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精神史

时间仅仅过去了30多年，中国人就变成了一个和过去的乡村社会、传统城市社会的人们不同的社会物种。

这都托城市化、现代化的激进历史进程所赐。这个社会物种，已经快没有“过去”了：在城市出生长大的人，已越来越难以找到旧日熟悉的街区和社区;在农村里长大的“城一代”，他们的故乡正在改变得面目全非，行将消失。

在过去的乡村社会、传统城市社会里，和自然，和社区牢固地结合的人们，拥有稳定的家园。他真实的自我从中成长，并得到安放。但今天，我们从哪儿去得到这些呢？

城市生活的各种症状，诸如拥挤、雾霾、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和心理竞争、大家扛着一个“假自我”面对这个世界，正在成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症状。反过来也如此。

于是，从农村出来，在城市已稳定地生活的“城一代”，有了对应于原来的故乡的“乡愁”;从小就在城市里生长的“城N代”，也有了对过去，对自然的乡愁。这实际上是同一种社会情绪的不同表现，平时一直压抑着，在某些时间段里表现出来。它所拥有的心理能量，投射在乡村里，投射在自然中，投射在城市的遗迹和小街小巷中，投射在大理、终南山、这些符号上。

30多年来的城市化史，就是一部中国人的精神史。

在中国的城市生活中，我们的精神史，不仅从30多年前走来，更是从自然中走来。人是自然之子，从动物出发，向神走去，虽然注定永远走不到。而借助城市化的拐杖，我们已经走到了这里：焦虑于在城市社会里，占据一个在社会价值排序上不低的位置，逃避和“乡村”有联系的一切，却又对可以释放，或安放内心真实自我的自然有着向往和眷恋。

这是两种矛盾的心理倾向，背后折射出，作为一种和过去不同的社会物种，虽然身体健康受到影响，心灵上也累，但我们的欲望已经被城市的组织结构和消费形态攫住，心理上已经和它同构了，根本无法抽身回头。所有表现出来的对过去，对自然的愁绪，精神上的焦虑，对和真实自我联系在一起的一切的回归，不过是对于我们该如何在城市生活，该如何重构城市生活的警醒。

中国社会的发展，精神的演化，已经到了使城市生活在保持其魅力的同时，在生活上“乡村化”、“自然化”的临界点。但我们似乎认为，这一天远未到来。

需要去面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