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生育率及人口稳定状态的老龄化问题研究

摘要 人口生育率已经大大低于更替水平， 中国陷入了“超低生育率”陷阱，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将会进一步加重人口老龄化格局。从欧洲16国家的人口政策来看，一方面，均鼓励国民生育，因此，国民的生育会被认为是一种丰厚的“福利”；另一方面，他们均采取了移民来改变人口老龄化问题。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迅猛的发展中国家，是否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有所启示呢？鉴于此，笔者引入了一个静态开放式的人口模型，对人口迁移率和生育率做一个权衡和取舍。通过对中欧各国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迁移率及人口生育率的测算与对比结果，发现人口迁移能够减轻移入国家和区域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有人口迁入的国家，其人口老龄化有较强的减弱效应，人口年龄结构将会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移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人口增长率，会使得人口的年龄分布更加年轻化。这对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缓解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笔者从在适当的范围内提高中国内部人口的生育率和适度“高技术”移民政策这两个视角提出了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建议，即一方面，应该在适当的范围内提高中国内部人口的生育率。选择适当的生育模式，进一步落实父母“单独”家庭的“二孩”的生育政策；另一方面，政府应制定各种吸引政策，鼓励国外高素质人力资源移民中国，更好的完善人力资源结构。

关键词 更替水平；权衡；人口平衡状态；老龄化；人口迁移

中图分类号 C92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10-0114-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10.016

随着欧洲各国工业文明和社会的发展，人口骤降和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强，这使得他们开始尝试通过移民来改变人口年龄结构（United Nations[1]； Juham[2]）。然而，中国目前也正面临同样的人口生育率大大低于更替水平和人口老龄化困境，并由此会导致将在2030年左右出现较为严重的人口负增长状态（彭秀健[3]； 彭希哲，胡湛[4]； 张熠[5]）但是通过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负增长的时间会在2020年之前（国家统计局网站）出现，这将会使得这种趋势进一步被提前。中国能否在这仅剩的6年的时间里做好应对人口负增长状态呢？从欧洲16国家的人口政策来看，一方面，均鼓励国民生育，国民的生育会是一种丰厚的“福利”；另一方面，他们均采取了“高技术”移民来改变人口老龄化问题。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迅猛的发展中国家，是否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模式来缓解人口结构失调性的矛盾呢？鉴于此，笔者将结合欧洲16国的人口结构及移民状况来分析这一问题。

1 文献综述

从目前已有的人口增长理论和人口模型来看，其假设均是人口的增长是指数形式的（Keyfitz[6]； Espenshade. et al[7]； 贾绍凤， 孟向京[8]； 朱农， 曾昭俊[9]； 胡鞍钢[10]），这不符合实际状况，特别是当把人口预测和优化目标区间设定在30年以上时，研究结果将会产生很大的偏差，使得研究结论失真。尽管不同的静态模型可以用不同的方程表达，这也能够提供一定的解释力，但是这些模型的构建是在人口迁移率为常数的前提下展开的（Mitra[11]；Schmertmann[12]；唐家龙，马忠东[13]；王桂新等[14]；陈沁，宋铮[15]）。实际上，人口迁移并不总是常数的形式，迁移率与人口的年龄规模是成正比的（Rogers[16]）。为了使得研究更加符合现实人口迁移状况，本文假定，正向或负向的队列净迁移与人口出生状况是成正比的。这将便于我们分析生育和迁移变量组的均衡点。本文采用了人口封闭状态下的相关方程对人口增长率和年龄分布进行分析和测算。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我们将队列净迁移与人口出生状况成正比的假设引入模型，并且采用欧洲16国及中国的相关人口数据来对迁移生存函数作经验分析。第三部分，笔者将重点分析净迁移对出生率的影响效应，并且将测算生育-迁移的均衡点，也就是生育和迁移的动态变化形成的人口相对静止状态。进一步地，笔者将基于北欧国家的相关人口数据给出经验估计的结果。采用北欧福利国家的人口抚养比数据，分析移民对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影响效应。最后一部分，笔者将针对中国相对静态人口格局和人口老龄化趋势进行总结，然后，从两个视角提出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建议。

让λ=0，可以得到静态人口的特殊形式，表1结果表明，目前的迁移水平对欧洲16国家人口增长率产生了正向效应。接下来，笔者将重点通过欧洲典型国家人口结构变化情况来分析人口增长均衡的问题。上文中我们提到，近似的稳定状态在F=1时，并且在不存在人口迁移的状况下是成立的，但如果存在人口的迁移，情况将会产生较大变化。

从图1可以看出，如果北欧4国中，挪威的生育率降到0.70，则在目前生育概率和生育分布不变的情况下，净迁移率应该达到0.35左右来维持这种平稳状态。数组已经用“*”标在图中，北欧4国的相关数据可通过表1展现出来，挪威生育和净迁移率数组为（0.84，0.28），瑞典为（0.76，0.34），丹麦和芬兰分别为（0.78，0.14）和（0.78，0.12），而中国的生育和净迁移数组为（1.18，0.15）。挪威数组值在其均衡曲线的上方，芬兰和丹麦显著性的在其均衡曲线的下方，瑞典基本上位于其均衡曲线上，这说明瑞典稳定状态的人口增长率趋于零。这种横向比较表明，从长期来看，人口迁移对人口增长具有显著性的影响，但是对于不同的国家影响程度也是有较大差别的。要达到稳定状态，丹麦的人口净迁移应该达到0.28，但芬兰的人口净迁移应该达到0.39，这种差异性取决于不同国家的H（x）函数的变化值。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中，通过对欧洲16国及中国相关数据的分析和模型变量的估计，我们测度了人口迁移和其生育率的相关数据和指标，建立了稳定状态的人口模型。在生育率和净迁移率相对稳定的动态条件下，研究两者之间的变化关系。本文假定的是一个开放的人口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面，人口迁移率与生育率是成正比的，人口的流入具有稳定性。实际上，一个国家的人口也是有一定的流出率的，其与人口的规模也是成正比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不变的净流动率假设暗含了流入人口的规模是可容纳人口规模的线性函数。从这个视角来看，这两种假设没有看上去的差异那么大。净迁移水平和移民生存函数对人口年龄分布结构有显著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否定人口迁移能够加重当地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可能性。然而，这种效应具有敏感性。移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人口增长率，这会使得人口的年龄分布更加年轻化。但是，如果控制人口增长率，增加的人口在会低生育率的条件下，使得人口分布更加趋于老龄化，因为迁入的人口总是比新生人口更加老化。我们最期望的结果是人口的老龄化是由于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然而，如果人口老龄化的发生是因为人口的负增长，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从广义的生态学意义上来看，尽管我们会认为正的人口增长率是不可持续的，但是通过减少人口的净迁移来规避人口急剧下降问题，会减少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的赡养负担，从而增加他们的福利，这是可行的。但是，如果还有增长的空间，那么，日益增长的净迁移能够显著性的降低人口老龄化状态，对于一个具有较低净迁移率的国家，其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当于该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几年甚至十几年而导致的人口老龄化状态。但是对于大部分欧洲国家，这种效应是在递减的。他们已经把这种“移民效应”发挥到最大作用了，其稳定的人口增长已经为正。如果他们目前期望在不加剧人口老龄化的条件下通过降低净迁移率，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增加本国人口的生育率。

我们假设移民和本国人口生育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缓解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种假定是合理的。因为过去的移民是目前稳定的人口基础。然而，如果移民有更高的生育率，那么这些国家的老龄化率将会比预测的更小。鉴于上述对欧洲16国家的人口结构、移民状况和老龄化趋势的均衡分析，并结合中国的实际状况，本文认为，这对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缓解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可以从两个视角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5.1 在适当的范围内提高中国内部人口的生育率

从目前中国人口的更替水平来看，中国已经陷入了“超低生育率”陷阱。在未来50年中国不单单是劳动力人口快速下降，老龄化比率会迅速提高。而且随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保障水平的提高，人口的生育模式以及生育理念会进一步的改变。按照发达国家的相关生育状况来看，随着社会保障水平提高，生育率会逐渐下降。这会与目前及今后中国逐步依赖内部消费来驱动经济的快速发展战略是相悖的，会严重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本文认为，应该在适当的范围内提高中国内部人口的生育率。选择适当的生育模式，进一步落实父母“单独”家庭的“二孩”的生育政策。从而，在适当的范围内提高中国内部人口的生育率。

5.2 制定各种吸引政策，鼓励国外高素质人力资源移民中国，更好的完善人力资源结构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参照欧洲的做法，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欧洲国家通过比较优势，不断地从发展中国家中获得优质劳动力资源，我们称之为“高技术”移民，这些人力资源不仅仅是处于劳动力年龄的人口，更多的还是在科技上有高能力的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源。实际上，欧洲很多国家中拥有高度发达的经济及科技和信息是因为他们高度发达的教育培养的以及通过比较优势获得国外优秀劳动力人口建立起来的，不是简单的劳动力人口堆积。而且一个国家只有拥有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才能站在经济和信息化的制高点，而不仅仅是拥有劳动力。因此， 本文建议，中国应该制定更多的吸引政策，鼓励国外高素质人力资源移民中国，更好的完善中国人力资源结构，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目前，中国的劳动力人口结构，远未达到优化状态，特别是随着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的

延长，退休年龄并未得到相应程度的提升，目前法定退休年龄仍然维持在20世纪50年代的

水平。为延长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优化劳动力人口结构，本文认为，应逐步建立激励性的

弹性退休机制。允许劳动力人口在退休年龄、退休方式及退休收入方面具有一定的弹性。这

方面，可以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弹性退休金制度，来设定和优化适合中国的激励性弹性退

休机制，也就是通过退休年龄段的选择、工资税的差异及阶梯式的替代率来达到激励劳动

力人口延迟退休的目的。劳动力人口可以自主选择一个年龄段退休，相应地享受不同替代率

水平的养老金水平，最终使得劳动力人口结构得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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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ing on Population Aging Problem of Migration and Fertility Rate in the State

of Steady Population

WANG Zengwen1，2

（1.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s and Economics， Nanjing Jiangsu 210023，China；

2.Institute of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s and Economics， Nanjing Jiangsu 210023，China）

Abstract

Birth rate is well below replacement level； China is coming into a state of ‘super low fertility trap’， while population’s life expectancy will further aggravate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patter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16 European countries’ population policy， we can see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y have been encouraging the birth， and， therefore， the 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will be considered a huge ‘welfare’； they also take migration measure to change population aging problem， which also can bring the enlightenment in a certain sense for Chinese. In view of this， the author introduces an open static state population model to make a balance and tradeoff for the migration rate and the fertility rate. Through the comparison results of the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population migration calculation and the fertility rate of EU countries， we found that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can reduce the extent of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on a nation or region； the aging trend of the population have been weakened strongly for a country with immigrant population， and the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will be achieved a balanced state. Migration can improve population growth rate to a large extent， which can make the ag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be much younger. It has great valuabl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he author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from two angles， and one is the raising of Chinese internal population birth rate； the other is the moderate for ‘high tech’ immigration policy in the proper range. On the one hand， we should improve the Chinese internal population birth rate in the proper range and select the appropriate growth model， and we should further implement the ‘second children’ fertility policy； on the other h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formulate various attractive policies to encourage foreign immigrants highquality human resources， which also can improve Chinese human resources structure.

Key words replacement level； balance； state of population balance； aging； population mig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