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嘉泰吴兴志》看宋代湖州城的厢级区划及其管理

[摘 要]《嘉泰吴兴志》是反映宋代湖州的一部地方志，在坊巷等门类中记载了湖州城的厢级区划。本文以湖州城为例，探讨了湖州城的厢级区划及其管理，指出：厢级区划适用了坊市制崩溃下的城市管理要求，更有利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厢级官吏虽地位不高，但其职责完备，对城市管理至关重要。

[关键词]宋代；湖州；厢级区划；管理

《嘉泰吴兴志》是南宋嘉泰年间（1201―1204）官方编纂的一部地方志，由知府李景和修，谈钥纂。它以湖州历代旧志为本，参照正史，在此基础上进行考证、补遗、纠误，于嘉泰元年（1201年）修成新志20卷，分设建置沿革、分野、城池、坊巷、乡里、山川、官制、公廨、邮驿、学校、军营、祠庙、寺院、郡守题名、古迹、着姓、贤贵事实、释道、食用故事、事物杂志、物产、土贡等60个门类。《嘉泰吴兴志》着实反映了宋代湖州境内天文地理、社会人事以及历史与当时现状，其中在坊巷等门类中可以看到湖州城市的区划，本文就以湖州城为例，探究湖州城的厢级区划及其管理。

一、宋代以前的城市区划及其管理

在宋代以前，各级城市普遍实行以坊市制为核心的管理体系。在这种体系下，城市被划分为政府机构所在的政治区、按居民职业与社会身份分类设置的生活区（坊）和强制规定的工商业区（市）三部分（1）。坊市制的突出特点，是通过对坊、市的分割，进行封闭管理，居民生活和工商业活动都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不能有任何逾越之举。如《唐律疏议》规定，擅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之”；“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坊（有时也称里）设有官员坊正或里司，市有市长或市令，负责维护秩序和日常庶务的管理。隋炀帝时，在都城长安“改坊为里，每里置里司一人，官从九品下”（2）。唐时又复里为坊，置坊正一人，由坊内上户轮差充任，“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3）。市则设令、丞，“每市令一人，丞二人”（4）。在坊市制度的管理体制下，城区整齐划一、井然有序，但这制度毕竟是城市自身还不够发达的产物，随着商品经济及城市自身的发展，这种僵硬的规定必然会打破。宋王朝建立后，一度试图仍然沿袭传统的坊市制，以确保对城市社会的严格控制。但越来越活跃的工商业和愈演愈烈的“侵街”现象，最终冲垮了传统的坊市格局，宋朝政府不得不做出相应调整，开始探索适应现实形势的新的管理体制。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是厢级区划及其管理机构的确立。

二、宋代城市厢级区划及其管理――以湖州城为例

从历史上看，厢的建制是由城市驻军防地的划分单元演变而来的。唐高宗永徽元年（650），“以新移葛逻禄在乌都山者，左厢部落置贸山州，右厢部落置浑河州，并隶燕然都护府”（5）。宋人王应麟进一步解释说：“左右厢起于唐，本用李靖兵法，诸军各分左右厢统之”；又说：“朱梁以方镇建国，遂以镇兵之制用之京师，京师兵有四厢，而诸军两厢，其厢使掌城郭烟火之事，而军旅渐有厢军之名”（6）。后唐长兴二年（931），左右军巡使奏：“诸厢界内，多有人户侵占官街及坊曲内田地，盖造舍房，又不经官中判押凭据，厢界内不敢悬便止绝，切恐久后别有人户，更于街坊占射，转有侵占”（7）。显然，厢由最初的军事防地，逐渐与城区治安和日常管理发生联系。正是在此基础上，入宋以后厢进一步向城市行政区划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发展的特点。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将汴京城外居民区划为八厢，并置厢吏管辖。史载：“上以都门之外，居民颇多，旧例惟赤县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厢吏，命京府统之。（8）”厢级区划在北宋时已在不少城市推行，进入南宋则更为常见。如：温州城外有“四厢八界（9）”；建康府设有城内五厢和城外二厢；嘉兴府城分设3厢；苏州、吉州也有厢的设置。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其中，《嘉泰吴兴志》卷二《坊巷》详细记载了湖州城“厢”的分布格局：左一厢，下分4界。其中，南门界，“州治前至两平桥接崇节界”；崇节界，“隆兴桥北至霸王门接飞英界”，飞英界，“飞英寺前至临湖门接报恩界”，报恩界，“郭尚书庙前至陶家巷接崇新界。”左二厢，下分4界：崇新界，“骆驼桥北至子城东口接崇节界”；归安界，“马军营至能仁寺接中界”；中界，“花楼桥至月河口接迎春界”；迎春界，“迎春门至巷接南市界”。右一厢，下分4界：南市界，“横塘至西岸史家巷接鹅行界”；鹅行界，“定安门至状元坊接石鼎界”；石鼎界，“旱渎桥至祥符寺”；鱼楼界，“甘棠桥至仪凤桥南东堍接西市界”。右二厢，下分5界：西市界，“市门至眺谷桥、县桥接乌程界”；乌程界，“本县前至浮玉亭接仓场界”；仓场界，“清源门至猎场桥接济川界”；中书界，“张王庙前至广化桥接仓场界”；济川界，“曹公庙至骆家巷接中书界”。可知湖州城区分为4厢17界，各界又都包含一定数量的街市和坊巷。如“自定安门直北至仪凤桥街”有史家巷、天宁巷、曲尺巷、仁杏木巷、姚家巷、庙巷等；“自仪凤桥之北堍直西至清源门街”，有西提子巷、竹木巷、宋家巷、社庙巷、曹狮子巷、养济院巷、西营巷、白塔巷等；“自衙西门直西转北众路”，有漆器巷、小宫巷、西泥巷、庙巷、红车栏巷、大营巷、吴草巷、营巷、络家巷、石灰巷、亭子巷等；“自仪凤桥之北堍直东转北至州治前街”，有东提子巷、花巷、小市巷、打银巷、瓦子巷、堂子巷等（10）。湖州虽然不是浙西首府，但其厢级区划可谓完备，与传统的坊市格局相比，厢级区划没有了政治区、生活区和工商业区之分，完全是从地理方位进行划分的，超越了城垣的限制，厢中有界，界中有巷，在空间的外延上拥有了发展的主动权，更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厢的办事衙门，称厢公事所。《宋会要・职官》记载：“熙宁三年初置旧城里左、右厢公事所”（11）。厢级官吏，包括厢典、书手、所由、街子、行官各数人（12），各官吏分管职责难得其详，《嘉泰吴兴志》卷七《官制》在论及城市管理官吏职责时多用“兼烟火公事”（13），在其他史料中，这些官吏的职责，通常以厢官为通称，颇为零乱，现略引数条，以便识之：

城内分南北左右厢，各置厢官，以听民之诉讼。《宋史》卷166，职官志。（14）

府城之外，……置城南、北、左右厢，差亲民资序京朝主管本厢公事，杖六十以下罪听决，奉圣旨：依。（15）

诸厢小使臣，虽带督察盗贼，其实分管估计家业，取问病人口词，并检验救活等杂物，不类捕盗之官，理特未尽。（16）

通过分析这些史料，大略可知厢官的职责：其一，负责调解民间纠纷和一般民事的日常管理。其二，防止火灾，救活抢险。其三，设法方便百姓看病就医。其四，抓捕盗贼，维持治安。从厢官的这些职责可以看出，厢级官吏是城市最基层的管理阶层，其职低微，所管之事锁碎，但对城市管理至关重要。

厢级区划的出现，是宋政府在坊市制度崩溃的形势下对城市管理制度的重要变革。厢级区划主要是在府州城市，适应了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和市政管理事务日益繁杂的现实状况。湖州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繁盛之地，湖州城设厢是其城市自身发展与宋朝政府适时对城市管理作出调整的结果，这种调整更有利于湖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厢级官吏虽地位不高，职权有限，但其职责几乎囊括了城市管理的所有，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城市管理体系。总而言之，宋代的城市厢级区划及其管理适应了城市管理要求，并比坊市制更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后世的城市管理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中华书局编辑部著：《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出版社，1990年5月版。

[2]（唐）杜佑著：《通典》，中华书局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3]（唐）王溥著：《唐会要》，中华书局出版社，1955年6月版。

[4]（清）徐松著：《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出版社，1957年11月版。

[5]王溥著：《五代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月版。

注释：

（1）陈国灿著：《南宋城镇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版，第311页。

（2）中华书局编辑部著：《宋元方志丛刊・长安志》卷七《唐京城》，中华书局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09页。

（3）杜佑著：《通典》卷三《食货三・乡党》，中华书局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54页。

（4）杜佑著：《通典》卷二六《职官八・太府卿》，中华书局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730页。

（5）王溥著：《唐会要》卷七三《安北都护府》，中华书局出版社，1955年6月版，第1558页。

（6）王应麟著：《玉海》卷一三九《兵制・宋朝四厢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王溥著：《五代会要》卷二《街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月版，第411页。

（8）徐松著：《宋会要辑稿》兵三之一，，中华书局出版社，1957年11月版，第6802页。.

（9）刘宰著：《漫塘集》卷十，《回严州陈寺丞畏》。

（10）中华书局编辑部著：《宋元方志丛刊・嘉泰吴兴志》卷二《坊巷》，中华书局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4688―4689页。

（11）徐松著：《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七之九，中华书局出版社，1957年11月版，第3138页。

（12）徐松著：《宋会要辑稿》兵三之三，三之四，中华书局出版社，1957年11月版，第6803―6804页。

（13）中华书局编辑部著：《宋元方志丛刊・嘉泰吴兴志》卷七《官制》，中华书局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47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