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自然,在回国的任务之中,最重要的是纠正立三的错误,消灭莫斯科中国同志之间的派别观念对于国内同志的影响。”

瞿秋白在莫斯科期间,一直牵挂着国内的革命工作。向忠发担任总书记后,重用李立三,继续推行左倾路线。当时,国内的革命形势虽然刚刚开始好转,但仍处于低潮,共产党人仍然需要积蓄力量。但李立三不顾这一客观现实,相反却急切地制定了要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并要实现全国革命总暴动的计划。李立三的冒险行径,受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的批评,但他一意孤行,擅自部署暴动,其冒险路线给中国革命又带来了新的重大的损失。在关键时刻,共产国际派瞿秋白和回国,要求他们立即纠正李立三的左倾路线。

1930年9月,瞿秋白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决定立即中止“立三路线”的发展,停止各地的一些冒险的武装暴动和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解除了李立三的领导职务,但对追随“立三路线”的干部,并没有追究,在组织调整时,李立三仍为政治局委员,只是常委由原来的5人改为3人,即由向忠发、瞿秋白和担任,瞿秋白又一次成为中央的实际负责人。但是,当李立三的某些偏激言论传到莫斯科之后,共产国际对李立三错误性质的认定不断升级,他们认为李立三犯的不是策略错误,而是政治路线的错误,是原则性的错误。六届三中全会因此被指控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瞿秋白只纠正李立三的具体错误,而不是把他一棍子打死的做法不能为共产国际所理解、所接受,瞿秋白和被认为对共产国际采取了两面派的态度,无原则地领导了六届三中全会,对共产国际不忠诚,搞私人小团体等,于是共产国际决定开除瞿秋白,用“新的力量”补充中央委员会,这个新的力量就是被共产国际称为“年轻的共产国际派”的王明、秦邦宪等人,在米夫的强力推荐和全程监控下,党的六届四中全会选举王明为政治局委员和常务委员,向忠发被捕后,壬明成为中央的总书记,而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等人却在米夫的打击下,蒙受冤屈,被迫离开中央政治局。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进行粗暴干涉,这是米夫一伙控制和干涉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一出极不光彩的丑剧,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被置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控制之下,中国革命也因此又遭遇了一次毁灭性的灾难。

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一伙继续打击瞿秋白,王明把持的中央政治局对他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的问题作出决议,指责他压迫王明、对共产国际动摇,对共产国际代表极不尊重等等。1933年9月,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错误

的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对瞿秋白的公开批判,强调要对瞿秋白“开展最无情的斗争”。此时瞿秋白已经到了苏区,正在领导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王明左倾集团对瞿秋白的残酷打击,反复折磨,严重损害了他的身心健康。在了解了这一史实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瞿秋自在《多余的话》中的自述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起,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当然,他决不是自愿这样做,而是表露了一种深深的无奈,在米夫、王明高压政治的打压下,他又能如何呢!

尽管遭受错误路线打击,蒙冤受屈,但瞿秋白丝毫未改自己的革命信念。中央主力红军开始长征后,他被留在苏区,后被捕入狱,敌人对他用尽了各种伎俩,但瞿秋自坚贞不屈,从容就义。

“瞿秋白一生的荣辱功过,同共产国际密切相关。他之所以能够成长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有威望的党的领导人,是与共产国际的影响与提携分不开的。而把他从崇高的位子上狠狠地打下来,给以种种不堪忍受的侮辱,也是由共产国际某些领导人所扶植的王明集团干的。”

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创自己的革命道路的时候,非常渴望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但苏联党内的斗争方式却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瞿秋白的去留并不是他个人的得与失的问题,而是与中国革命的命运紧密相连,所以他的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中国革命的悲剧。中国共产党人信任、尊重自己的领袖,一直给予两度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同志以极高的评价。瞿秋白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名字将永昭史册,万古流芳。

参考文献:

[1][2]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419,480

[3]回忆与研究[M]上,李维汉,《对瞿秋白“左”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225

[4]陈铁健,瞿秋白传[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235

[5]李伟民,瞿秋白与“中国留苏学生风波”[D].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0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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