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文化哲学的三个发展阶段

从广义上说，人类在历史上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都可以称为文化。文化观是人们对于文化现象、文化问题等的基本看法和基本观点。文化哲学是思想家、哲学家在一定的哲学思想基础上对文化成因、差异、演变等问题的系统观点。可以说，大部分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持某种文化观，而文化哲学则是只有在思想上成体系的哲学家才具有的对于文化问题的系统观点。之所以区分这几个概念，是因为冯友兰先生作为一名20世纪中国的哲学家，他在文化问题上的看法和他的哲学观是一脉相承的。而文化问题正是冯先生学术思想的核心，冯先生一生的探索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1982年，冯先生以八十余高龄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时，曾回顾自己的一生：“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我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冲突的性质；如何适当地处理这种冲突，解决这种矛盾；又如何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使自己与之相适应。”(《三松堂全集》第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7页)所以，探讨冯友兰先生的文化哲学对于我们研究他的哲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冯先生认为，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有三个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我用地理区域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东方、西方的差别。在第二阶段，我用历史时代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古代、近代的差别。在第三阶段，我用社会发展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社会类型的差别。”(同上)冯先生的自述基本上是符合他的思路历程的。本文认为，冯先生的思考虽然分为三个阶段，但这三个阶段在其思路历程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真正成熟、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在第二、三阶段形成的，这两个阶段的文化哲学与他的哲学体系一脉相承，即在新实在论别共殊的理论基础上，吸收唯物史观的一般原则而展开的。

冯先生早年受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认为求生的意志和求幸福的欲望决定了精神致思的方向。在此基础上，他思考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近代自然科学，而中国之没有近代自然科学实是“能之而不为”非“为之而不能”，这要到中国哲学里寻找答案。1921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宣读论文《中国为何无科学――对于中国哲学之历史及其结果之一解释》，认为中国没有近代自然科学，是因为按照它的价值标准，它毫不需要。中国哲学向来认为，人应该求幸福于内心，不应该向外界寻求幸福。近代科学的作用一是求认识自然界的知识，一是求统治自然界的权力。由于中国人只是求幸福于内心，所以用不着控制自然界的权力，也用不着认识自然界的知识。这实际上是认为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文化的差别就是东方、西方的差别，这与当时流行的说法并无二致。很快地，冯先生就不满足这种看法，转入新的探索阶段。由于柏格森生命哲学只对冯先生早期的思想影响较大，且他在这一哲学基础上对文化差异的看法与流行的见解无异，不具鲜明特色，并很快另辟蹊径，因此，本文认为冯先生在第一阶段的文化哲学是不成熟的，不具代表性。

由早期服膺于柏格森生命哲学转向实用主义，进而由实用主义转向新实在论，冯先生认为，实用主义讲的是认识真理的方法问题，新实在论讲的是真理本身的存在问题，因此，新实在论就成为他的哲学基础。柏拉图式的新实在论的基本立场是承认不依赖于认知者的客观实在，而坚决反对被认知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看法。冯先生在译著《孟特叩论共相》中得出四个结论：①每一特殊的物和事，皆有共相以为其性质；此共相先于特殊的物或事而独立暗存。②共相虽独立暗存，但并不在时空中与殊相并肩存在。③这也并不是说，共相只是人心中的思想。④共相复合之自身，不足以构成存在的物。冯先生正是在新实在论区分共相和殊相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了他的文化哲学。在第二阶段，冯先生认为，向来认为是东方哲学的东西在西方哲学史里也有，向来认为是西方哲学的东西在东方哲学史里也有。人类有相同的本性，也有相同的人生问题。所谓东西文化的差别就是中古和近代的差别。这是在抽象出共相的前提下，从强调中西文化的共同趋向上以古今之异来看待文化矛盾的。至第三阶段，冯先生进一步认识到中古和近代的差别实际上是社会类型的差别。某一个社会类型是共相，某一个国家或民族是殊相。某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某一时期是某一类型的社会，而在另外一个时期可以转化或发展为另一类型的社会。这就是共相寓于殊相之中。冯先生说，最好的办法是认识共相，看看世界中的强盛的国家，看看它们是怎样强盛起来的，看看它们的特点，这些特点就是它们的殊相之中所寓的共相的内容或其表现。中西社会的本质差异是：西方社会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中国社会是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使中国由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转化为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转化的途径在于产业革命，实现工业化。冯先生认为这种解释指明了出路，因此比前两种解释都要好。它的思路是，停留于民族文化的殊相层次上是学不了西方的，只有认识隐含于不同的民族文化殊相中的共相，才能学习西方。在20世纪中国那个思想混乱的时代，冯先生运用别共殊的理论指明中国的出路在于产业革命，比起“全盘西化论”和“本位文化论”，确实要深刻得多。

冯先生的这种文化哲学不仅吸收了新实在论的哲学基础，也受唯物史观的一般原则影响。在第二阶段，他认为中西之争就是古今之争，其中包含的历史发展观念，如冯先生所说，是他当时“开始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结果。至第三阶段，这种影响更明显。他认为，生产方法是一种客观要素，不是人所能随意采用的。生产方法随生产工具而定，社会组织随生产方法而定，道德随社会组织而定。由于生产方法不是人所能随意采用者，所以社会组织及道德并不是人所能随意采用者。社会的生产水平发展到某种程度，某种道德文化自会发展起来。对生产方法与道德之间关系的论述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方面，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又是片面的。恩格斯说过，“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有人根据恩格斯这段话，说冯先生是经济决定论者。论者认为，冯先生强调社会生产，但并不持经济决定论。可以说，冯先生没有注意到西方资产阶级在进行产业革命之前先进行了政治革命，破坏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没有注意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有重大的反作用，因此冯先生所理解的唯物史观是片面的，但他通过社会生产来挖掘文化差异的根源，是有科学性的。

综上所述，冯先生解决文化问题的初步尝试是在第一阶段，其文化哲学的最终形成是在第二、三阶段。冯先生的文化哲学与他的新理学、哲学史研究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在抽象出一般性，即在新理学别共殊的哲学基础上来看文化差异。冯先生用一种文明去阐明另一种文明，使两种文明都能被人更好地理解，是两种文明的相互解释，而不是相互批评，“我们把它们看做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人类本性同一原理的不同表现。这样，东方西方就不只是联结起来了，它们合一了。”(《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论者认为，冯先生运用社会类型解释文化差别不无道理，并指出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产业革命，这确实抓住了要害。冯先生认为，共相、殊相问题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站在哲学的角度看文化问题，即在共殊相理论的指导下解释文化差别，即使对今天的中国学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可越过的高峰。不过，问题并没有解决。文化问题的讨论在今天仍方兴未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吸取前人的智慧，解决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依然是当代学人的历史使命。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邮编71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