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关心中国的拆迁

5月9日，迈克尔・麦尔（Michael Meyer）出现在《再会，老北京》中文版会上，黑衬衣、牛仔裤配懒汉皮鞋，穿着随意。虽已久居中国，他中文说得并不好，不时求助身边的翻译。但是他的北京话说得不错，提起他曾经住过的大栅栏，他是按照标准的京片子发音da shi lanr。

1995年，迈克尔・麦尔作为美国和平队的志愿者到四川内江教书。和平队里还有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他比麦尔晚来一年。麦尔说：“在美国，年轻人要是没有钱，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当兵，一个是可以申请和平队。”

麦尔与海斯勒都在四川住了两年，此后两人都来到北京，都开始了为杂志报刊撰稿的自由记者生涯。后来，彼得・海斯勒出版了《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三部曲，以一个外来者的视角记录了1996年至2007年的中国。迈克尔・麦尔的第一本书《再会，老北京》也是关于中国的，吸引他的是胡同本身“大爷遛着鸟，屋顶有鸽子飞过”；还有胡同与城市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到底“拆还是不拆”？麦尔觉得，如果再不记录下胡同的生活，恐怕就更难找到答案了。 一个外来者，一个当地人

2005年，迈克尔・麦尔搬进了杨梅竹斜街一个四合院的单间里。此时他成为“梅英东”已经有十年。1995年到四川，他的名字被农民笑称像“卖儿”，他将“迈克尔”的“迈”改为“梅”，又借用了执教学校中“霍英东教学楼”的“英东”为名。

梅英东搬进这间每月租金600元、只有6平米的斗室，原因和他的邻居们都不同。他不是进京的外来务工人员，也不是命运和房产分配政策休戚相关的“老寡妇”，他“想成为一个作家”。“梅英东”在美国底特律的一处农场长大，18岁到23岁加入美国和平队之前，他在故乡的一家小报做记者，“写的是流行音乐、流行文化之类，我对此毫无兴趣”。 在这样具象的变迁中，梅英东除了有何伟式的外来视角，更有着不断被外界刺激的本地情怀，一个“内在视角”的焦虑。 与何伟、张彤禾一起，梅英东也加入了这个“驻外记者看中国”的大集体。

“体验世界”是想当作家的梅英东最大的渴望之一。他加入了当时美国为对抗苏联、争夺第三世界份额的“和平队”。与其说去实现某种政治目的，不如说，对于迈克尔・麦尔或者彼得・海斯勒而言，尽可能地亲历时代和历史的巨变，是一种无比珍贵的人生体验和文化经验，是成为作家的绝好养料。

梅英东住进大栅栏之后，找了份在炭儿胡同小学当外教的志愿工作。他不仅租房，还去警察局拿了居住许可证；为了说服从来没有雇佣过外教的小学接受自己，他主动提供了护照、签证、教师执照、学位证书和推荐信。

梅英东在胡同里的生活和社交逐渐建立起来。在接下来的两年内，他几乎完全适应了这样一种生活：他的房门很少关上，因为隔壁的老寡妇大娘经常端着一碗水饺进来，“小梅！听我说，上课之前你必须吃个饭！”在学校里，他的同事朱老师认真负责，学生们则肆无忌惮地表达自己的喜好；他知道巷口的“废品王”以一两毛钱的价格收购旧的《北京晚报》；他甚至还有了自己最爱的餐馆，一家山西人开的面店，里面提供带汤的面片，加点黑醋，味道绝了。

与何伟的中国写作不同，梅英东时时刻刻都有危机意识，他清楚地知道，这一切都极为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消逝。不仅仅是官方语境中对于“新北京”的向往，更是因为周围的胡同不断被刷上“拆”字，然后迅速地被清理干净。在这样具象的变迁中，梅英东除了有何伟式的外来视角，更有着不断被外界刺激的本地情怀，一个“内在视角”的焦虑。 《再会，老北京》中记录的胡同拆迁，速度快是留给麦尔的直观印象。往往一夜之间，原本熟悉的社区就被夷为平地。

“我认识他们，知道他们都有什么角色。”当山西面馆因为拆迁而不得不另觅新址的时候，黑醋的味道就是一种切实的痛感。“我也有一个角色在胡同里，变成了梅老师。”梅英东说。炭儿胡同小学也流传着要被拆的消息，这对梅英东而言，不是报纸的边角料，而是数十位熟人生活的变迁。

当梅英东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来到胡同的时候，记录现实是他的目的。但朴实生活和剧烈动荡赋予他的，是难能可贵的作为“当地人”的话语权，这也让他对于古城保护和拆迁的问题，多了几重思考的维度。 拆还是不拆，这是一个问题

梅英东“几乎适应”了胡同的生活，那并未适应的部分，也是他“盼拆”的理由。

四合院没有厕所，每天早上他要带着卫生纸跑上几分钟才能到公共厕所。邻居起床之前，梅英东会抓紧时间在水龙头下简单冲下头；要是洗澡，也需要去胡同里的公共澡堂。冬天没有暖气，在动辄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北京，他也不敢生炉子，怕自己成为自己最爱看的《北京晚报》上又一个煤气中毒的倒霉鬼。而隐私则根本不在胡同居民的考虑范围之内，学生会随时进来找他，而隔壁的老寡妇会亲切地看他吃完自己包的香葱猪肉饺子。

胡同提供不了现代社会认为理所当然的基础设施和个人空间。第二年，梅英东觉得，他也开始“盼拆”了。和他一起盼拆的还有胡同里的年轻人，胡同是老年人的角色，不是年轻人的定位。

“我见过的最坚定和尖锐的胡同保护者们都是历史学家和游客。他们未曾亲身在胡同里生活过，都是被那看得见摸得着的古老建筑和细节吸引……”在《再会，老北京》的第二章里，梅英东如此写道，在他看来，住在公寓楼中的保护主义者们高举着“抗拆”的大旗，“抒情性”占了上风；就如同官方拆迁通告中，满眼的“为了建设新北京”的论调，丝毫没有体现具体人具体生活的“叙事性”。

在每一次采访中，梅英东都会被问到“胡同是否需要拆迁”的问题，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思考方向，如今他回答最多的是“这很复杂”。老城区对任何一座城市来说，是只可能有一次的历史记忆，有无法估量的文化价值；但在城市正常的新陈代谢中，老城区是否真的值得新规划为之让路？那些居住在老城区的人，是否值得为“保留地”的荣耀而牺牲个人的发展和生活的便利？

梅英东无法得到答案。在他的探寻中，事情还远比这悖论要复杂得多。许多胡同居民也希望搬迁，不过开发商的粗暴逻辑和官方信息的不透明，都让他们不得已把居所作为筹码来争取权益。在房地产市场日益火爆的当下，拆迁的主体和对象，都在尽可能地利用这一杠杆为自己谋利，胡同生活的情怀，渐渐变成砖头倒下的一阵灰尘。

这样一个复杂的命题，让迈克尔・麦尔一个外国人去回答，或许太过苛求了。麦尔清楚自己的位置，他不会为拆或不拆摇旗呐喊，“如果我想回家，我可以坐辆出租车到机场买张机票回美国，但是他们（胡同居民）没有选择和退路，这真的是对他们很重要的事情。不管是盼拆或怕拆，他们都应该表达他们的意见”。 北京是一个例外

“世界上大部分的城市已经没有原来的面貌了，但是北京到90年代的时候还是像活化石。”迈克尔・麦尔说。

“东京被破坏了，香港被破坏了，老伦敦没了，只有北京和河内还有很多老城区。”在世界上许多大都市中，对老城区的改造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提到美国大城市的规划和改造，常常伴随着老城区的彻底铲除。欧洲城市一向被认为在规划上接续了历史传统，但保存得较好的古城，往往是人少而地偏，大都市则未必能幸免：1850年到1860年法国奥斯曼男爵改造巴黎的时候，将市区内60%的建筑拆毁或重建。他兴建了全新的供水系统及污水处理设施，广场、公园、医院、火车站和学校。

不过，无论纵向还是横向的比较，麦尔认为，似乎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能为北京提供经验。比如，北京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他曾采访过的一位留学美国的中国城市规划师，说自己在美国所学的城市规划项目，大多只设计几百人居住的社区，而他回国后，接手的每个项目都超过10万人以上。再比如，中国有着独一无二的产权制度。老城区的房子往往没有明确的产权，多是解放后分配的住宅。而房地产商从政府那里竞标，再次兴建的住宅，产权也只有70年。无论从规划的规模还是难度来说，北京都“居大不易”。

迈克尔・麦尔在《再会，老北京》提到一点胡同的居民关心自己的社交网络。如果陌生人看胡同，看到的是贫民窟，当地居民则看到社交网络。世界上许多城市规划者总在想怎么创造和规划这种社交网络，但北京已经有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社交网络正在把占胡同居民总数百分之五十的外地人变成本地居民：他们更好地融入了北京的生活，他们的第二代在北京上学，他们在从工人阶级变成市民。 艺术家张大力在被拆迁的老房子上完成的涂鸦作品《对话和拆》，人头横在断瓦残垣上，似无声的抗议，也似被释放的记忆。

道格・桑德斯在《落脚城市》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观察。他认为大城市中有许多可“落脚”的地方，城中村、贫民窟，或者胡同，是城市化进程中外地人向市民、底层阶级向中产阶级过渡的缓冲地带。城市的规划者必须重视这样的地方，因为这里为大城市提供劳动力和活力，细化了城市分工；而一旦暴力清除这些地方，居民的公民权遭到剥夺，他们很有可能采取暴力或者极端的手段，以求在都市体制中取得一席之地。

“最理想的情况是，如果居民想留在那里，要让他们留下，但是应该给他们卫生，给他们安全感。”迈克尔・麦尔说，如果他有能力的话，希望“不要动大栅栏”，但要修补房子，改善环境。“把房屋补好，把人留下”是美国清除贫民窟总结的经验教训，而胡同除了贫民窟之外，还有古迹的价值，这就在“落脚”地之外，多了非物质的考量。 城中村、贫民窟，或者胡同，是城市化进程中外地人向市民、底层阶级向中产阶级过渡的缓冲地带，城市的规划者必须重视这样的地方。

这只是“最理想的情况”。《再会，老北京》中提到，上世纪90年代东方广场项目的上马，曾遭到多方指责，但这个当时最奢华的购物中心，还是夷平了旧城、驱赶了居民，顺利建成。只有购物中心内部一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博物馆，是当年开发商、政府与“民意”妥协的结果。而北京旧城区的另一次大规模改造，是为了迎接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这些也是在种种理论和条件之外，北京“例外”的重要原因。而北京对于我们而言，不仅仅只是一个写作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