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故事范文

达尔文的故事篇1

埃里奇・西格尔的女儿弗兰西斯卡在父亲的葬礼上说：“帕金森症毁了我的父亲。”的确，西格尔罹患帕金森症已经25年了，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弗兰西斯卡说：“父亲在生病期间，每一秒钟都要奋力呼吸，奋力活下来，这种令人肃然起敬的顽强，很能说明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以同样顽强的精神，追求他的教学、他的写作、他的跑步，以及追求我母亲。他是我们之中最锲而不舍的人。”

他为“披头士”写剧本

西格尔博学多才，在校时曾是一位田径运动员，之后在耶鲁大学教古典文学和比较文学，他因给“披头士”乐队写电影剧本而名噪一时。

西格尔是一名犹太后裔。在他出生之前，他的父亲已经是纽约布鲁克林地区有名的牧师，不仅如此，他的爷爷也是一名牧师，曾经在充满争议的犹太教文化中心立陶宛传教。后来，一家人飘洋过海来到美国，他们仍然没有放弃这一备受尊敬的职业。

西格尔的父亲是一名保守的宗教主义者，所以当儿子1937年6月16日降生于纽约时，父亲便希望儿子将来能够继承他的衣钵，成为一名牧师。因此，西格尔的幼年时期，只能人读当地的犹太宗教学校，接受正统的神学教育。直到西格尔长大一点儿之后，他才和父亲达成协议，入读附近优秀的公立中学――布鲁克林地区的密林高中。西格尔还幸运地得到了到瑞士进行短期夏季交流学习的机会。丰富的成长经历，为他以后的写作事业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虽然西格尔并没有接过父亲的牧师接力棒，但他对希伯来语和拉丁文化相当感兴趣，所以在1958年从哈佛大学毕业时，他成功地拿到了拉丁文和古典诗歌的学位，并在一年之后攻读了哈佛大学的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再接再厉，最终于1965年拿到了梦寐已久的比较文学博士学位。

难得的是，西格尔并不是一个书果子。在攻读博士学位漫长的岁月里，他成为学校的田径运动员，并利用自己丰富的文学知识，撰写诗歌和音乐，组队参加附近的演出，业余生活可谓十分丰富。当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之后，很快就接到了耶鲁大学的邀请，到该校教授比较文学和古典文学的教程。

1968年是西格尔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尽管他还是耶鲁大学的一名教师，但电影《黄色潜水艇》的制片人阿尔布鲁达克斯邀请他为该剧撰写剧本，而演出者是大名鼎鼎的“披头士”乐队。能获得这份工作，让西格尔十分意外。随后，他被送到伦敦“闭关”，作为一名曾经的田径健将，他开玩笑地形容这段经历：“除了在酒店房间里跑来跑去，我哪儿也不能去。”

后来，《黄色潜水艇》大获成功，而无名的西格尔也渐渐为人所知。这次经历对他最大的影响在于，他确立了自己写小说和剧本的自信心，风靡一时的《爱情故事》从而成为他此后几年的工作重心。

风靡全球的《爱情故事》

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或许有些老套。但《爱情故事》还是展示了真爱的道理，告诉人们：“爱就意味着永远不要说对不起”。

作为上世纪70年代最富盛名的小说和爱情电影，人们在评价《爱情故事》的时候往往说，这个故事很老套，一个富家子弟奥利弗，一个面包师的女儿珍妮，不过是又一段发生在哈佛校园的灰姑娘的普通故事……但是，关键在于，为什么这个普通故事如此成功?

西格尔这本131页的《爱情故事》小说于1970年2月出版后，立刻被千百万美国人争相传诵，连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也感动得向他的朋友倾情推荐。该书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长达41周，精装本在一年内重印21次，并以30种文字在全球出版，累计销量超过3000万册，被《时代周刊》评为“美国20世纪10大经典爱情”之一。

而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由赖恩-奥尼尔和艾丽麦嘉露主演，1971年上映便成为当年的票房冠军，并获得包括最佳电影、导演，男女主角、剧本及配乐等多项奥斯卡奖提名。其中的经典台词“爱就意味着永远不要说对不起”被美国电影协会评为“最佳电影对白”的第13名，主题曲“爱情故事”成为经典电影音乐传唱至今。

有消息说，《爱情故事》其实就是西格尔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改编而成，男主角奥利弗汇聚了他以及他身边多个生活原型的性格特点，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美国副总统的戈尔的故事。戈尔年轻时迷恋“被头士”，而西格尔恰好因为写过《黄色潜水艇》与这支乐队结缘，两人在偶然的机缘下成了朋友。在西格尔为《爱情故事》寻找素材时，戈尔正在谈一场相差悬殊的恋爱。

《爱情故事》一开始只是压箱底的故事，无人问津，直到威廉莫里斯经纪公司的文学经纪人路易斯华莱士提醒西格尔用另外的形式对故事再创造之后，它才得以和观众见面。西格尔用平实、朴素而幽默的笔调，没有刻意细描，而是完全让感情来说话，用简洁的文笔、朴素的故事、纯洁的爱情打动人心。

有分析家说，男主角奥利弗是当时美国躁动的年轻一代的代表，他们有才华，思想独立，渴望挣脱家庭的桎梏，所以奥利弗才为了真爱和富有的家庭脱离关系，开始自己的人生，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哈佛大学法学院，获得了奖学金。大家在他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所以当他和珍妮通过自我奋斗在社会上站稳脚跟时，人们为他们鼓掌，当珍妮被病魔夺去生命时，人们和他一起哭泣。

尽管《爱情故事》深受好评，但西格尔表现得相当谦逊，以至于美国国家图书奖要颁奖给他时，他都自嘲地说，自己不应该和厄普代克等前辈放在一起。西格尔不太在乎外界如潮水般的好评，仍然静心坚持自己的爱好，继《爱情故事》之后，他又创作了《奥德赛》、《奥利弗的故事》、《男人、女人、孩子》等剧本，1985年创作的、同样以哈佛大学为背景的《班级》还荣获了法国和意大利的文学奖项。

除了著书和写剧本，西格尔还一直坚持教授拉丁文学，并担任慕尼黑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教授。尽管西格尔没有如父亲的愿，成为一名牧师，用宗教去感召他人，但他还是以文学为武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曾经有记者问他“怎么来形容自己的文学生涯”，西格尔回答：“我从小就有艺术梦想，虽然现实未必如此，但我还是寄希望于此。”

达尔文的故事篇2

论文摘要: 普希金的童话诗在其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童话诗具有鲜明的童话特色,可以概括为:爱憎情感饱满而强烈,幻想世界丰富而优美,故事情节离奇而曲折。同时,在鲜明的童话色彩之中又蕴含着深刻的思想性,具有积极的 教育 意义。本文正是从以上方面对普希金的童话诗进行了分析。 

 

一、引言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俄国著名的文学家,伟大的诗人、小说家,“19世纪俄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1](p321)。他的生命虽然只有短短的38年,然而他在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创作领域却给俄罗斯文学提供了典范,“他的作品对俄国文学和语言的 发展 影响很大,有‘俄罗斯文学之父’之称”[1](p321)。 

在普希金的文学创作中,诗歌数量最大,影响也最大。其诗歌作品中,固然以抒情诗居多,然而他将民间传说、童话、童谣和抒情诗有机结合起来而创作的童话诗,同样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除1820年完成的轰动俄罗斯诗坛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外,此后的10年间,普希金又给人类留下了5部完整而珍贵的童话诗,即《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1830年)、《勇士和天鹅公主的故事》(1831年)、《渔夫和金鱼的故事》(1833年)、《死公主和七勇士的故事》(1833年)、《金鸡的故事》(1834年)(本文所引用的诗题和诗句均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6月第四版《普希金童话》为蓝本,改写者,雨心)。 

下面本文对普希金童话诗鲜明的童话色彩予以浅析。 

 

二、鲜明的童话特色 

 

童话诗,就其内容而言,首先应该是童话。因而它要求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必须紧紧抓住童话的特点,即通过既完整而又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生动鲜明的形象来反映生活,透露出生活的哲理,以达到对儿童施行教育的目的。在表现手法上,则富于幻想、夸张色彩,对 自然 物往往作拟人化描写,生动浅显,通俗易懂,趣味性强[2](p242)。 

从童话角度讲,普希金的童话诗具有以下三方面鲜明的特色。 

1.爱憎情感饱满而强烈 

童话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儿童,而儿童对人和事的认识、理解往往只凭自己最直观的感觉,是表面的、肤浅的、感性的,不可能是理性的。他们阅读童话后的第一反应首先是某某是“好人”,某某是“坏蛋”。这是由他们那个年龄的喜好、知识、阅历等因素决定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因此儿童文学作品的内容必须从儿童的心理特点出发,充满盎然的儿童情趣,传达儿童或美好的情感,或有趣的情致,或善良的愿望,或强烈的憎恶,从而激起他们心灵的共鸣。惟其这样,才能使儿童在受到美的熏陶的同时,对其进行思想和知识的教育。“对恶憎,对善爱,是《普希金童话诗》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3]。通过阅读,我们知道,诗人的每一首童话诗中,都塑造有儿童心目中所谓的“好人”和“坏人”。对前者,诗的字里行间总是透出热情的溢美之辞;而对后者,则充满了强烈的憎恶之情。正是由于普希金强烈分明的爱憎,其童话诗作总是“好人”赢得了胜利,而“坏人”则以失败或死亡而告终。如《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中的巴尔达与神父,《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的金鱼与老太婆等。不难想象,当小读者读到巴尔达在贪婪吝啬的神父脑门上弹了三下而使“老家伙变成了大傻瓜”时;读到贪得无厌、凶狠狂妄的老太婆“眼前还是原来那座小茅屋”,“面前还是那只破木盆”时;读到“突然她认出,这是鲁斯兰!于是美人投入了公爵的怀抱……”时,他们是怎样的兴高采烈,拍手叫好。小读者们便在潜移默化之中被灌输了何为善何为恶,以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是非观。 

2.幻想世界丰富而优美 

儿童最富于幻想,这是由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心理特征决定的,因而童话必须富于幻想色彩。古今中外的童话作品,往往都是借动物、植物或仙幻世界的构思来反映人类社会,让小读者从那些奇异的童话世界里看到人和人的生活,受到启发,受到教育。[2](p242)普希金的童话诗中所描写的幻想世界尤其丰富而优美。在《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中,当神父听从了他老婆的诡计,让勤劳、善良的巴尔达去找小鬼讨债时,连巴尔达本人也“心里不由得犯了难”。此时,小读者们肯定也会替他捏一把汗。然而巴尔达并没有退缩,他“坐到大海边,一面搓着草绳一面思量”,只见“他把绳子的一头抛进大海,然后握住它使劲地搅动,于是一个老魔鬼从海里钻出来”。这一幻想,完全符合小读者的心里所想:他们多么希望此时有人帮“好人”巴尔达一把呀。之后,又连续几个回合,叙写了巴尔达和魔鬼们斗智斗勇:先是“老魔鬼哭丧着脸苦苦求情”,继而“差来的鬼怪钻出水面”,要和巴尔达“绕着大海跑一圈,看谁的腿长跑得快”。失败后,“老魔鬼又一次伤透了脑筋,这时巴尔达却又在大声鼓噪,使得整个大海东摇西晃,掀起了滚滚巨浪洪涛”。此时,“小鬼忽又钻出水面”,提出“任你随便选一个目标,谁把棍子仍得最远,谁就把全部年金拿走”。这一回,还未正式比赛,小鬼们就被巴尔达要把棍子扔到乌云上面的话给吓回去了。而巴尔达仍是穷追不舍,又“用绳子搅得魔鬼不得安宁”。他们终于求饶了,巴尔达却不答应了,提出比一比看谁能把那匹马高高举起。当然,还是巴尔达凭智慧赢得了胜利。就这样,来来往往数个回合,最终“魔鬼们围成一圈,只得凑足了满满一袋钱,还替巴尔达把袋子扛上肩”。这里的幻想描写,不仅使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而且让小读者们看到了“好人”遇到困难时总是有人帮,最终必定胜利的事实。再如,在《勇士和天鹅公主的故事》中,诗人这样写道:“海上有一个小岛,岛上有一座城堡,城中有宫殿和教堂,还有花园和楼房,有棵云杉长在花园中央。树下的水晶房间,一只温驯的松鼠住在里边,那小东西实在讨人喜欢。……这座岛上人人富裕,没有贫困没有哀伤。人民安居乐业,礼貌相让。”显然,这是诗人对美好理想和愿望的追求而产生的丰富想象,而让一个无比美好的世外桃源展现在小读者眼前。在表现形式上,诗人则采取了重叠反复的手法,把这一美好的岛国多次展现在小读者面前,就更加强烈地激励了小读者对这种理想王国和美好生活的渴求。这样,诗人就在小读者幼小的心灵里建造了一个美好的理想国度,并使之不懈地去追求。 

3.故事情节离奇而曲折 

众所周知,儿童不仅富于幻想,而且好奇心也很强。因此,童话既要有幻想,又要有极强的故事性,尤其是那些离奇而又曲折的故事情节,以紧紧抓住小读者的阅读心理,引起他们浓厚的兴趣。普希金的童话诗作,既有短篇的,如《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又有长篇巨作,如《鲁斯兰和柳德米拉》。无论是短篇抑或长篇巨作,其故事情节均离奇而曲折。上述提到的巴尔达和海里的魔鬼斗智斗勇的情节,既是幻想,情节又很离奇曲折,这是短篇。至于场面宏大的《鲁斯兰和柳德米拉》,故事情节更是跌宕起伏,大起大落,极富变化,离奇而曲折的程度令人叫绝。这里,我们不妨以其耳熟能详的短篇《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为例,来阐释这一观点。“从前有个老头儿带着他的老婆,住在那蓝色的大海边”。这是典型的童话故事的开头,平实而又 自然 。但是,当老头有一次下海撒网,网到一条金鱼又放归大海后,离奇曲折的故事便开始了。那情节轨迹是这样的:老头回家告知老太婆金鱼的事,她一听就骂,让老头向金鱼要一只洗衣盆——老头再次来到大海边,向金鱼提出请求——得到新洗衣盆后,老太婆骂得更凶,提出要一座木屋——老头第三次来到大海边,再次向金鱼提出请求——有了新木屋后,老太婆还是破口大骂,提出她要成为世袭的贵妇人,住进豪华的高楼大厦——老头第四次来到大海边,又一次向金鱼提出请求——住进金碧辉煌的高楼,成为贵妇人两个星期后,老太婆又提出要做至高无上的女王——老头迫于无奈,第五次来到大海边,再一次向金鱼提出请求——成为女王两个星期后,老太婆又提出要金鱼亲自为她服务——老头第六次来到大海边,又再次向小金鱼提出请求——老头回到家后,一切又恢复到原样。诗人通过这些曲曲折折的一个又一个离奇的情节,加之拟人化的描写和形象的比喻,笔锋直指当时的沙皇统治——当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时,他都可以满足,但当人民要求拥有权力时,他非便不给,还将已经给予的统统收回,将人民重新打入地狱。因此,俄国人民不能指望沙皇让他们做国家的主人。小读者结合普希金生活的时代背景,就会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 

 

三、结语 

 

普希金是伟大的,普希金的童话诗作品是伟大的。从写作方法讲,它不仅具有鲜明的童话色彩,而且其中所蕴含的深刻的思想内容发人深思,读后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引导青少年阅读普希金的童话诗,不仅可以使他们从中获得美的享受,而且可以对他们进行深刻的思想 教育 和崇高的道德教育。 

 

参考 文献 : 

[1]朱锡强,陈传金,张粉梅,袁昌尧,张忠民编写.外国 历史 大事纪年[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3,第一版. 

[2]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写.文学理论常用术语简释(内部发行)[m].1979.4. 

达尔文的故事篇3

难以尘封的记忆

曾几何时，切尔诺贝利是苏联人民的骄傲，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最可靠的核电站。然而，1986年4月26日的一声巨响彻底打破了这一神话。核电站的第四号核反应堆在进行半烘烤实验中突然失火，引起爆炸。据估算，核泄漏事故后产生的放射污染相当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产生的放射污染的100倍。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核事故。爆炸使机组完全损坏，八吨多强辐射物质泄露，尘埃随风飘散，致使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许多地区遭到核辐射的污染。切尔诺贝利灾难不只污染了周围的乡镇，它还借由气流的帮助，不规律地向外扩散。欧洲议会议员丽贝卡・哈姆斯2006年撰写的一份关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报告《TORCH 2006》称，有一半的易挥发辐射粒子掉落在苏联以外的地方。而根据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政府于2005年9月合作完成的关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总体报告，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共达4000人，其中包括直接死于核辐射的47名救灾人员和9名死于甲状腺癌症的儿童。而联合国于2006年4月公布的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报告显示，在受辐射尘埃严重污染的地区(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等地)也许还有另外5000多名受害者死于核事故，这样受害者总数可能已经超过了9000人。绿色和平组织对事故受害者的数据计算更是恐怖。他们根据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的数据研究判断，在过去20年间，受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影响的受害者总计达900多万人，他们随时可能死亡。而且，绿色和平组织认为，切尔诺贝利核泄漏造成的死亡人数是九万多人，这个数字是官方统计数字的20倍!

此次事故不仅引起大众对苏联核电厂安全性的关注，也间接导致苏联的解体。而现在开放旅游也许会激活国际社会和公众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尘封已久的记忆，以及在开发新能源热潮中对核能安全的重视。

曾经的污染区安全了吗

今天我们谈及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污染区，是指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围半径达30公里范围内的严重污染区。那么，这一地区如今的核辐射是多少，生态环境又如何。从乌克兰及西方媒体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略知一二。

尽管核武器发明的时间不短，但是人类对于核辐射影响的研究还是不足的。有关核污染地区动植物发生变化的报道也众说纷纭。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在核事故发生过去了25年后，人们在高污染区内发现逐渐出现了大量的野生动物，当地人看到狼、熊、麇在废弃的街头出没，小雨燕从废弃的办公大楼上空掠过。科学家不能解释的一个问题就是，野生动物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重返切尔诺贝利，是否可以证明核辐射和核威力可能比科学家原来想象得要小。

但是，对核辐射地区的检测报告却证明，该地区仍然是极危险的地区。虽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机组已被装进钢筋混凝土构成的“石棺”之内，但是核辐射的威胁依然存在。“石棺”的隔离使其附近的核辐射值比事故之初降低了许多，但仍然远远高出每小时20微伦琴的安全值，达到了每小时350～700微伦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公布的报告，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特别控制区在1986年至2005年间的平均年辐射值为5000微伦琴。至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森林里的蘑菇和野果都是被禁止食用的，而居住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外国人普遍选择饮用进口的矿泉水，不能不说这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种特有的现象。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还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特殊“景观”――鬼城普里皮亚季。它位于乌克兰北部，曾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工人和科学家居住的小城。根据苏联官方记录，这座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城市，其人口一度达到五万人。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市内所有居民在一夜之间被撤离了。从此之后，普里皮亚季便成了一个荒凉萧条的地方，庞大的苏式建筑在风雨中遭到侵蚀，大量被污染的苏联坦克、直升飞机和防毒面具被遗弃在辐射区，记录着曾经的悲剧。写在核悲剧25周年

对于开发切尔诺贝利地区的旅游，乌克兰学者可能最有发言权。2010年12月13日，乌克兰国家生态中心能源问题专家德米特里・赫马拉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对政府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意见。他警告说，20多年来根本没有对核泄漏地区进行过彻底全面的清查和测量，盲目地把游客带进来是非常危险的。

2011年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25周年，国际社会和乌克兰人民将隆重纪念这次历史悲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白俄罗斯及乌克兰等国每年仍然投入经费与人力致力于灾难的善后及居民的健康保健。因事故而直接或间接死亡的人数难以估算，且事故的长期影响目前仍是个未知数。根据乌克兰政府的统计，目前乌克兰需要救助的受害者人数多达200多万人，乌克兰政府仅2010年用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受害者的财政支出就已经超过70亿格里夫纳(约合10亿美元)。独立后，乌克兰创造了一个特殊的税种――切尔诺贝利税，即通过特殊的税种筹集资金来救助遭受核辐射侵害的人们，但这只不过是杯水车薪。

对于目前的乌克兰政府而言，最紧迫的问题不是旅游，而是继续“石棺”的建设和加强对受害者的补偿和保护。苏联政府当时修建的临时密封“石棺”已经出现了多条裂缝，并且整体结构，已经不坚固，甚至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而现在的乌克兰政府根本没有财力和技术实力来解决这一问题。2008年，由八国集团和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共28个国家负责筹措资金的新“掩体”项目已经开始建设，新“掩体”将在2015年全部建成。这是一个长150米、宽260米、高105米的巨大拱形建筑，用于全部遮盖第四机组连同此前建造的临时性防护设施“石棺”。随着项目的不断推进，资金的缺口也在不断扩大。乌克兰第一副总理克柳耶夫不久前称，由于安全要求大幅度提高，“掩体”项目总造价已由2004年的5,05亿欧元提高到现在的8,7亿欧元。因此，乌克兰政府开始不断寻求新的资金支持。总理阿扎罗夫在2010年底对乌克兰媒体表示，希望在即将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上继续获得国际社会的资金和技术援助。2011年1月，亚努科维奇总统在访问日本时公开表示，希望国际社会能够为乌克兰继续建设新“石棺”提供援助。

国际社会并没有忘记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参与下，联大干2010年12月通过了《切尔诺贝利事故25周年：未来的安全》决议草案。乌克兰政府能否获得后续资金援助，还要寄希望于拟在今年4月在基辅举行的国际会议了。

达尔文的故事篇4

    关键词:黑龙江省西部地区;达斡尔族;民族文化

    “达斡尔”一名最早见于元末明初,意即“开拓者”。达斡尔族人的先民分布于外兴安岭以南至黑龙江北岸的河谷地带。17世纪中叶以后逐步迁到嫩江流域,他们以种植业、畜牧业、渔猎业为生。黑龙江为达斡尔族人世居地,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达斡尔族人口数量在56个民族中居第33位,现有人口13.24万,其中43608人生活在黑龙江省,占我省少数民族人口比例2.46%。生活在我省的达斡尔族人又有31800余人生活在西部地区,约占黑龙江省达斡尔族总人口的73%,主要分布在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的卧牛吐达斡尔族镇、莽格吐达斡尔族乡;富裕县的友谊达斡尔族满族柯尔克孜族乡、塔哈满族达斡尔族乡,富拉尔基区的杜尔门沁达斡尔族乡等。

    黑龙江省西部地区的达斡尔族人民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起来的达斡尔族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文学、艺术、宗教、体育、饮食、服饰、节日、习俗等方面。

    宗教文化: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崇拜和宗教信仰,达斡尔族的原始宗教为萨满教,萨满教是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之大成的原始宗教,自达斡尔族进入母系氏族社会直至现代医学普及至达斡尔族居住地的几千年时间里,几乎所有达斡尔族都虔诚的信奉着萨满教,每一个莫昆都有萨满来组织宗教活动,萨满是连接一个莫昆所有人的精神纽带。作为人神沟通的媒介,在古代达斡尔族社会生活中萨满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对维护社会稳定,发展道德习惯方面都发挥积极的作用。萨满举行的宗教仪式充满想象力、内容非常丰富。融宗教、礼仪、音乐、舞蹈为一体,其中就包含有悠扬动听的萨满神歌,诗歌般的音韵与和谐的萨满伊若(祷词),变化多姿的跳神舞蹈,这些艺术内容对达斡尔族民间文艺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民间的习俗就直接来源于萨满宗教礼仪。萨满教作为传统文化中最核心部分,己经渗透于达斡尔人日常生活中,沉淀在民族深层心理意识中,潜移默化着达斡尔人的精神活动、心智结构和创造行为,也规定着他们审美追求、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则。

    民居文化:达斡尔族所居住的房子是由三间房子组成,一间坐北朝南,一间坐西朝东,一间坐东朝西,形成“介”字形的结构。房子由土盖成,屋顶是松木椽子铺上芦苇,用伴有麦草的泥抹平。正房有西窗户,西窗户外有土制的烟囱,达斡尔族称为“霍勒”。房子中间是厨房,东西两门通向两个屋子,西屋为上,东屋为下。屋子里的是“几”字形的土炕,达斡尔族称之为“蔓子炕”,南炕供长辈所用、北炕和东屋为晚辈所用,西炕则是留给客人的。另外两间房子则相对简单只有一个厨房和一个居室,一铺炕,因子女较多,又不分家过,这两间房为儿子带家人居住。现在在我省西部地区的大部分达斡尔族人已经不再居住传统式的房子了,他们在居所上也借鉴了汉族的居住因素,用砖瓦盖房居住。

    服饰文化:达斡尔族的服装因功能不同而分出不同的服饰,包括日常生活服、狩猎服、婚礼服、节日服、儿童服和丧服等。均为布衣长袍式,年轻人服装一般蓝色、天蓝色或浅蓝色;在衣领、前襟、袖口及衣边处配各式手工绣上的花边,年龄大者喜欢穿深蓝和黑灰色,样式相对简单。腰间所系腰带承袭了契丹旧俗,两端从后背向下垂20厘米左右,这是达斡尔族独有的带饰。达斡尔族男子春、夏、秋三季所穿的布腰布底或皮底的短腰软靴。以白布做靴腰,腰口装饰黑边。左右腰上多有补花装饰,补花图案以古钱纹、蝴蝶纹居多,其造型与契丹短腰靴的造型相似。随着时代的发展达斡尔服装也增添了很多现代的气息。女子的服装用各种颜色的布做成,在领口、斜襟、腰间、袖口、全白、上都刺绣上很多的图案,有的还用亮片镶嵌,很多的服装在群身上也刺绣上绚烂的或祥云、或大花,有的在裙摆处用羽毛沿边,显得华丽、优雅。男子的服装业有了色彩,也会绣上美丽的图案,以彰显男人的大气。我省西部地区的达斡尔族传一般在重大节日中穿上传统的服装,平时很少看到。

    饮食文化:达斡尔族以粮食为主食。主食中以加牛奶的稷子米和荞麦面、饼为主。肉食的制做以晒肉干和煮、烤肉为主。平时喜欢用肉炖蔬菜。常吃鱼,主要烹调方法是清炖和清蒸。喜欢喝鲜、酸牛奶(祈嘎)。与内蒙古地区达斡尔族不同我省西部地区的达斡尔族日常生活中不制做奶酒、奶米茶。生活在黑龙江西部地区的达斡尔族还有一个特殊的蔬菜就是柳蒿芽,是达斡尔族喜食的野菜,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达斡尔语称之为“库木勒”,因其使此地的达斡尔族度过为难所以成为了达斡尔族的救命菜,吃法上有的加芸豆和土豆清炖。也可以用柳蒿芽顿排骨、炖小鱼、还可以凉拌或炒鸡蛋。

    口头文学:达斡尔族是一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一个独立语支,因此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学形式就是口头文学,大概也是达斡尔族民间文学最古老的形式之一,以口头创作的形式世代流传在民间。达斡尔族的口头文学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它们朗朗上口,酣畅、流利、具有艺术魅力,便于口述说唱,很吸引群众。达斡尔族口而相传的传统文学作品极为丰富,如《莫日根狩猎记》、《伊玛迪》、《水獭与天鹅》、《农夫为啥要打兔子》、《库热古热和卡热古热》、《阿波卡提莫日根》、《孟贡胡》等等,有陈述关于族源和历史的故事传说、习俗故事传说、自然现象的故事、宗教、民间故事和传说、生活故事、神话故事等。多以美与丑,正义与非义的矛盾斗争为主题,歌颂正义者,鞭挞贪婪自私者。

    民族艺术形式:达斡尔族自古是一个爱跳爱唱热爱生活的游牧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中形成了很多特色的民族艺术形式。如扎恩达勒、雅德根调形式的传统民歌。表现了采摘、捕猎、栽种等劳作情景的民族舞蹈,我省西部地区达斡尔族习惯称之为“哈库麦”,莫旗地区的达斡尔族称之为“鲁日格勒”,一般是两人对舞,其他人围观助兴,达到高潮时多人下场齐舞,高潮阶段,对舞者一手叉腰,一手伸开挥向对方,左右手交替动作,形成双方“对打”、“对挡”的架势。题材广泛的传统说唱形式“乌钦”,也可以说是达斡尔族的叙事诗,每四句为一段,每句押头韵,句与句对称,近似汉族的律诗,每首乌春短者约百行,长者达数百行。乌春的内容涉及较广,有反映达斡尔族劳动人民从事生产劳动的,有歌颂反抗阶级压迫的英雄人物的,有反映清代达斡尔族八旗兵巡逻东北边境、守卫祖国边疆的,有描述布特哈地区达斡尔人历尽千辛万苦运送自制大轮车到呼伦贝尔草原,参加甘珠尔庙会的沿途见闻及庙会盛况的。演奏民族乐器“木库连”——种古老的口簧乐器。它的形状类似锥子,但外环是用压扁的铁制成的,中间有一根薄片钢舌,钢舌的尖端细而弯曲。演奏时左手握木库莲的尾端,然后放在唇齿之间,右手指弹拨钢舌条的尖端,同时,从喉门配合吹气调解音韵发出鸣声。它的音域虽然狭窄,但很富于变化,能学百鸟欢唱,十分动听;它发出的声音不大,却使人感到忧郁缠绵,有一种沉痛、悲凉之感。这些艺术表演形式,在齐齐哈尔每年五月份举办的库木勒节上都可以看到。达斡尔族的民间艺术还有雕刻和刺绣。我省西部地区的达斡尔族人进行雕刻的已经不多,刺绣仍然是姑娘们要学习的技艺,刺绣花样的多以几何纹、吉祥如意以及民间故事中的人物,自然界的花鸟、禽兽为内容。

    民族体育运动:达斡尔族主要以渔猎和畜牧生产为主,塑造了达斡尔族强悍的性格,也造就了达斡尔族独具特色的民族体育运动,黑龙江省西部地区的达斡尔族现在保留的民族体育运动形式主要有摔跤、曲棍球、射箭、颈力赛等。达斡尔族人会在重大节日时进行这些竞技活动,达斡尔族孩子们也会在嬉戏玩耍是在自家院子中进行摔跤和颈力赛。

    民族节日:达斡尔的民族传统节日跟汉族基本相同,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仲秋节和小年等,但又有所不同。达斡尔族过春节,达斡尔语为“阿涅”,方式略有不同。人们从农历二十八开始为祭奉祖神,达斡尔族人会制作一种“荞颗”的祭奉糕点,以养面制成为杯子状蒸熟,将棉花碾成芯浸过油后放入面团中间点燃;除夕夜和初一早上晚辈会在分两次给长辈磕头,达斡尔语为“牟鲁格贝”;达斡尔族还会过正月十五,称为“哈勒贝塔沃”,这一天达斡尔族人会集中到一起跳起民族舞蹈“哈库麦”;从除夕到十五在院中点篝火的习俗;正月十六这天是达斡尔族的“阔德贝”也称为抹黑节,长辈在这一天的早上手指抹上锅底灰涂在晚辈的脸上和脑门上,祈求新的一年吉祥如意。此外达斡尔族和蒙古族一样有一个盛大的大型祭祀活动敖包会,通过敖包祭,祈求上天保佑人畜兴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黑龙江西部地区的达斡尔族还有一个独特的节日就是“库木勒”节,库木勒就是柳蒿芽,因为在危难时刻柳蒿芽曾拯救了数以万计达斡尔族人的生命,为了几年这绿色的精灵,在1987年5月由多瑞宝、色热、孟德海等十多位老同志倡导举办了第一届“库木勒”节。并成为齐齐哈尔达斡尔族的独有的固定民族节日,每年五月份会在梅里斯区和富拉尔基区的大草原上举办盛大的“库木勒”节,在这个民族节日上达斡尔族会载歌载舞、再现各种民族艺术形式。

达尔文的故事篇5

【关键词】约翰・福尔斯；艺术；创新

约翰・巴斯曾指出整个西方文学，尤其是小说，无论在形式上或技巧上都已走到了尽头。戴维・洛奇也曾断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国小说处在“十字路口上”，面临着困境。他们的悲观论调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反映了当时西方小说界的“低谷”状态，但是约翰・福尔斯并没有拘泥于传统小说创作的模式，也没有钻进实验小说创作的死胡同，而是在传统和实验之间游刃有余，注重叙事形式的创新。福尔斯在创作技巧上注意模仿，更致力于创新。他的艺术创新对小说的传统创作形式以及作者的绝对权威提出了挑战和质疑。在其小说中主要表现为叙事结构与叙事角度的创新上。福尔斯在其作品中表现的对于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和物化趋势，以及他对于人的价值与人的命运的积极思考使其无愧于“战后英国最有才华、最严肃的小说家”。

作为一个当代作家，约翰・福尔斯被誉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作品主要包括《收藏家》、《智者》、《魔法师》、《法国中尉的女人》、《紫檀塔》等。福尔斯在小说中大量创造叙事悬念、浪漫的冲突和戏剧性的情节。受存在主义影响，福尔斯在作品中明显表现出他对于个人自由与个人选择的深切关注和深刻思考。他的角色在选择和创造自我本质的过程中享有充分的自由。福尔斯认为作家的首要原则是自由而非权威，同时，福尔斯在塑造人物和编织故事情节时，总是提醒读者叙述的虚构性，并赋予读者充分的自由，让读者积极参与到故事叙述中。这一点在《收藏家》和《法国中尉的女人》中都有明显的体现。福尔斯在作品中只是提出问题，而不给出问题的答案。在《魔法师》中，福尔斯也指出，人要成长需要的是问题，而不是答案。在《法国中尉的女 人》中，莎拉对查尔斯说，“不要让我解释我所做的事情。我无法解释”。《智者》是福尔斯唯一的一本哲学著作，在该书中福尔斯表达了他对社会、宗教、艺术以及人性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并深入讨论了他对于自由的理解与追求。

另外，福尔斯也表现了他对少数人与多数人这一理论的理解。吸收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关于对此理论的阐释，福尔斯认为人类的大多数不具有高度的智慧。有道德、有智慧的精英只是少数人。在《收藏家》一书中，米兰达和克莱格的对抗在社会层面上代表了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对抗。福尔斯作品中的女性角色被赋予了很高的地位。作为一名男作家，福尔斯深切关注并论述了当代女性的地位与状况。自由对于福尔斯来说并不具有绝对价值。除非一个社会能够平衡男性和女性的原则，否则它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文明社会。福尔斯小说文本中构建的女性角色往往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向往自由独立、追求善良美好、拥有现代时尚的爱情观。

作者无论采用何种叙事形式，都是为了表现主题而服务的。福尔斯故意摒弃传统的叙事规范和准则，大胆进行形式上的创新。开放的结构、虚实共存的结构形式、结构的非连续性与随意性等特点均反映出福尔斯独具匠心的结构设计。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一书中作者随时随地随意地介入小说之中，或评头论足、或提醒读者、或将自己变成剧中人物，展现给读者全新的叙述形式。同时，福尔斯还设置了三个结尾让读者选择。《收藏家》采用了独特的叙述角度。故事的前半部分由克莱格叙述，后半部分则由米兰达以日记的形式来讲述。这样的叙述并非重复，而是给读者更多的思考空间，让读者积极参与到小说创作中去。故事结尾是一个故事的结束，也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这种故事发展的环形而非线性的结构同样也体现在《魔法师》中，故事发生并结束在伦敦，尼古拉斯・厄弗在故事开始时离开他的女友艾莉森从伦敦前往希腊旁的一个小岛弗莱克索斯，经历了各种考验后又回到了伦敦与艾莉森重逢。

文本的形式与内容、在文本中读者的作用、文本的开放性以及文本的权威性都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评论家和读者所关心的内容。福尔斯的小说包含了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大多特点。《收藏家》展现了两个对立声音的对抗。《法国中尉的女人》也表现了萨拉对查尔斯男性话语的反抗。福尔斯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很多问题至今仍然存在，甚至会一直存在下去。在《智者》中，福尔斯就曾指出，“所有生命在时间的每一时刻平行存在。进化是水平的，不是垂直的”。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福尔斯构建了一个平衡系统，一个是对维多利亚小说的戏讽，另一个则是一部现代小说。维多利亚小说有着读者可预测的结构。现代版的小说毫无结构而言。它的结尾出现在小说中间或者说根本没有结局。小说的叙述者介入文本介绍自己。叙述者问道，“萨拉是谁？”，随后又回答道，“我不知道”。在福尔斯的作品中，传统与现代小说被戏讽，元小说与后现代主义元素充满了福尔斯的小说。

面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学衰竭论”，福尔斯对于战后英国文学甚至世界文学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福尔斯的小说既具备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实验性，同时又没有完全排斥传统的人物、情节、故事叙述准则等特性。因此，他的小说既不像现代主义作品那种“精英文化”，也不像某些后现代主义小说那样晦涩难懂。福尔斯对小说创作所做的创新为当代英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做出了贡献，也呈现给读者既具严肃性、哲理性，又不失趣味可读性的佳作。

参考文献

[1] 黄莹.利用与变用――析《法国中尉的女人》与维多利亚小说的互文性[J].南京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3期.

[2] 丁云凤.《收藏家》的互文性解读[D].暨南大学，2007年.

[3] 于建华.论《收藏家》的对话性艺术特征[J].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01期.

达尔文的故事篇6

关键词：背景；形象特征；隐喻；矛盾冲突

1 《比利・巴德》的故事背景

《比利・巴德》的故事草稿保存在麦尔维尔的孙女埃利诺・麦尔维尔・梅特卡夫手中，之后它才得以有机会在1924年被整理完成并首次出版。1928年韦弗完成了作品的修订版本，随即被翻译成多国语言。1946年威廉・普卢默立足英国当时现状，对韦弗的版本作出了一些带有个人见解的改动，其中一份被布里顿所拥有。两年后由美国作家F.B.弗里曼指出了韦弗版本中的一大批错误和误解。直到1962年，哈里森和默顿在学术和专业原则基础之上完成了一个详尽的、可靠的文本。

由于美国护卫舰1842年时发生的萨默斯事件，当时三名船员被指控叛乱并被战地军事法庭定罪处死。因此本故事在设计的时候故意描述为英国海军在1797年发生的叛乱，从而避免与美国舰队事件有着太明显的联系。《比利・巴德》的事件被设定为是1797年夏天英国军舰驶入地中海时发生的，1797年这个节点的选择是由于：在1797年4月15日发生了朴茨茅斯和怀特岛之间的斯匹特黑德叛乱；紧接着是5月20日发生了泰晤士河口岸的诺尔叛乱；7月和9月，在地中海地区爆发了一些较小的叛乱；因此，为威尔船长的偏执和对特拉加特虚构的指控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背景。

2 小说创作的阶段过程

《比利・巴德》中作者对故事的描述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个发展过程的组成理念在故事道德模糊性和开放性的认识上是至关重要的；其特征经常被人挑出来评论，比如同性恋问题。在第一阶段（从1886年开始），《比利・巴德》仅仅是由一个短的散文诗的结构组成，一个只有32行的民谣――“戴手铐的比利”。麦尔维尔的《比利・巴德》这部小说所表达的思想在之后的发展中绝对不是单一的特征。威尔作为一个最高指挥官，一个全船的灵魂性人物，当他在等待一个无辜人被指控叛乱并行刑时是有罪的。布里顿和他的歌词作者最初读到“游戏开始了”的时候，一向保留作品原貌的他们一反常态，改为“是的，是的，一切都开始了”，显然目的是为了突显接下来将要迎接比利的悲惨命运。

在《比利・巴德》的结构进入了第二阶段的时候，麦尔维尔决定将民谣改为散文故事。为了这个目的，他创造了纠察长这个角色――具有恶毒人物性格的约翰・特拉加特，来与比利形成一个明确的对比；然而为了进一步体现人物的对立和冲突，在这个阶段中比利被塑造得更加年轻和更加天真。

故事发生在一段充满了叛乱主题的历史背景下，因此特拉加特给比利所捏造的罪名指控是很合理的，而比利对特拉加特攻击造成的后果，也不可避免的导致了对比利死刑的判决。在这个阶段，故事的发生被集中设计在体现战斗力强大的“大无畏号”上，从侧面也暗示了社会旧思想的强大。这个节点上作为戏剧的扩张，他决定从加大对威尔船长性格描写的重要性出发。然而在这时威尔的上场似乎是简单的，没有太多的评论；但是，此时以这位最高指挥官在场景中的出现为线索引出了一系列的戏剧冲突，他的特性的扩展主导了接下去的整个故事。

3 小说的隐喻与思想理念

为了能够反映人物个性的特征，有三个名字具有特殊意义而经常受到麦尔维尔的特殊关照。比利・巴德的名字来源于被凯尔特人视为阿波罗神的“Beli”和“Budd”，后者代表了健康、生机和春光。威尔船长的名字是拉丁语vir（男子）和veritas（真理）的双关语，而他的中间名字费尔法克斯可以理解为“公平的事实”。特拉加特这个名字起源于过时的动词“阻碍”，这意味着一种带有危险的反常规的固执。

这些对《比利・巴德》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导致了对这部小说中的“立意”或多个“立意”的分歧，而早期的评论内容是对这个讲述纯粹善良和极端邪恶之间矛盾冲突故事最简单程度的接受。对威尔判决的影响并没有详细的探讨，但在20世纪40年代更多的重点放在解释威尔为中心人物的可能性，并且他所处的立场引起了激烈的探讨和争论。在布里顿歌剧版本的舞台上，有一种方式是将故事的注意力集中于反讽威尔的立场，认为其深层的道德意义与表面所表现的完全相反。当然，《比利・巴德》这个复杂的、有歧义的故事没有“正确”的解释，正如布里顿所言：“一切麦尔维尔所写可以称之为对‘遗嘱的接受’”，因此对它接受的问题，是带有矛盾和不确定性的。不可否认，麦尔维尔的小说《比利・巴德》中所蕴含的复杂性（或不确定性）的风格，是很难被窥探到的。在早期令人生厌的描述和诗意语言的丰富度上，《比利・巴德》都是非常罕见和标新立异的。不像麦尔维尔的其他故事中对海景的精彩描写；这篇小说没有对大海进行任何生动的描写，更多的是引发人们对一种反思哲学的思考。只有当比利的生命将被终结时，象征不祥的海鸟降落在甲板上，他们刺耳奇怪的尖叫声回响在每个水手脑中。

这是个从根本上体现人性反思的故事，显然非常适合表现将罪恶突显放大的古典希腊悲剧的哲学思想。每当威尔船长陷入困境时也采取的是苏格拉底式的解决方案：根据既定的现实原则基础上，支持公共秩序，并以衡量既定秩序和特殊情况的事实之间的差异幅度作为评判标准，不断引导威尔作为一个象征立足于良好教育和正确认知上的公平正义；另外，不论是威尔从他个人的认知中似乎获得和平的戏剧反讽的悲剧意识，还是去表现“天真”与“罪恶”的化身比利和特拉加特的地方，都受到了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影响。

关于船被设置为世界的隐喻，以麦尔维尔的朋友W・H奥登为代表的评论家们做了大量篇幅的探究。作者通过表述船与海洋环境之间的关系所传达的象征性意义，反映出了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时代特征和命运挣扎的理念。在当时的背景下，最让人感兴趣的是他的象征性，海上的能见度代表了人物意识所能承d的知识程度，“浓雾”代表着怀疑和自我欺骗，晴天意指人们有了自己正确的意识，或是代表事情的真相大白。在麦尔维尔的小说中，对海洋环境描写时的这种理念是很少被用到的，但布里顿给这种象征性意义赋予了特殊的色彩。在歌剧中，对法国的战争发生在大雾的天气，威尔船长说道，“我不希望看到这可恶的雾”带有故意的讽刺意味；当威尔船长面对特拉加特对比利的诬告进行调查时，他宣称“雾正在消失”；当特拉加特死后他说道“雾已经散尽了”；在结语部分，当比利的尸体消失后威尔回忆说，船行驶在晴朗的日子里。

达尔文的故事篇7

    本文试通过对《更多的人死于心碎》里主人公的对话艺术的分析,来阐释文章背后真正的意思。

    一巧用文学典故,借力讽刺现代生活

    在《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索尔?贝娄巧借文学典故对现代生活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小说中多次被提到的《致海伦》(作者是爱伦?坡)成为小说中贯穿始终的讽刺线索,同时对历史宗教的广泛涉猎的目的也是颠覆传统的信仰,对被颠倒的生活目标进行嘲讽。

    小说中巧用文学典故最显着的地方就是在玛蒂尔达和贝恩的男女关系变迁上,相见之初,贝恩对玛蒂尔达的感觉好极了,可以说是如痴如醉,贝恩把她誉为如诗中所描写的那种最可爱的人儿,并盛赞她的秀发和容颜,但在小说里面,贝娄通过第一次的运用典故就为故事后来的发展在做铺垫。因为后来通过肯尼斯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到贝恩是个生物学家并对紫蓝色十分的青睐,因此联系文中的对玛蒂尔达头发的形容“紫蓝色的头发”,就会让读者自然而然联系到其植物学家的职业身份。另外,在诗中充满了作者对海伦的爱慕之情,但现实世界则刚刚相反,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对着极度物质的并且自恋过度的玛蒂尔达,让人们能够想到的就只能是物质的辉煌和心灵的空虚。但随着贝恩和玛蒂尔达关系的慢慢接近,贝恩慢慢对玛蒂尔达显示出不满意的地方,如其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慢慢地显示出不融合和不协调。因此,作者改变了对《致海伦》使用的典故而改用布莱克的诗,这个时候,变成了“婚姻的灵柩载满了瘟疫”。而这时作者用了一个词———Blight,这个词是枯萎的意思,对于植物学家而言,枯萎对植物是灭顶之灾;对于人物而言,这个词则很容易就让我们联想到贝恩和玛蒂尔达的关系走到了尽头,以此来形容植物学家和富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典故的运用给我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

    除此之外,《致海伦》还被作者用来讽刺另外一个主人公肯尼斯,其对深爱的姑娘特丽基是这样形容的:“这个女人犹如孩子般娇小,正如坡所娶得的姑娘一般,但我却没有这种福分。”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肯尼斯既通过运用典故对坡和克拉蒙的婚姻进行了嘲讽,同时又对特丽思徒劳无益的追求之后的自嘲形成对比。在故事的发展中,作者又再次用到坡去暗示特丽基和肯尼斯还有蒂塔之间的三角恋关系,作者最后通过对坡的典故说明肯尼斯对罗曼蒂克的理解,肯尼斯曾经说过:“对于爱伦?坡类似的嗜好,其实我本没有权利去说什么,我根本就没有权利的,但我确实那么做的,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舅舅对我引用‘海伦,你的美是为我’这话时戏弄他一下。”通过使用典故,作者有机地把坡、维吉尼亚和海伦与肯尼斯、玛蒂尔达和特丽基形成了一种对照,并且成功地把难懂的文学语言转换成通俗的俚语和行话,这对于引发读者的思考和共鸣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又产生了幽默轻松的效果。

    二巧用第二人称,拉近和读者之间的距离

    就写作本质而言,第二人称很容易拉近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具有沟通交流的属性,能和读者之间引起共鸣。因此在小说中,作者在使用第二人称的时候,是渴望和读者产生交流,把读者拉到故事里面,参与故事,参与小说中人物的生活和思想,感受人物的内心活动和经历,同时由于自由直接引语在小说中被广泛使用,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自由直接地表现主人公的思想和情感生活,甚至能够感受到主人公说话的语气和神态,这是一种叙述方式最轻松的表达方式,如:“人就是这般的,都是这样的,你的成就越大,成绩越突出,那么你的家庭生活和你的感情就越不满意,因为你的主要精力都被成就带走了。”通过这种表达方法,我们很容易就能感觉到,作者其实在通过主人公和我们进行生活理念的交流,能够很轻松地就引起读者和作者在生活经历方面的共鸣。

    再如“,当人们都用这种目光看你的时候,你发生了什么?你可能会感觉到你整个人都在这被看穿了,但是当一个女人为你把灯熄灭了,难道你就要向全世界的夫妻揭示什么是责任吗?那你就自讨苦吃了。”很明显,在小说中,肯尼斯正在和本诺说话,但正是通过肯尼斯的口,作者在和读者之间进行着沟通,让读者在读这段话的时候反思自己,一个女人为我灭灯的时候,我在干什么?通过这种直接与读者的对话,让读者感觉到好像自身也活在小说中,如果这件事情换做是我,我会怎么办?这样读者就涌出一种强烈需要和作者交流的情绪和愿望。

    三使用黑色幽默,刻画尔虞我诈的社会

    在贝娄的早期小说中,善意调侃、讽刺和幽默被广泛使用,但在完成《更多的人死于心碎》过程中,贝娄使用最多的还是黑色幽默。黑色幽默最大的表现效果就是将真实人物和荒诞人物并列安排,因此严肃场景和喜剧场面也就成了交错出现。另外,贝娄还会经常转换语调,故意误导读者。在《更多的人死于心碎》创作过程中,为了刻意描绘空虚无聊的生活、尔虞我诈的世人和腐化堕落的社会,贝娄大量运用黑色幽默,他能把历史事件和第三世界状况巧妙地和黑色幽默融合,通过哲理性思考与平淡的谈话并置的方式,很轻巧地将骇人听闻的场景与轻描淡写的诙谐结合,同时再辅以适时适当的讽刺性评论,相当出色的黑色幽默效果就造出来了。

达尔文的故事篇8

论文摘要：《荆棘鸟》作为描写早期澳洲移民生活的小说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其影响力是一般通俗小说无法比拟的。这主要是因为这本书在家族史的表面文本下?隐含着一个作者以爱尔兰传统的人名、地名构成的隐形文本。作者借这个隐形文本探讨了她对爱尔兰民族前途的思考。从而进一步升华了小说的美学效果。

《荆棘鸟》是澳大利亚著名女作家考琳·麦卡洛的成名作。这部小说受到世界各国读者的喜爱?并两次被改编成电视剧而家喻户晓。但是?在文学批评范畴内它却始终被当作通俗小说、浪漫小说而在严肃文学界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后殖民文化浪潮袭卷全球的今天?把这部小说放在后殖民文化的大背景下解读?便能发现?为它赢得盛誉的不仅是其缠绵的爱情故事和精妙的人物塑造?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对爱尔兰民族和人民的真挚感情和深切关注?以及她通过小说表达的对爱尔兰移民在新大陆上摆脱 历史 阴霾开创崭新生活道路问题的探讨。

与乔伊斯、奥尼尔这些爱尔兰裔著名作家一样?麦卡洛也有着深深的爱尔兰民族情结。她既对爱尔兰悠久的文化传统深感自豪?又为爱尔兰长久以来遭受殖民统治及其给爱尔兰人民带来的痛苦深感遗憾。《荆棘鸟》一书即反映了作者在这方面的深深思考——英国的殖民统治和天主教的精神把控共同作用?造成了爱尔兰人的精神瘫痪?这种思想束缚在澳大利亚大陆上仍在延续?成为他们追求幸福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因此爱尔兰人必须挣脱思想枷锁，在新的环境里开始全新的生活。

本书是一本以家族史形式呈现的小说。麦卡洛凭借自己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在主要人物的悲欢离合的情节中，匠心独运地借用了爱尔兰历史上一些重要的人名、地名，使得书中人物、故事和爱尔兰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事件形成映射，从而构成一个大的隐喻，然后通过对不同人物命运的安排表达了对民族前途和未来的看法。

作者对于书中故事情节的设计以及重要地名和人名的命名是非常巧妙的。《荆棘鸟》一书中的故事主要发生在澳大利亚一个名叫德罗海达的牧场。贫穷的爱尔兰移民克里利一家人从新西兰飘洋过海到达澳大利亚后，在一家之主帕特里克(帕迪)的姐姐玛丽的牧场打工，玛丽死后把自己的财产捐给了罗马教廷，但她让克里利一家打理德罗海达并留给他们一定的固定收人，使他们能够过上相对稳定、富裕的生活。但是这一家子的生活却并不平静。帕迪在与长子弗兰克争吵时激动之下说出了他不是自己儿子的秘密，从而导致弗兰克离家远走;不久后帕迪本人和另一个儿子斯图尔特相继死在牧场里;而克里利家族剩下的男性成员均终生在德罗海达务农，没有结婚也没有后代。克里利家族唯一的女孩玛吉爱上了天主教神父拉尔夫，并与外貌酷似拉尔夫的爱尔兰移民卢克.奥尼尔结婚，在生下两个孩子后又回到德罗海达。玛吉与拉尔夫的儿子戴恩长大后也当上了教士，并因救人在希腊溺水而亡，只有玛吉与卢克的女儿朱丝婷坚持在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上走了下去，并找到了理想的爱人。

书中克里利家族的家长被命名为帕特里克—与爱尔兰守护神，即传说中把天主教引入爱尔共的基督教士同名。帕迪是典型的传统爱尔兰人，一个虔诚的大主教徒和一个专横的家长，他以自已的思想束缚着孩子们。当倔强的长子弗兰克不愿意按照他指定的道路生活而想另辟一片夭空时，帕迪粗暴地阻止了他，最终毁了弗兰克的一生。帕迪后来被烧死在德罗海达草场上，而他的儿子们死的死，伤的伤，没有给他留下一个后代。在此，作者是以帕迪这个人物隐喻天主教—这个在爱尔兰本十曾经在思想上紧紧地把控着爱尔兰人的宗教，在澳大利亚大陆上的 发展 。书中另一位主要人物—天主教神父拉尔夫的命运同样值得我们关注。他的儿子戴恩虽有玛吉和克里利家人的悉心呵护，却由于天性倾心宗教而当上教士，并最终以一种极为神圣和崇高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作者通过这两个人物极其后代的命运安排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一个向 现代 化社会迈进的崭新国家澳大利亚中，固守旧传统的宗教和社会制度是注定无法生存的。

与帕迪形成对照的是玛吉的丈夫卢克·奥尼尔—在此作者借用了m世纪率领爱尔兰人民顽强抵抗英国侵略的奥尼尔家族的姓氏。卢克身上优点和缺点一样突出，他狡黯、有心计，并且非常吝尚，但是他勤劳、能吃苦，并且对生活有自己的主见，虽然他跟玛吉结婚有对金钱的考虑，但他并不是想躺在克里利家的收人上过清闲日子，而是希望以这笔钱为基础加上自己劳动所得购买一个牧场，他离开德罗海达后去从事的是最辛苦的割甘蔗工作。从他身上人们看到的是独立自主、不畏艰难的现代澳大利亚人的影子。卢克和玛吉的女儿朱丝婷继承了卢克的性格特点，她对宗教权威的代表—拉尔夫神父不屑一顾，也没有像母亲一样留在德罗海达过传统的生活.她像自己的父亲一样离开了这个地方，选择了一条在当时看来是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当演员，并最终在事业和爱情方面都有理想的收获。

熟悉爱尔兰历史的读者对“德罗海达”这个名字应该并不陌生。爱尔兰的德罗海达是一个军事要塞。1649年，克伦威尔率领的英国国会军队正是在血洗了德罗海达之后，开始了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统治，也开始了爱尔兰人的苦难历史。作者给克里利一家在澳大利亚居住的牧场起名为德罗海达显然大有深意，作者想藉此表明，澳大利亚的德罗海达的状况与爱尔兰本土的状况没有什么区别，都存在着来自大英帝国和罗马教会的双重殖民。而在此作者更着重批评了夭主教对爱尔兰人—既包括教士们，也包括世俗之人在思想上的把持和灵魂上的折磨。克里利家的子女最终都回到了德岁海达，包括曾经反抗过的弗兰克，也包括曾经跟随卢克暂时离开的玛吉，他们跟克里利家其他的孩子一起，在这块土地上过一种无望的生活。在此，我们不由得想起了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中的伊芙琳，被宗教和社会制度麻痹了精神的人.在无可奈何中生活而没有勇气离开。

《荆棘鸟》一书中的故事充满了宿命论和悲剧色彩，这与作者本人的爱尔兰后裔身份和她对爱尔兰历史的认识是有着密切关系的。爱尔兰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爱尔兰人对一切与 艺术 有关的东西都有特殊的敏感性，他们热爱一切美的事物，因此，爱尔兰历史上盛产诗人和 音乐 家。但同时爱尔兰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长期的殖民统治加上19世纪的天灾，使爱尔兰人不仅生活贫困，而且精神压抑甚至扭曲，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受到极大的打击。

17世纪中叶的德罗海达战役的失败使爱尔兰彻底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 历史 上爱尔兰人进行过多次反英起义，均遭血腥镇压。到了i8世纪，爱尔兰人的许多基本权利被剥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没有选举权，不能进入政府，不能从事教师、律师等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m这也是许多有抱负的爱尔兰人—如《荆棘鸟》中的拉尔夫选择教会作为进身之阶的原因。英国 法律 对犯罪的爱尔兰人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从1787年到1868年被运到澳大利亚的犯人中约有四分之一是爱尔兰人，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是因为犯了重罪，而大多数人是因为偷窃衣服、手绢甚至蔬菜之类的行为而被判流放澳洲7-10年。

19世纪中叶连续5年的使以农业为基础的爱尔兰 经济 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大批衣食无着的爱尔兰农民被迫背井离乡，向北美和澳洲移民，形成了一股持续不断的移民潮。麦卡洛的父亲吉姆就是从爱尔兰移民澳大利亚的农业流浪工人。在澳大利亚经济萧条的日子里，他带领全家人颠沛流离，四处谋生，过着极为贫困的生活。儿时的艰苦生活和作为爱尔兰后裔遭到的冷遇使麦卡洛对本民族的苦难遭遇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荆棘鸟》一书中的主要角色大都为爱尔兰人，他们的外貌和性格方面秉承了凯尔特民族的优点，容貌俊美、性格坚毅、睿智聪明，但是几百年苦难的被殖民历史也造成了爱尔兰人的精神扭曲。

英国在对爱尔兰进行殖民统治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对爱尔兰人进行歪曲和丑化。爱尔兰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奥费拉尔(patrick o’ farrell )就曾这样评价说，中世纪以来.英国人一直企图在人们的脑海里牢固建立起该样一个印象:“凯尔特社会是野蛮的，凯尔特人是贫穷、徽惰和凶残的，以便为英国继续主宰或消灭凯尔特人提供了一个道德上的依据。^ (21这种长期丑化的结果就是爱尔兰作为“”的思想已经内化在许多爱尔兰人的头脑中了。

于是这种殖民统治造成了许多爱尔兰人的人格分裂。一方面是在抵抗殖民统治压力的过程中产生的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是由于长期被剥夺多项权力—包括掌握和书写自己历史的权力而积淀下的民族自卑感。

《荆棘鸟》一书中的爱尔兰人，尤其是帕特里克·克里利、神父拉尔夫和帕迪的姐姐玛丽·卡森夫人等老一代移民思想里都存在着作为的自卑因素。“我明白，她们得把读、写、算这二门基本功打进咱们那些不开窍的爱尔兰人的脑袋里去，不过。今天毕竟是玛吉头一天上学呀。^f4〕玛吉在天主教学校里受到媛涟的羞辱回家后帕迪所说的话反映了爱尔兰人根深蒂固的自卑心理。不可一世、富可敌国的卡森夫人在她那新教徒弟媳面前气焰会不自觉地矮下去;而聪明机警、雄心勃勃的拉尔夫神父也认为天主教徒帕特里克·克里利与菲奥娜的联姻是娶了一位“身份比自己高得多的贵妇”。

但到了新一代爱尔兰移民后裔朱丝婷那里，这种民族自卑感已经不见踪影。她坚强、勇敢、自信，既敢于蔑视宗教权威，也能顶住毋亲的压力坚持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对于出身贵族家庭、任职政府官员的雷纳，她也能以平等的姿态与之交往，并最终底得了他的爱情。作者借朱丝婷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爱尔兰人必须首先从自己内心深处摆脱自卑感、压抑感，挣脱旧传统的束缚，才有可能寻找到真正的幸福。

《荆棘鸟》一书凝聚了麦卡洛大量的心血，书中的许多人物都以她的亲人为原型，许多情节都取材于她身边发生的故事。麦卡洛本人童年生活的许多片段都在《荆棘鸟》一书中有所反映—专横的父亲、沉默的母亲、在夭主教学校里的辛酸遭遇、这个世界上唯一与她相知的弟弟卡尔为了救人不幸溺水而亡带给她的巨大打击。真实的生活经历使得麦卡洛写起来得心应手，在谈到写<荆棘鸟》的感受时她说道:“我从不用停下来想该怎样写，我也从来不曾拼拼补补，文字就这样 自然 而然地流了出来。""[5〕从某种程度上说，麦卡洛就是小说中的朱丝婷，成年以后周游世界各地见识不同的文化。海外生活的经历又使她有条件对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进行对比，然后在此基础上再问过头以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令她既爱又恨的爱尔兰民族文化，并将自己的思考在作品中反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