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的虬髯,屈原的胡须

时间:2022-05-27 06:03:10

1949年是沈从文一生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是名作家;在那之后,或主动,或被动,他再也不写小说,转而研究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

换而言之,至1988年去世之前,沈有将近40年时光,是在研究“花花朵朵、坛坛罐罐”。

在1968年的一篇“检查稿”里,沈从文描述过自己初入北京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时的境况:“从生活表面来看,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因为如和一般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生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在历史博物馆迁址之前,沈曾有十年时间,在故宫午门楼上和两廊的文物陈列室做解说员。正因为这样过眼经手数十万的“坛子、罐子、绸子、缎子”,而非埋首故纸堆,造就了文物研究专家沈从文。

在沈看来,“老一辈‘玩古董’方式的文物鉴定多不顶用,新一辈从外来洋框框‘考古学’入手的也不顶用”,而他的方法,就是文献必须结合文物,才能实事求是,得出真知。

在这本再版的《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中,无论谈铜镜、陶瓷、刺绣、花笺,还是论述上古的服饰和宋元的时装,沈都一再强调这一原则,其间多有去谬求真的论证,以下试举几例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沈从文 著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149.00元

绘画、戏剧和影视创作中通常将屈原塑造成手持三足的爵,但实际上,屈原时代的人喝酒,根本不用爵;他们用的是“羽觞”一种椭圆、浅腹、平底、两侧有半月形双耳的酒器,看起来就像长了一对“翅膀”的半个鸡蛋壳,木制的羽觞漂在水上,就是“曲水流觞”的好道具。

玻璃窗这种东西,本来在两千年前就应该出现了中国人至少在战国末期就已经掌握了成熟的制造玻璃的技术,而非像一般认为的,玻璃是舶来物。但因为后来绢一类产品优质且低廉,用来糊窗子、糊灯笼,比玻璃便利许多,所以也就没“玻璃窗”什么事儿了。

再说说衣服。如果你在一座元代的墓里发现墓主穿的是元朝的衣服,而奴仆殉葬俑穿的却是宋朝的官服,不要觉得时空错乱,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因为按照传统,各朝为了表示对前朝的,通常会将前朝的最高品级的服饰,规定为本朝最低的服饰。 按照传统,各朝为了表示对前朝的,通常会将前朝的最高品级的服饰,规定为本朝最低的服饰。

最有意思的是“胡子问题”。语言学家王力曾经在一篇《逻辑和语言》的文章里说,古代的汉族男子必须留胡子,而且,只要胡子长得好,大概就可以称为美男子。沈从文则在《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一文中予以驳斥。

沈说,殷商、春秋战国出土的玉雕、铜器、彩绘、陶俑都表明,有身份的男子并不一定留胡子;而长沙的战国楚墓出土的木俑显示,即使留有胡子的文武官员,胡子也多半是“仁丹”式或“威廉”式的其实就是八字胡,唇上一横,两端则微微上翘(想想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鲁迅的胡子);下巴处要么只留一小撮,要么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屈原的胡子也多半不是“山羊”式的,不需要这长长的胡子来平添他问天的惆怅和愤懑。

汉魏之际,从更丰富的石刻、壁画、漆画、泥塑和铜铸来看,打猎、捕鱼、耕地、熬盐、舂碓、取水、奏乐的群众以及好些在厨房切鱼烧肉的大师傅,也很少见到有留胡子的倒是另一些下等人,比如门卫、侍仆和荷戈前驱的伍伯(类似小队长这样的角色),可能留有大胡子。

到了魏晋时期,胡子就更不受重视了,原因之一是贵戚和宦官得宠专权,另一原因,则是清谈之风太盛,社会审美日趋病态,“何郎敷粉,荀令熏香”,男人们以柔媚为美,换做今天来看,就是以“娘”为美,蓄须当然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倒是唐太宗李世民,如果从阎立本的画作以及极具写实性的敦煌220窟“听法群众帝王行从图”来看,的的确确是天生虬髯,也就是长一脸的蜷曲连鬓的络腮胡。

至于论述古代人的穿衣打扮,例如早在商代人们就已穿着裤子、奴隶主和贵族也早已穿上了彩色的丝绸,周代妇女佩戴金银环是为了表示有无身孕,脸颊点胭脂本是记载月经日期,诸如此类,本书中虽有不少篇幅论及,但因沈从文另有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所以在此恕不赘述。 阅读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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