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与福柯

把达尔文与福柯放在一起，无论如何是大胆而鲁莽之举。一个是现代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一个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两人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可一旦将他们并置起来，撇开显而易见的差异，却也能发现一些惊人的相似。他们的思想都与各自的传统领域发生了极端的断裂。不论是生物、自然还是人或社会，都被这两位思想家历史化了。先前那种看似稳定的、确定的、理所当然的神话都遭到了质疑。一以贯之的本质、永恒不变的真理都在消失或弥散，他们都相信，一切都处在流变中，没有了齐一性(i―dentity)，所有事物都处在纠结缠绕、相互依赖、竞争冲突的力量关系中。他们都是孜孜不倦的谱系学家，探寻事物的出身和来龙去脉，揭示身后的力量(权力)关系，着眼于个体与事件，关注突变与断裂，信奉偶然性和非连续性。事实上，把他们拿来比较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他们两人提出的是当代藉以理解现代性世界最核心的观念：达尔文提出的生物主义和决定论，福柯提出的构建主义和文化主义。

这就是《达尔文与福柯》一书的背景。本书作者、德国哲学家菲利普・萨拉辛(Philipp sarasin)自己也说，把这样两个思想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就好像一个大胆的试验。但是，这个试验的目的既不是将他们相互比较或化约从而找出其共同之处，也不是用传统的思想史或解释学方法探究达尔文如何影响了福柯，或福柯如何继承或批判了达尔文。萨拉辛并不去揣测两位思想家的意图，而是回到各自的文本本身，对它们进行一种平行并置的重新阅读，在这种对照式的阅读中，让它们各自的特征更加鲜明突出，从而让双方在比较中都得到更清晰的呈现。萨拉辛特别关注福柯著作中不太为人注意的短文、访谈及书评。通过这样的方式，萨拉辛摧毁了围绕在两位思想家周围的重大误解和神话，力图还原达尔文和福柯的真相：首先是与达尔文相关的生物主义(biologism)神话。生物主义倾向于将一切人类的感觉、思想和行动归因于一个可实证的过程，不论是基因的或生物化学的。但是，达尔文将自然视作是历史的和不断变化的，自然进程始终都镌刻进了文化因素。其次是与生物主义相对的、与福柯有关的文化主义(cultur－ism)神话，这一神话倾向于将所有关于世界的言说和理解看作是话语或符号的游戏。但恰恰是福柯，作为话语这一概念最有力的塑造者，将主体的自由建立在了非决定论的生物学基础之上。

推导出这个结论是一个漫长、复杂和头绪繁多的过程。萨拉辛注意到福柯的思想来源构成极其复杂，与其相关的作者数量众多。而达尔文实际上是福柯较少提到的一位。达尔文曾是一位优秀的植物分类学家。在工作中他逐渐认识到，无论生物个体间多么接近，它们之间总有细微的差别，因此，将其分类是一项有着巨大弹性空间的工作，具体地将某个个体划归种(species)或亚种(subspecies)，还是变种(variety)始终没有确定的答案。达尔文认为“种”实际上是一种抽象，一个变异过程的暂时稳定状态。因此，他不再关注“种”这一知识型(epis―teme)范畴，而是着眼于具体的生物学个体。福柯注意到了这一点，在1969年的一篇关于生物学家居埃(Cuvier)的论文中，他写道：“达尔文向我们展示了，知识是从个体和个体的变化开始的，而谱系正是个体的系列(serie)。”长时间运动变化的生物个体系列，势必要冲破那种对物种进行限定的一切非历史的、分类学的语义学网格，即要冲破“种”的限制。

与达尔文相似，福柯同样是从具体的个体现实以及它们的转型变化出发来探讨问题。这些具体的、个别的现实在福柯那里构成不同的个体系列。福柯有时称之为系统。但它们并不受制于某一结构(与当时流行的结构主义相反)。如同达尔文的生物个体无法通过物种划入语义学的网格并被“抽象”一样，福柯系列中的个体也无法被抽象，它们既不代表不断增长的理性化过程中的一环，也不是主体意识的表达或物化。它们处在持久的变动之中。譬如在《疯癫的历史》中，福柯认为迟至巴洛克时期疯癫还受到相对友好的对待。在17世纪中叶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17世纪这一福柯笔下的古典时代通过一个暴力的行动让疯癫陷入沉默。一个新的系列开始替代旧的系列，这一新系列漫长而分散：笛卡尔在现性的构建中彻底排除了疯癫；1656年巴黎总医院开始集中收治精神病人；警察逮捕四处乞讨者；当局强制流浪汉和游民劳动。穷人、警察、疯子自古以来就有，但他们的角色、表现方式、社会功能及他们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从17世纪开始却都不再一样了。

达尔文的生物个体总是处在一定的生存条件下，即生物的既定的总体性生存环境，这一外部环境条件对生物的生死、成长、遗传和变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生物能否存活，既依赖其自身的生理结构特性，也依赖于它和其他生物所构成的竞争或共生关系，并且也还依赖于其他的非生物因素。与之相似，福柯的话语分析也建立在类似依赖关系的基础上。福柯的话语，指的是历史唯一出现的言说。一定历史时期合乎逻辑和语法规则的言说有很多，可流通的话语总是少数，原因何在?福柯在他的《话语的秩序》中考察了四个因素：话语规则、系列、事件和可能性条件。在此，福柯的话语与达尔文的生物个体一样，两者都处在一系列的依赖关系中，它总是和其他话语，较早的话语或同时性的话语，处于一种竞争或共谋关系中；它自身要服从某个特定的话语规则，它还受到非话语的事件的制约和影响。就此，同个体生物受到总体环境的影响一样，话语也受到话语环境的影响：对话语内部规则的依赖、话语间的依赖以及对非话语事件的依赖，所有这些共同决定了一个话语的生存和生产能力。

在达尔文看来，生物的生存条件不断地塑造着个体，由此才产生某一个体系列的共性，所谓的物种(species)正是这一进程的结果。但是，任何一个个体，同它所属的种并不完全一致，相对于种而言，个体始终存有差异，这些差异或大或小，正是这些不同的差异，使“种”也产生变化。而变化只要有利于生存就会被保留并遗传下来，这便是达尔文所谓的自然选择。福柯在达尔文身上发现，自然选择施加个体一种力，即一种无限生产性的力，就此，个体并不是自主的。与之类似，福柯的主体也不是那个基础性的、一劳永逸的永恒主体，它也总是处于一系列的话语域中被塑造和改变。萨拉辛认为，无论是达尔文的生物个体，还是福柯的主体，都首先是变化的载体，它们形成各自的系列，既不能通过统计学来计算、分类，也不受制于某个规律或结构，既没有一个固有的逻辑或辩证法贯穿它们，也没有一个从始至终的目的或意义在场。

那么这些个体何以形成系列，它们处于一种怎样的关系中呢?无疑，它们之间有一种多层面的、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这种依

赖关系就是竞争、纠结、缠绕的多重的力量关系。萨拉辛指出，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实际是对这种复杂力量关系的片面隐喻。这个多重力量关系中的任何微小变化都会作用于个体。哪个存活，哪个灭亡，经常取决于微不足道的偶然性，所以自然选择并不必然地指向一个固有方向或目的。福柯认为，自从达尔文将环境理解为决定生死的总体条件，就出现了非连续性的历史观，因为“在一时间段内不欲死亡的生命和威胁生命的死亡互相面对，非连续性就出现了。它是斗争、斗争的结果及其阶段的非连续性”。所以，福柯所理解的历史不再是连续的，而是断裂的、多头的，它不再朝向一个目标，而是充满着冲突和偶然。辩证法、目的论都不奏效了，权力关系才是话语、主体的建构性基础。萨拉辛认为，正是福柯对传统符号学的颠覆性解释构成了他权力一谱系分析的基础。福柯认为符号并不像结构语言学所认为的那样，只有在不同符号的相互关系中才获得意义，相反，一旦人们用一个符号去说些什么、解释些什么、和别的解释相面对时，符号就拥有了意义。“它如同一个手势，一个攻击、捍卫或制服的姿态，好似一个暴力行动。”符号的基础来自它的解释力量。这种力量有别于本体论式的基础，它只构成一个行动的“外部”。解释、意义、话语、主体包括知识都需要在一个权力的视角和框架下来思考。福柯1973年的《真理与司法形式》就揭示了知识与权力间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他的谱系学就是要发现事物背后所隐藏的力量、冲突、竞争。谱系学不认为存在一个清澈、高尚的本源，然后一切由此而引发。相反，谱系学找寻分散的、陌生的、偶然的出身。它指向断裂的、阶段性的、变化的、异于现时的历史条件。譬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就特别关注动物退化的器官和返祖现象，它们指示了物种陌生的、甚至被遗忘的出身。现存的物种由陌生的、甚至矛盾的、来自不同条件的各个因素组合而成。有的因素和特征本来就有，仿佛指向本源，可事实上，它对物种的生存竞争却无关紧要，可有可无。这样一来，什么是本质就成为了问题，什么是那个使物种如其所是、构成其本质特征并始终如一的东西呢?很显然，从达尔文的观点出发，对不断被总体生存环境改变和塑造的生物个体和物种来讲，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从谱系学的视角来看，并不存在一个如其所是的本质。正因如此，福柯拒绝一切试图规定或定义人的本质的人类学观点，这在福柯看来都是形而上学。

达尔文的进化论所揭示的持续变化如同尼采的“变化的绝对性”一样使福柯神往。福柯1954年在一篇名为《人类学的问题》的文章中写道，从达尔文开始就不可能再从人那里去寻求真理的基础了，达尔文和尼采将人从他的本质和真理中解放出来。人既不等同于哲学的真理，也不能用某一哲学概念来概括，同样人也不能被看作心理分析和结构主义人类学视角下普遍规则的服从者。“人只能从进化论来思考”，“进化论是哲学的王者之道”。对福柯而言，这意味着严肃认真地对待“人就是动物”，去考察人的“动物性” (animality)。在萨拉辛看来，自列维一斯特劳斯以来的所有结构主义学说都暗含了一个前提，即自然和文化可以被清晰明了地区隔开来，这一区隔在拉康那里达到极致，他更进一步将文化和自然间的隔断和切割极端化：象征比它所象征的更真实，能指先于所指并确定所指。由此，一切有关人的只能在语言的象征性框架中探讨，人的动物性被遗忘。这导致文化学研究的一种境况，文化和自然被割裂开来，互不相干。萨拉辛注意到，正是达尔文和福柯的谱系学方法使得人与自然间的隔断和切割不再可能，无论是列维一斯特劳斯的禁止作为“一切规则的规则”，还是拉康的“父亲的名”(在法语中与“父亲说不”同音且只有一个字母不同)作为“第一能指”，都不能将人或文化与自然完全切割开来。福柯质疑类似象征性的建构，相反他将主体的自由建立在真实界(real)即生命本身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在达尔文看来，看似纯粹的自然进程却早已镌刻进了文化因素。

达尔文观察到，一些生物体的外在特征对于该物种的适者生存并无好处，有的甚至有损于其生存竞争，可是这样的特征还是保留了下来。在其晚期著作中，他承认先前赋予了自然选择(nature selection)过多的重要性。自然选择并不能完满地解释所有的进化现象。达尔文的谱系学方法使他引入了性选择(sex selection)的概念。性选择探讨动物在选择时遵循审美原则的可能性。譬如，孔雀靓丽的羽毛、公鸡的火红鸡冠、梅花鹿的漂亮鹿角并不有利于动物的生存竞争，有时甚至成为其求生时的阻碍和负担，但是这些审美特征却使动物在择偶时具备优势。这些外部特征可能意味着强悍、繁殖力、健硕等等，其本身也在不断变化，它和它指示的生理或其他特征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并无固定的必然关联。它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指代某一个或若干意义。异性间就是根据这些与外部特征相连却无法固定的内容意涵来择偶。萨拉辛认为达尔文在生物领域发现的这一过程，十分巧合地应和了德里达的延异(differaance)概念：能指始终处在推移、延宕和变异中，没有固定不移的意义的确立，延异过程本身也没有终结。就此，性选择作为独立的原则在进化过程中得以确立，这是一个自然的进程，也是一个能指运动的进程，同时它也是一个文化的进程。

就像达尔文的生物主义没有割断同文化(语言和能指)的联系一样，福柯的谱系学方法使得他的文化主义并没有割断同自然的联系。他并没有将主体的自由建立在象征界(语言／文化)，而是建立在真实界(非决定论的生物学)的基础上。萨拉辛注意到，福柯曾在《词与物》中预言，某一事件也许会让人如同沙滩上的脸一样消失。这具体指什么?福柯语焉不详。福柯在接受夏普萨尔(Madaleine Chapsal)女士关于《词与物》的采访中既提到了列维一斯特劳斯和拉康的结构主义，也提到了基因码。很明显，福柯所言的人的消失并不指向人不可避免地臣服于结构主义秩序，它也不是指语言和无意识作用下主体的去中心化，也就是说，人的消失并不是纯粹来自文化。福柯对主体的解构是依靠话语和权力一谱系分析达致的。实际上，在福柯作为哲学家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生物学也经历了自达尔文以来的最深刻的变革。进化论被纳入了基因学的基本框架中，自然选择不仅在宏观层面上也在微观层面上进行。基因不断地分裂、复制、再组合。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差错、混淆和遗漏又造成基因的突变，处在基因群中的突变的基因适应它的生存环境(基因群)，就会被选择、保留并遗传下去，反之则消失。法国的诺贝尔生物学奖获得者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cois Jacob)在他的专著《生命的逻辑》中从微观层面解释了物种的变异性和稳定性。一边是天文数字级的被写入基因码的细

胞的精确复制，一边是不可避免的在复制过程中的个别基因码的差错、遗漏、混淆。这本书深深地吸引了福柯，1970年他在法国《世界报》上发表了一篇针对此书的书评。福柯认为，这是一部伟大的关于历史书写的书，它颠覆了西方最古老的知识传统。基因学是自哥白尼的日心说、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以来，对西方人自我认知的又一次巨大伤害。它告诉我们，生命、时间、个人、偶然性都必须重新加以思考。基因在传达基因码时，也传达了差错、遗漏和混淆，如同一个写作者在开小差时的笔误或无意的创造。整个生命都在与非连续性的偶然性做游戏。非连续性不仅限制着人，而且贯穿于人，像命运的骰子一样统治着人。它极大地动摇了西方人的自我图景，因为一直到人的最深处，乃至“我们的细胞”，都是由偶然和非连续性所支配。至此，我们也许才能更好地理解福柯在《词与物》中所言的“相同重复的同一性和人的绝对弥散”。

福柯接受并承认人是理性动物或语言动物，人能够形成概念，生产知识。但福柯并不认为人所特有的知识能力就能够将自然和文化完全区隔开来，福柯在一篇为他的老师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dhem)1978年在美国出版的名为《正常和病理》的专著所撰写的前言中写道：“人生活在一个概念所建构的环境中并不能证明，某个遗忘能使他背离生命，或者一个历史事件能把他和生命分开，(而)这是对文化和自然的最本源性的切割。”人的知识能力只是让人成为了一种更灵活和更有适应力的动物，而并未彻底将人从自然中解脱出来。按照福柯的谱系溯源，人是偶然的基因突变的产物，正是基因在传递生命信息过程中的差错给偶然性提供了空间。由此，概念可视为对基因突变的偶然性的回答，更确切地说，是对这种生命最基础层面的偶然性的反应、表达或效应。生命本身和其生物学特性不仅是人的可能性条件，也是其自由的可能性条件。就此，福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构建了主体的自由，它不同于任何以往西方思想史传统对主体自由的构建，他几乎是被迫地将主体的自由建立在了非决定论的生物学基础上。至此，我们也许能更好地理解前面提到的福柯在与夏普萨尔女士的访谈中曾讲到的：对我们这一代，指路明灯不再是人或者人文主义，而是科学和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