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度传播“”,媒介失守伦理底线

2009年冬天,“郑州小姐”事件一度成为网民关注度最高的话题。10月28日,郑州警方出动警力,对涉黄涉所例行检查时的执法过程影像被公开曝光。

不用问,几张照片“火”的原因是将涉黄对象的影像公之于众,使常规执法事件成为吸引公众“好奇”目光的特殊案例。

“火”的另一缘由是本以“扫黄打非”的执法过程为主体的新闻事件,因公布的影像中有执法者涉嫌“动粗”的举止而衍生成了“暴力执法”的轰动新闻。对“隐私曝光”和“粗暴执法”同时遭到质疑,究竟是警方失误,还是媒体失手?警方说是记者未经同意就擅自发稿。

网友热论的焦点有二:一是执法中涉嫌公权对私权的侵犯;二是“扫黄打非”执法现场拍摄的“”照片刊登后 “小姐”的隐私被曝光。以往类似的公安新闻或法制报道,多是文字为主体,即使有图片或影像也多用打马赛克的手段进行技术处理,流媒体报道此类消息也是要做技术处理的。诚然,首度刊发此新闻的媒体上可能无意伤害新闻事件的主体,但客观上却已涉嫌故意伤害当事人。

随后,网络上的博客、论坛中,广播、电视、报纸、流媒体,各传播兵种齐亮相,疯狂热炒“”事件。一个是国家工具,一个是舆论工具,关于社会伦理和职业道德的讨论声一浪高过一浪。

事件升温后的传播过程中,受众在讨论社会伦理、新闻伦理、职业伦理时,“”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二度”传播。借“图”关注和讨论伦理时,谁又再失理?谁又再伤害谁?

一

就此话题,笔者与长期研究新闻伦理的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王天定教授进行了探讨。王老师说:媒介报道警方“扫黄打非”本无错,“”刊发后的跟进报道中,特别是后面跟进关注此事的媒体不应再“二度”无休止地传播“”。应该像CCTV“1+1栏目”那样,在公开报道此事时使用技术手段,不再让隐私暴露无遗。而其他媒介特别是互联网,还在继续使用或转发“”,借图发挥,讨论伦理,实际上此举无疑雪上加霜,让已经遭受人格伤害的“小姐”再度受到伤害,同时,也伤害了媒介,因为职业道德和社会伦理的“红灯”已经对媒体亮起来了。

11月7日,《华商报》发表了评论员毕诗成撰写的《梳理符合这个时代的社会伦理》。评论说:“公共伦理在构筑一种底线,那么,职业伦理则是在建构日常生活里的重要经纬。我们倡导对伦理底线的守护,也警惕伦理道德与法律边界的模糊。”

的确,媒介在后续报道或关注“事件”时,要厘清伦理道德与法律边界的模糊界限,一定要把握好报道和传播的度,防止主观无意,客观侵权。倘若涉案“小姐”好事维权,首度刊发图片的媒体成为被告的话,其他媒体是否会成为连带被告呢?

王天定老师还说:《纽约时报》报头有这么一句话:“新闻必须有选择。”这句话其实阐明了该报的观点和立场――“报道是有所选择的。”

警察和记者都是特定职业,在特定的环境里都应承担“注意义务”。在涉及类似“扫黄打非”的执法报道中,也要考虑违法者的人格和人权,这是最起码的底线和操守。警察执法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并对媒体报道提出约定,而记者报道也应该搞清界限和界定,不是采访到什么、拍到什么,就能刊登什么,因为执法部门和宣传机构自身都承担着社会责任。

二

笔者曾供职的报纸也曾吃过这样的“哑巴亏”。2005年7月6日《华商报》报道:“陕西省预防艾滋病娱乐场所干预工作启动――安全套免费向娱乐、服务场所发放。昨日,西安市碑林区疾控人员给辖区相关娱乐场所免费发放安全套及艾滋病预防宣传资料。”这一消息及时报道了政府职能部门“防艾”采取的行动,本无非议。但是,报道见报的当天麻烦就来了,一美容美发店的老板带着刀子,气势汹汹找报社讨要“说法”。原来,是该报道配发的两张新闻图片惹火烧身。画面上一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说服美容美发店内的工作人员,并在向她们发送安全套。就是这一举动,惹怒了一家美容美发店的老板。他认为:第一,图片对他们美容美发店的经营带来了严重的伤害和负面影响;第二,对画面中的当事人造成伤害,给读者和消费者产生了一定误导,以为他们打着美容美发的幌子在搞“特殊服务”。那位老板要求主张权力,消除影响。最终报社与那位老板还是融洽地解决了问题,但报社如果被,败诉几成定局。

凭心而论,刊发这两张新闻照片的确不太合适,即使当时编辑已进行了技术处理(当事人眼部打上了马赛克),但报道见报后是还是引发了投诉。其实,在先期的操作中,记者拍摄应告知当事人所拍图片将进行正面报道,并征得对方同意;再者,对方也应该有知情权。谁曾预料到这种特定的举止和特殊的礼物会带来特别的麻烦。编辑在选图时也应该正反两方面都慎重考虑,权衡得失。换位思考,如果我们是经营者,会不会也冲动呢?这是一起主观无意、客观侵权的典型案例。报纸是特殊的产品,办报过程中每个人、每个环节要有风险意识和把关意识。绳断总是在细处。

吃一堑,长一智。2009年10月26日《华商报》报道:10月24日凌晨,西安警方出动警力突查娱乐场所,当场抓获119名涉嫌营利性陪侍女子,陪侍女拉了3公交车。这一新闻同时配发了三张新闻图片。记者拍摄时注意角度,选择的全是新闻主体的背面;编辑在选用视频截图时也有意识地选择背影,说明采编人员防范风险意识到位。

三

记者在日常的新闻采访报道和传播过程中,要清醒地意识到涉及公民隐私权时,媒体承担着“注意义务”。操作中应把握最基本的两点:一是真实公正;二是做到不伤害。前者是原则,后者是底线。那么,“”在被疯传的同时,伤害的不仅是当事人,还有当事人的父母、亲人和朋友。

当然,有人会说她们或他们干那种事已不顾及脸面了。诚然,违法者理应受到法律制裁,但法律没有剥夺违法者的人权,不能为追求轰动而污辱违法者的人格。媒介在传播“”时不应一味地追求关注度、点击率和轰动效果,不应让商业利益淡化了社会责任。在特定事件的报道中,要尊重当事者的隐私,要把“人”当作“人”,人最大的价值就是人格,人的生命和尊严高于一切。“新闻伦理就是人类最普通的道德精神在人类的新闻传播行为中的一种折射。”王天定说。

媒体在采访和传播时应当自醒:一是界限模糊的报道是否有刊登的价值;二是对事件刊登后的社会效果要有预判。媒体从业人员要对工作对象、服务对象承担起“注意力”的责任,防止正面报道无心带来的吓阻效应、恐怖效应、负面效应等难堪效应。

此类事件中媒介二度传播“”,应该算涉嫌渎职行为。倘若过度地传播下去,无论是“小姐”还是媒介,最终都是受伤方。有网友就此发表观点:各种伦理的坚守是不可或缺的,假如权力失范、信仰缺失、价值观紊乱,对伦理的廓清和坚守丧失了约束的力量,这种力量好比皮毛中的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正如《华商报》评论员毕诗成所言:公共伦理、职业伦理、政治伦理,一同编织着属于这个时代的社会伦理。对于逐渐走向公民社会的中国而言,这些触及伦理的信息,给了我们很好的原材料,有助于梳理边界,廓清公权与私权,探寻符合人权、法治等现代进步精神的时代伦理。

(作者为华商传媒集团运营支持部项目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