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标本唐”

早在18世纪，熟制动物毛皮的作坊就已布满西方国家的每一个小镇。猎手们把兽皮拿到家具装饰店去加工，工匠们先把兽皮缝制起来，再将毡子、棉花填塞进去，作为贵族家庭的房内装饰物来出售。在这以后，伴随着动物学的诞生，现代动物剥制技术开始在英国出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我国的标本剥制技术也逐渐发展起来，并且形成了各具风格特色的两大派系―“南唐北刘”，他们以家族世代相继的方式传承至今。

在上海师范大学第一教学楼的一间小阁楼上，唐子明老先生，这位年逾古稀的高级实验师，作为“南唐”的第四代传人，为我们还原了唐氏家族制作标本的百年辉煌。

源起福州偶然机缘创家业

唐氏家族事业的开端，可以说与其他许多源远流长的传统家庭是一样的，那些祖先事迹的开始往往与某些偶然的机缘密不可分。有所不同的是，在那样一个处在封建没落时代的东方国度里，他们的工作却意外地与当时属于先进的生物科学联系在一起。

18世纪末，唐氏先祖从闽侯南屿迁徙到福州城郊的魁歧安家落户。唐氏族人长年以渔猎为生，春夏捕鱼，秋冬狩猎，平静幸福地生活繁衍了数代。当族谱翻到第四代时，唐春营这位闽江上声名显赫的渔猎高手，成为了唐门技艺的第一代创立者。

19世纪末的一天，唐春营狩猎归来，将一批被当时欧洲上流社会妇女视为珍罕之物的白鹭翎羽送到义和洋行。前来赴宴的福州海关的税务司官员拉都胥(J.D.D.La Touche)恰巧遇上，他见货后无比欣喜，当即向洋行老板打听这位猎人的居住地。数天之后，拉都胥亲自造访唐春营在闽江沙洲上的低矮平房，唐氏高超的捕猎技术，令他深深折服。为了使野外采获的鸟兽得以长久地保存下去，拉都胥将欧式的动物标本剥制技术传授给了他。从此，一次偶然的邂逅实现了一个欧洲人的奇思异想，也改变了一个传统东方家族的生活轨迹。

三年任满，拉都胥调任广东汕头，临行之时他邀请唐春营同往，乡土情结深重的唐氏，派其长子唐启旺随行，唐启旺从此与拉都胥结下了毕生之交。

当拉都胥任满再度返回福州，得知1873年法国神父大卫（A.Divid）已在福建挂墩采集到了许多动物新种，于是他邀约唐启旺与其三弟唐启锐、四弟唐启秀一同前去。拉都胥和另一个鸟类爱好者里科特（C.B.Rickett）在唐家人的帮助之下，在挂墩和南平下庄采集到了橙背鸦雀、褐头凤鹛、高山短羽莺等许多鸟类新种。这以后的二十余年里，唐启旺就曾经长期随同拉都胥进行野外考察研究。拉都胥回国之后于1931年在欧洲完成并出版了《华东鸟类手册》两卷(Handbook of the Birds of Eastern China)，书中关于中国东南地区的鸟类记载和描述依据的实物全部是由唐氏家族采集制作的标本。这本书的扉页上刊登了1893年拉都胥为唐氏家族拍摄的一张全家福，见证了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

开枝散叶薪火传承成一格

从此，唐家后代们依据自己摸索的经验，不断打磨和提升了唐春营开创的制作技法，独特的家族技艺日益精熟。

上海苏州河乍浦路桥南堍的亚洲文会大楼，是唐家任职专业研究机构的起始，也是唐氏后人大规模家族性迁徙的开端。

1857年，英国亚洲文会总会在上海设立北中国支会；1871年，上海圆明园路北京路附近建起一座两层会舍，3年之后在顶层辟出两大间，一间陈列兽类、贝介类、蛇类、鱼类等标本；一间陈列禽鸟类、昆虫类标本，创建了“亚洲文会博物院”。

1907年，拉都胥受邀来亚洲文会博物院对于保存的鸟类标本重新布置和妥善分类。他把唐启旺介绍给时任院长的英国爬虫学家斯坦雷（Arthur Stanley）。唐启时得以来沪剥制鸟兽标本，并且逐渐负责采集、制作、整理和养护等一系列工作。

1922年，唐启旺离开上海赴厦门大学搞动物标本剥制，直至1932年1月去世。亚洲文会博物院的继任院长、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索威比（Arthur de C.Sowerby）撰文悼念，称赞他是“在中国、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的鸟类学研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老人”。

除了唐启旺以外，唐春营的四子唐启秀也是唐家第二代中的重要代表人物。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他担任了广州中山大学的标本员，并且成为了著名鸟类学家任国荣教授的助手。在长期的野外采集考察中，他通过实践获得了极为丰富的鸟类学知识，逐渐成长为一位鸟类生态研究方面的专家。

1928年，唐启秀从福州远赴武汉，来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担任动物标本技师。作为唐氏家族的第一位现代生物学者，他也是全国最早、最大的动物标本馆之一的“武汉大学标本馆”的“开山鼻祖”。他把唐氏家族历年来苦心积累下来的很大一部分标本全部捐献给了学校，创办了全国第一家高校动物标本馆。

唐启旺的三弟唐启锐则跟随父亲留居福州本土，后来他进入福州协和大学从事动物标本剥制工作，为唐氏家族在发源地承续着一脉香火。

随着“民主”和“科学”观念的日渐深入人心，人数众多的唐门子弟开始远走各方，唐家的标本制作技艺也随之在中国更广大的区域里传播扩散，唐家的第三代子孙躬逢其盛，见证了这段岁月的辉煌。

1921年，唐启旺的长子唐瑞芳（历史文献记载的姓名为“唐仁官”）子承父业，开始在“亚洲文会博物院”从事专职的动物标本剥制。他在时任院长的指导之下，制成了一整套中国鱼类系列的标本，由于工艺精湛而被博物馆视为不可多得的珍品收藏。唐瑞芳因为是驼背，平时身体也不太好，多数时间只能在博物馆一方小小的工作室里潜心琢磨，钻研改进制作技法，他还运用了科学测量的方法保存标本的原始数据，在反复细致的观察比较中掌握禽鸟的分类，使得唐家世代相传的技艺日臻完美。

1929年，亚洲文会的老会舍房屋毁于白蚁肆虐，直到1932年末砖石结构假六层的新楼方才落成，其中四楼、五楼被辟为博物院，1933年11月15日改名为“上海博物院”向社会开放。唐瑞芳参照当时欧美博物馆的陈列手法，把展品陈设于大玻璃柜中，配以天然景物，按照动物生时的自然姿态设计布展，使得标本显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唐瑞芳一家人迁居新址，作为博物院专职的标本剥制技师，被特别安排居住在新大楼的底层，博物院还专门在那里为他们设立了工作室。

因为身体的缘故，唐瑞芳很难频繁地跋涉野外，他就常常在春、秋两季鸟类迁徙时节，和兄弟唐开品结伴，通过海关给守护灯塔的人运送淡水的机会，坐船到上海吴淞口外的原生态处女地沙卫山岛采集标本。他们借助于鸟类的趋光天性，每天清晨不费吹灰之力地在塔下拣拾撞灯坠死的鸟尸，白天就在灯塔里简陋的环境下制作标本。这样驼背的唐瑞芳省去了不少射击捕猎的麻烦，几周下来收获倒也颇丰。

上海之外，武汉也是唐氏家族的“重镇”之一。1929年唐瑞昌来到武汉协助父亲唐启秀在武昌阅马场附近创立了“武汉大学标本馆”，此后标本馆也在他手中迎来了发展的颠峰期。与父亲在武昌搜集齐备动物标本之后，他开始跑云南、贵州、湖北，直至新疆、青海等地，深入山地丛林进行野外考察，采集标本，搜集到了大量的标本，为后来武大回归后的标本收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武汉大学现藏的标本中有95％都出自唐瑞昌之手。

抗战期间，散居各地的唐氏家族后人们在艰难的局势之中仍旧坚持着野外科考和标本剥制的工作。

1941年，战火硝烟下坚持深入四川峨嵋山区进行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的唐开品，因为火药燃爆不幸遇难，成为唐家第一位在抗战时期捐躯的成员。

1946年，唐瑞玉、唐兆铭、唐子英等人奔赴常州教育部标本制作所制作教育科研用的动物标本。后来这些标本并入文化部，成了北京自然博物馆最早的一批馆藏。

其实在解放之前，在有文献可查的唐家第三代标本制作高手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高等院校、标本馆和研究所，几乎当时国内的所有生物研究机构里都有唐家子弟的身影。

黄金时代半壁江山出唐门

1949年解放以后，新中国“百废待新”，教学科研工作都亟需生物标本制作、分类方面的专门人才，唐氏家族第三代和第四代传人纷纷入驻各大高校、博物馆和科研机构，运用独特的家族技艺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唐氏家族迎来了黄金时代。

第三代中的唐瑞玉随文化部标本制作所一同并入北京自然博物馆工作，唐瑞耿辗转于中科院北京动物研究所、武汉大学和中科院西南动物研究所三处，唐瑞惠先后任职于福建省水产研究所和中科院北京动物研究所，唐瑞干一直在福建师范大学担任标本技师，唐瑞金也先后进入福建昆虫研究所和福建师范大学工作……

随着唐善康的年迈病逝，唐家第三代传人逐渐淡出了国内标本业界，许多唐家的第四代子孙开始了自己数十年的守望生涯。

1952年6月27日，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经费断绝，被上海市政府接管，上海博物院也随之关闭。1958年初，唐家第四代传人唐子明来到上海师范学院创建标本室工作，馆藏的数千件标本中有98％是他的杰作。出自他之手的动物标本数以万计，其中不乏朱、金丝猴、东北虎等珍稀物种。就拿大熊猫来说，他亲手剥制过的就有6具，而能制作1具大熊猫标本多少年来就一直是许多标本制作师的梦想。

唐家第四代中，唐瑞芳的儿子唐兆魁、唐兆杰兄弟也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他们制作的标本种类较先辈更为丰富多样，他们对上海自然博物馆的贡献尤为巨大。1954年，上海市政府派唐兆魁到长兴岛剥制一头搁浅的长22米重3吨的鲸鱼，他在母亲、妻子以及其他亲戚的帮助之下，花费了整整3个月时间完成了标本制作。这件巨型标本是连祖先也未曾做过的，他的工作可以说是光宗耀祖了。其实在剥制这件标本的时候，有许多人都建议他用酒精脱脂，因为这是当时首选的传统脱脂方法。可是他却不草率行事，在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之后终于弄清楚了原来巨鲸体内含有一种氨类物质，与酒精接触之后会转化为含水的气体，加速标本变质腐烂。他经过多次反复试验，终于决定采用食盐脱脂的方法，脱脂的效果非常好，既节约了国家的经费开支，又提高了标本的质量。

在武汉，提起武汉大学动物标本馆的唐兆子，几乎无人不晓。自古就有“名师出高徒”的说法，何况唐兆子的师傅还是自己的父亲唐瑞昌。

推开一楼陈列大厅的门，食肉动物的张牙怒视和食草动物的机警巡望之色跃入眼帘，三米多高的长颈鹿昂首采食树叶，大猩猩举臂抓耳挠腮，豺狼虎豹或作势飞奔，或伺机待伏，无不栩栩如生。

对于馆长唐兆子来说，每一件标本背后都有一个故事。那条长达四米、重逾四百公斤的中华鲟标本，就能够牵出一段令人伤感的往事。它是葛洲坝建成之后的第一个牺牲品，由于洄游的习性，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它无法过闸，头撞岩石而死。唐兆子闻讯，星夜赶赴宜昌，将它买下，才有了现在馆中“摆尾游行”江底的这条中华鲟。

那只巴掌大的倭蜂猴，被定格成作揖的姿势，仿佛在向人类求饶，他的名字叫“老傻”，家在云南的热带雨林，是唐兆子的朋友在菜场里从贩子手中解救下来的，可惜半年之后还是水土不服死了。“它太稀有了，在自然界数量甚至比大熊猫还少，人们不能够再破坏生态环境了，每每我这里的某种标本变得异常珍贵时，就意味着又一个物种濒临灭绝。”唐兆子常常对来访者说出如此意味深长的话。

再随唐兆子拾级而上，步入三楼鸟类标本展厅。推开大门，跃然入眼的是挂满厅顶的翠绿色植物藤蔓，将这里装扮得如同西双版纳的原始丛林。厅内陈列着数十个巨大的玻璃展柜，柜内按科、目放置着各种鸟类标本。鸟儿标本一个个立在枝头，或作扭颈梳毛之态，或呈偏头观望之姿；有的似正引颈而鸣，有的仿佛展翅欲飞……完全是一个鸟的天堂！

这套鸟类标本，其收藏种类位居全国之最，是整个武大动物标本馆的“镇馆之宝”。在整座鸟类标本馆中，有制作年代最久的1911年的崖鸽，有最普通的街头随处可见的树麻雀；有全国仅存三只标本的最罕见的黄腹噪鹛，有最高的达两米的非洲驼鸟，也有世界上最小的连嘴带尾仅4厘米的蜂鸟，穿行其间让人感叹制作者的精湛绝技。

武汉市，乃至于湖北省的许多著名动物的标本，无不是出自唐兆子之手。1999年9月，武汉动物园那只创造了吉尼斯纪录的37岁寿终的“世界上寿命最长的大熊猫”都都，就是由唐兆子领衔经过半个月的精心剥制，在熊猫馆“复活”的。2002年3月，一度牵动人心的金丝猴幼仔“楚楚”离世，唐兆子又一次接受了“复生”小金丝猴的任务，他为它设计了“我爱你”的肢体语言，再一次用唐家技艺向世人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心愿。

在遍布中国南北各地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博物馆，还散落着众多唐家第四代人的足迹。他们在父辈的身影之后，年复一年地守候在工作台前，为那些飘然逝去的生命留下永恒的姿态和目光，默默地守护祖辈的基业。

这一时期的唐家子弟占据了中国标本业界的“半壁江山”，按唐兆子的话来说，“如果要开个全国性的标本会议的话，到会的差不多全是唐家亲戚。”

百年情结凝固生命又一代

在“标本唐”的第五代人中，有这样一对兄弟，可以说是上海标本界里响当当的“头面人物”，他们就是上海自然博物馆（今上海科技馆）的高级实验师唐庆玮和唐庆瑜。

唐庆玮很小的时候就跟随祖父唐瑞芳和父亲唐兆魁学习，17岁时就已经成为动物标本制作的高手了，直至几年前病逝，他的一生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制作动物标本。他将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这项心爱的事业中去了，甚至耽误了结婚。他孤身一人，与弟弟妹妹们生活在一起，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心里仍惦念着钟爱一生的标本事业。

上海自然博物馆那陈旧而幽深的动物标本库房是唐庆玮最喜欢呆的地方，那里保存着他四十多年来制作的几千件动物标本，还有他们唐家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珍贵标本。每每走过标本橱柜间的走廊，他就感觉到自己和祖先们的距离如此接近，似乎是在做一次心灵上超越时空的交流。

二十多年前，上海动物园曾有两只非常讨人喜爱的非洲鸵鸟病死了，被制成了标本，后来存放到了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库房里。1980年的一天，它们恰巧被在库房里四处转悠的唐庆玮发现。他觉得这两件标本制作得姿态不佳，决定要重新制作。用刚死的动物尸体制作标本并不难，而要把已经风干定型多年的毛皮再拆卸下来“翻新”，这可是普通标本师们很忌讳的一件事，因为很少有人能够成功，没有人愿意冒风险去做这种“砸牌子”的事，而唐庆玮艺高人胆大，他相信自己能成功。直到十几天以后，唐庆玮把两只“脱胎换骨”的鸵鸟标本摆在大家面前时，所有人都折服了，原来那两只“丑陋”的鸵鸟已经变得造型生动、神采飞扬。20多年过去了，斯人已逝，而他留下的这两件标本仍然光彩不减当年，就像活生生站在人们面前一样。

唐庆瑜从小和父亲唐兆魁、哥哥唐庆玮一家人住在上海博物院（亚洲文会博物院）的一楼，在祖父唐瑞芳的工作间里耳闻目睹日久。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还在中学读书的他，便也跟随祖父开始学习唐家技艺。唐瑞芳言传身教，对他的要求极为严格，还专门让他随苏州美术专科学校的教授学习绘画，为的是日后能将家族的制作工艺，用图画形式记录下来。就是这幼学基础，使他在今后的工作中受用无穷，成为了唐氏家族的一位专业绘制标本图样的专家。凭借这一手技术，他不但能用图画记录标本制作的工艺，并且为许多的科研单位、展览机构绘制过大型生态景箱。唐氏家族奇才辈出，他的一位叔叔唐瑞耿也曾是一位绘画高手，在他笔下绘制出的白描“武汉鸟类图谱”简洁生动，姿态逼真。如今，唐庆瑜那精致细腻的工笔彩绘色彩绚丽，形神兼备，更胜一筹，已经成为唐氏家族的又一项“绝活”。

1985年，中国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唐氏家族野外采集标本的工作就渐渐停顿下来了。唐家的第五代人，也从创造者变成了祖辈事业的守护者，他们的标本生涯也从采集剥制向整理研究转化。

上世纪80年代，“上山下乡”回到上海的唐仕敏追随父亲进入复旦，主持唐家两代人的汗水结晶。这时用来制作标本的动物材料来源主要依靠动物园，渠道越来越狭窄，走过八十年的家族事业正受着标本制作工厂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唐家人并不把制作标本看成是一个产业这么简单，标本不仅是制作，还有保养、管理和研究。标本是唐家的事业，每一件标本都事关家族荣誉。世上没有一个标本厂的工人，会像唐氏子弟那样，在几代人的野外资源调查中长久地关注自己周围环境的改变。二十余年来，唐仕敏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中国南方的每一寸土地。中国的鸟类研究很多时候有着闭门造车之虞，而像他这样为了冬季观鸟，能够划上一条小渔船，在湖里一呆就是半月有余的恐怕也是“凤毛麟角”。其实这也是唐家的传统，野外考察在唐家的事业中永远是“重中之重”。

近年生物科学研究转向，基因、病毒等学科的研究如日中天，标本制作技能渐渐受到了冷落。清贫、寂寞的工作环境，使得时下年轻人已经不愿再从事标本制作这个行业。看到父亲唐兆子身怀绝技却处境艰难，儿子唐健不愿意再像父亲那样当唐氏绝技的传人，而改学了计算机专业。眼看绝技面临失传，唐兆子心急如焚，直到有一天，不经意间从儿子先前睡过的床底下找出一件做工精良的鸟标本，才知道儿子早在上初中时就已偷偷学习了一点唐家技艺。于是他坚决地把在深圳工作了10余年的儿子招回来，一边让其在标本馆里当自己的助手，一边悉心向他传授祖传绝技。2005年，已经义务帮工多时的唐健终于正式调入武汉大学标本馆工作，除了帮父亲保管标本，他还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着手建立网站，让唐氏标本第一次进入网络这样一个信息平台，面向更广阔的群体宣传动物知识和环境保护，寻找馆内尚未收藏的物种，把唐家的标本事业做下去。

唐子明的儿子唐思贤是一位动物学的高级工程师，不仅担任着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基础教学实验中心的主任，更兼任着上海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鸟类专业委员会会长、上海野生动植物鉴定中心副主任的职务。平日里作为硕导的他，还要时常带领“鸟类生态学”的研究生野外考察。

在福州，唐庆圆也开始跟随父亲唐兆和剥制动物标本；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唐兆亮的儿子唐庆平也默默工作着……

唐家人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经为本、专科学生开设了“生物学技术（脊椎动物标本部分）”的课程。1985年9月，唐子明、唐子英和唐庆瑜，又将百年来家族手口相承、秘而不宣的技艺编撰成《脊椎动物标本制作》一书，至此家族技艺完全公之于众，再也无秘可言。

如今除了常见的剥制标本外，唐家还掌握着骨骼标本、内部解剖标本等的制作技艺。他们开创性地使用了填充法制作标本，这种手法省时简便、易于操作，能够更好地适应野外考察工作的需要和南方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唐家人都注重野外观察，做出来的标本保持着动物自然生态，这种一般制作工人难以模仿的风格，也成为了“唐氏标本”的标志，行家一看，就能知道这是唐家做出来的标本。

2007年，唐氏家族迎来了他们标本制作职业生涯的百年华诞，唐氏家族的第六代子孙、唐庆瑜之子唐隆皓，已经渐渐地成长为唐家队伍中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唐家百年不变的标本情结孕育出凝固生命的又一代传人。（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