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改增”政策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

[摘 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我国当前实施的“营改增”政策，通过其所产生的分工深化效应、结构调整效应以及资源配置优化效应等，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营改增；效应；发展方式转变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7-0080-05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将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之中。我国当前实施的“营改增”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提高发展的质量与效益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要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以提高发展的质量与效益作为核心任务，深化产业分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国民经济竞争力。具体而言：

（一）以深化产业分工作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前提

早在1776年，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就在其《国富论》中对分工与经济增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指出专业化分工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在此，斯密主要分析的是企业分工。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技术的进步以及需求的多样化，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分工远远突破了企业内和企业间的古典分工形式，发展为包括产业间、产业内等多种形式的复杂的分工链条或分工网络。企业所承担的职能越来越趋向于专业化，企业的纵向分离、外包、外购中间产品或中间服务迅速发展。产业分工的不断深化以及所带来的产业链整合，提高了发展质量和效益。从我国情况来看，很多企业内部专业化程度不高，尤其是为制造企业内部提供生产所需的各种生产业发展较为滞后，没有发挥出专业化分工的优势和效益。从国际分工发展的趋势来看，国际分工已经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转变为产品内分工。国际产业分工呈“U”型曲线状，一端是高利润的研发、设计、标准制定等，另一端是高利润的品牌、销售和服务，中间是低利润的加工生产。目前，“中国制造”居于产业链低端——低利润的加工生产。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升级，必须要深化产业分工，促使生产向生产链的中高端环节转移。

（二）以结构优化升级作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关键

经济结构决定资源消耗结构、收入结构、人口结构，影响着城市功能、环境质量和生活品质。结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抓住经济结构问题，就抓住了经济的主线，调整经济结构就真正推进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成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关键。促进结构优化升级，不仅要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三大产业之间及其内部关系协调，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而且还要处理好消费、投资、出口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改善需求结构，提高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三）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益作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基础

当前，资源和环境的硬约束不断增强，转变发展方式的成本越来越高。资源和环境这两块短板，是伴随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整个过程的硬约束。随着中国人口增加，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经济总量不断扩大，资源消耗呈刚性增长。中国的能耗占世界能耗总量从2000年的不到8%，提高到2010年的20.6%。但是，从资源储量看，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低。中国与世界人均水平相比，淡水为28%，耕地为43%，森林为25%，石油为7.7%，铁矿石为17%，铝土矿为11%。根据国土资源部的《2011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虽然中国主要矿产品产量总体保持增长态势，但是大宗矿产品的供需缺口依然较大，对外依存度居于高位，石油对外依存度为56.7%、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为56.4%。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一方面，必须改变高消耗、高排放的发展模式，降低消耗，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优化资源在区域、行业和企业之间的配置，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益。

（四）以创新驱动作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推动力

长期以来，由于自主创新不足，造成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物质资源的投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这需要发挥创新驱动的推动力作用。通过创新驱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和物质资源消耗转向创新驱动、科学发展的轨道。发挥创新驱动的推动力作用，有利于重点突破核心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带动产业转型和技术升级，有利于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使企业真正成为研发投入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有利于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必须以创新驱动作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推动力，没有自主创新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营改增”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

“营改增”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营改增”的分工深化效应、结构调整效应以及资源配置优化效应等方面。

（一）“营改增”的分工深化效应

在“营改增”之前，一些为生产提供服务的外部企业需要交纳营业税，并且那些分工越细、交易环节越多的行业的营业税税收负担就会越重，而如果这些生产由内部提供，则不需要交纳营业税。由于增加的营业税，无法实现抵扣，企业为了减少税收负担，宁愿放弃专业分工，不考虑劳务外包，选择由内部提供生产，因而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的分工，不利于生产业从生产企业中有效分离。实行“营改增”，为深化企业分工解除税制上的障碍，其分工深化效应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制造业主辅分离的促进效应

实行“营改增”，可以改变大部分生产型服务业内化于第二产业内部的情况，有利于实现主辅分离，促进一些研发、设计、营销等内部服务环节从主业剥离出来，成为效率更高的创新主体，提升产业能级，实现主业更聚焦、辅业更专业，促进工业转型升级。从已经实行试点改革的上海市，就可以看出“营改增”的这一效应。例如，上海华谊集团财务总监常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改革试点“最大的好处就是：降低了主辅分离的成本。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前，集团有个下属公司的物流费用每年超过1亿元，如果全部外包给物流公司，就要新增加营业税60多万元，而在企业内部自己做，这笔税收是不会产生的，结果谁也不想承担该项费用，只好采用内部结算的方法解决。这不是市场化的做法，亦造成了内部之间的账务不清致使集团的生产性产业无法做大做强。营改增之后，通过相互抵扣部分税收有利于将生产业从主业中剥离出来，大大降低了主辅分离的成本。”实行“营改增”，通过打通二、三产业增值税抵扣链条，在制造业实现主辅分离的基础上，能够促进工业领域专业化分工，做大做强研发和营销，使企业结构从“橄榄型”真正转变为“哑铃型”，产业层次从低端走向中高端。

2.生产的精细化效应

企业分工的精细化，特别是生产的精细化是现代产业分工的一个趋向。实行“营改增”，可以避免营业税重复征税，从税制上解决了企业长期以来存在的“大而全”、“小而全”问题，促进生产业的精细化发展。特别是受制造业主辅分离的促进效应的影响，制造业的专业化分工产生了很多服务性外包业务需求，如技术研发、设计、信息咨询、人力资源培训、售后服务等。实行“营改增”之后，增值税抵扣链条完整，企业税收负担减少，都会进一步促使产品价值链的分解，进而促进这些生产业向纵深、精细化方向发展。

3.产品内分工的催化效应

在全球竞争更趋激烈的情况下，能否在产品内分工占据有利的位置，对一个国家保持竞争优势和实现长期稳定发展至关重要。“营改增”具有产品内分工的催化效应，并可以促进价值链跨区域重组。由上述分析可知，“营改增”可以促进生产业向纵深、精细化方向发展，显然这种发展带来了生产业能力的增强，从而使我国在国际产品分工体系内的竞争能力增强，这就为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产业链低端、增值率低的不利地位创造了条件。生产业竞争能力的增强，也必然带来价值链跨区域重组，使我国逐渐由制造业的聚集地转为生产服务业的聚集地。

（二）“营改增”的结构调整效应

结构问题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问题，也是影响发展质量与效益的关键因素。虽然近些年来，我国一直将解决结构问题放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位置去抓，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仍存在一些结构矛盾，突出表现在需求结构失衡、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出口结构不平衡等方面。因此，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提高发展质量与效益的主攻方向。“营改增”具有结构调整效应，对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发挥着积极作用。“营改增”的结构调整效应，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优化效应、需求结构调整效应及出口结构优化效应等方面。

1.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上来看，以大机器的使用和能源的消耗为核心生产方式必然过渡到以知识的运用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为核心生产方式，亦即由工业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逐步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我国产业结构情况来看，三大产业比例失调与产业内部失衡并存的特征愈加凸显。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就是要在加快发展新型工业化基础上，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实现三大产业之间及其内部关系协调。

“营改增”对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传导的机制是，以消除商品和劳务流通中的重复征税、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为核心，在引导产业分工与协作深入开展的基础上，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实际上是分工深化效应的进一步延伸。这一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营改增”对工业转型升级的促进效应。一是实施“营改增”，通过打通二、三产业增值税抵扣链条，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加快技术改造，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改造企业的产品开发、工艺流程、市场营销和企业管理等环节，全面提升工业层次和水平。二是实施“营改增”，有利于工业企业实现主辅分离，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大而全”、“小而全”问题，使其专注于自身核心技术的发展，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进而带动整个工业转型升级，使产业层次从低端走向中高端。

（2）“营改增”对服务业转型升级的促进效应。一是实施“营改增”，有利于突破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税制瓶颈，使由于增值税抵扣和营业税等税制因素引起的工业企业内部自我服务与外部购买服务相对价格差异逐渐消失，消除产业分工细化带来的重复征税问题，促使企业主动将生产业务外包，加速了生产业与制造业的分离和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实现服务业的转型升级。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对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实施“营改增”，总体来说对服务业具有减税效应，有利于降低服务业企业的经营成本，减轻其生存压力，特别是对于对分工细、链条长的现代服务业，减税效果会更明显。同时，对服务业实行与工业同样的增值税，是国际通行做法，可以为服务业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使我国逐渐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3）“营改增”对产业融合的促进效应。随着科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产业之间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由于受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以及交易方式的变化，不仅带来了各大产业内部不同行业间出现相互融合和渗透，而且引起产业间的延伸融合，即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融合。增值税和营业税并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产业之间的融合和渗透。一方面，增值税和营业税呈现典型的产业特征，它们分别针对不同产业而实施的性质相同的税收制度安排，不利于产业之间，特别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另一方面，同一产业链条上不同环节也存在税率不同、税负不均的问题，不能适应产业内的融合发展。实施“营改增”，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取消营业税，不仅消除了产业之间的税收差别与歧视现象，而且消除了同一产业链条上不同环节、税负不均的现象，减少了税制对生产经营者经济行为的扭曲问题，这既是有利于促进产业间的融合，又有利于促进产业内的融合。同时，也提高了因产业融合而引起的税收征收和管理效率。

2.需求结构调整效应

我国需求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弱。改善需求结构，重点在于优化消费、投资和出口三者的关系，扩大消费需求，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形成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状况。

“营改增”对改善需求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联动减税效应和政策引导来实现的，即：“营改增”的作用不仅仅在于个别行业或企业税负的减少，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连带性减税，所有向实行“营改增”的纳税人购买应税产品和服务所产生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由此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等相关行业的整体性减税，从而引导需求结构的调整与改善。

（1）“营改增”的联动减税效应。一方面，可以减少大部分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税负；另一方面，通过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带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等相关行业的整体性减税。减税，意味着政府分配比例和分配数量的减少，影响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政府分配比例的减少，必然导致企业和居民收入所占比例的增加，反之亦然。因此，“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将会增加企业和居民收入，进而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

（2）“营改增”的联动减税效应。有利于降低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刺激消费，特别是可以有效刺激关于健康、文化等方面的服务性消费，从而改变和优化消费需求结构。

（3）“营改增”的联动减税效应，能够发挥对投资主体的激励作用，增加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投资，从而实现以需求为导向，引导、优化投资结构。从另一角度而言，投资结构的优化，必然会促进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形成完备的现代服务业体系，进一步丰富满足人民群众多种需要的产品，从而对扩大消费需求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出口结构优化效应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获得了迅猛发展，2012年外贸总额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但我国出口结构仍不合理，存在服务贸易发展滞后、出口工业制成品档次较低、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的产品比重偏低等诸多问题，特别是服务贸易发展滞后、水平相对较低已成为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2011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4，191亿美元，居世界第四位，其中出口居世界第四、进口居世界第三，但无论是从总量还是从结构上都存在一些问题。从总量上来看，2011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5.2%，与排名全球第一的美国相比，还不到其总额9，600亿美元的一半，与美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从总体贸易结构上看，我国服务贸易呈现逆差，2011年逆差额为549.2亿美元，与货物贸易相比其发展水平偏低。从服务贸易内部结构上看，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咨询服务等高附加值服务贸易在服务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仍然偏低，运输、旅游、建筑等传统服务贸易仍占据我国服务贸易的主导地位。因此，我国要把发展对外服务贸易作为优化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要提高服务贸易的比重，尤其是要大力发展生产业，提高服务行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改变服务贸易出口发展相对薄弱的问题，力争尽快实现从“外贸大国”向“外贸强国”的飞跃。

“营改增”的出口结构优化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直接效应。对出口劳务实行零税率，是国际通行的做法。“营改增”之前，我国对服务业全额征收营业税，这不仅使劳务业税负过重，而且使劳务在出口时无法退税，导致含税出口，使其难以按不含税价格进行国际竞争，从而使我国的服务出口在国际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营改增”之后，对国际运输服务、向境外单位提供的研发服务和设计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实行免抵退税办法，有效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增强了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2）间接效应。“营改增”消除了产业分工细化带来的重复征税问题，可以促使企业向专业化细分和升级换代迈进，这对于提高服务行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特别是提高高端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积极作用。

（三）“营改增”的资源配置优化效应

资源配置状况，是决定能否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基础，因此，转变发展方式，需要提升我国资源配置的水平和能力。“营改增”所带来的减税、税收抵扣、制度引导等作用，以及所产生的分工深化、结构调整等效应，对于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国际资源配置能力都起到积极作用。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国内资源优化配置效应

国内资源优化配置效应主要体现在资源整合效应和劳动力优化配置效应等方面：

（1）物质资源整合效应。一方面，在产业协同发展提高中整合资源。实施“营改增”，外购的燃料、修理费和设备等取得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进行抵扣，通过打通二、三产业增值税抵扣链条，能够促进工业领域专业化分工，做大做强研发和营销，而且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促使企业增加采购设备、购买服务等，以此促进资源在产业、行业间流动。因此，实施“营改增”有利于加快整合资源，在促使产业升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中，引导要素资源向先进产业、行业和优势企业集中，从而提高物质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益。另一方面，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整合资源。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不仅促使资源向城市聚集，而且会促使资源在大中小城市之间、城市与乡村结合部及周边地区实现合理分工、资源整合，逐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营改增”的实施，在促进服务业发展与升级的情况下，必然也会产生区域资源优化、整合效应。

（2）劳动力优化配置效应。对劳动力优化配置效应，以及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是“营改增”所带来的一个较为突出的改革效应，对城镇化发展起到有力的促进和支撑。一方面，促进劳动力资源在空间合理配置。在总体上来说，“营改增”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具有减税作用，增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空间。减税将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由于中小企业是城镇就业的主渠道，其发展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截至2011年底，我国工商登记的中小法人企业超过1，100万家，占法人企业总数的99.8%，提供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因此，“营改增”有利于促进劳动力资源由农村向城镇转移。另一方面，促进劳动力资源在产业间合理配置。“营改增”对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带动就业效应。服务业就业弹性较高，起到了劳动力蓄水池的重要作用，特别对吸收在城镇化过程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营改增”有利于促进劳动力资源由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有序转移。

2.国际资源配置效应

国际资源配置效应，主要是指资源集聚效应，或称之为“虹吸效应”。“营改增”的实施，打通了增值税抵扣链条，增加了国外投资的意愿，从而起到了吸引国外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国内聚集的效应。

（1）总部集聚效应。“营改增”的实施，有利于国外的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一些城市，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大城市设立总部，吸引国外资源聚集。总部集聚效应主要是由于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引起。例如，在上海设立一个地区总部，通过总部去境外集中采购特许权，这一进项税额可以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若上海总部再将这一特许权分销到各地的生产性公司，则上海总部所开出的增值税发票仍然可以继续用于抵扣。与原先各地分公司分别采购特许权，各自缴纳营业税的做法相比，在上海设立地区总部不仅能够降低企业的实际采购成本，还能通过管理职能的集中，协同效应的发挥，提高企业自身的管理和生产效率[1]。从实践上来看，上海试点的成效，也显示了“营改增”所具有的这一效应。“营改增”之后，随着税制瓶颈的破除，跨国公司落户上海的意愿明显增强，对提高上海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起到了可喜的“乘法”效应。2012年上半年，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上海新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27家、投资性公司13家、研发中心14家，总部聚集效应进一步显现[2]。

（2）技术吸引效应。“营改增”所带来的制造业主辅分离的促进效应、生产的精细化效应以及产品内分工的催化效应，对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及产业换代升级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这实际上是为形成开放性技术体系增强了内在动力。自身技术及产业的发展，又为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关键性技术、加强技术交流与合作，增加了技术和服务平台，提升了技术吸引和集成能力，有利于整合内外部技术资源。这是“营改增”改革所带来的不容忽视的一大效应。

[参考文献]

[1] 陆丽萍.“营改增”政策试点的市场初步评估[J].科学发展， 2012（5）.

[2] 上海“营改增”效应积极成稳增长调结构有力推手[EB/OL].（2012-09-21）..

The Role of Replacing Business Tax with VAT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Chen Long

（Research Institute for Fiscal Science， Ministry of Finance，P.R.China，Beijing 100142，China）

Abstract： Speeding up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is a profound change in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fields.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of replacing business tax with VA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through its labor division deepening effect，structural adjustment effect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optimizing effect.

Key words： replacing business tax with VAT；effect；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