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歌妓词产生的根源及影响

摘 要: 柳永在进士及第前创作了大量歌妓词,探究他创作的根源有三:一是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二是缘于他的音乐才华和浪漫个性;三是他对市民文艺深刻的心理认同。柳永歌妓词的创作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为市民文学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柳永 歌妓词 根源

柳永,字耆卿,原名三变,排行第七,故又称柳七,福建崇安县五夫里(今武夷山市五夫镇茶景村)人。柳永出生于一个奉官守儒的封建家庭,家乡崇安县又是一个文风昌炽的名邦,因而受到良好的文化艺术熏陶,从小养成功名用世之志,他在家乡崇安五夫里度过了少年时代。作为宋初词坛婉约派代表词人,柳永一生的创作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从983年到1003年左右,是柳永生活与创作的第一个时期。读书,冶游,初作与初试,是这一时期的基本内容。由于初涉人世,性情单纯,因而作品题材狭窄,赠妓与咏物词思想肤浅。从1003年写作《鹤冲天》到景v元年进士及第,是柳永生活与创作的第二时期。他的歌妓词与咏物词都摒弃了早期的浅率与无聊,揉进了悲凉的身世之感。从景v元年进士及第到去世,是柳永生活与创作的第三个时期,羁宦漂泊是这一时期的基本内容,其大量的羁旅行役词就写作于这一时期。

柳永的一生是一个悲剧,而《鹤冲天》一词的写作,就标志着他一生悲剧的开始: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他以“白衣卿相”的身份抗礼黄榜,还公然表示要去“烟花巷陌”“浅斟低唱”。宋仁宗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华之文。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填词,何要浮名?”柳永自此不得志,日纵游娼馆酒楼间,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在进士及第前,他创作了大量的歌妓词,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丰富了宋词的艺术内涵。

探究柳永歌妓词创作的根源,大致有以下三点。

一、社会时代风气的影响

柳永的一生,跨太宗、真宗、仁宗三朝。仁宗在位的四十三年,正是北宋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黄金时期,也是同境内各民族关系最为和睦的时期。这一时期,北宋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出现了“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的繁荣景象。七十年间,人口数增加了百分之六十。随着经济繁荣,人口增长,北宋国内出现许多繁华的都市,如汴京、洛阳、广州、成都、杭州、扬州等。这些新兴都市兴盛繁华,人们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后,尽情享受着这种太平富足的生活。文武百官无不尽兴宴饮,百姓生活也极尽豪奢,东京的茶坊酒肆不能遍数,勾栏瓦舍五十余座,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满意情绪占了支配地位。歌妓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歌妓制度这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也空前繁盛。城市中的游乐活动随之迅速繁盛,文人狎妓已经形成一种风尚。当时,朝野上下皆以浅斟低唱、蓄妓为尚。这种时代风气因受统治者的提倡――“歌儿以养千年”而愈加流行。欧阳修、韩琦、苏轼都蓄有家妓。一些落魄的词人如晏几道、秦观等也经常出入轻歌曼舞、灯红酒绿的妓院。晏几道《小山集》中的艳词是比较多的。曾经官至宰相的欧阳修,也写过不少有花间遗风的艳词,如这首《减字木兰花》:“楼台向晓,淡月低云天气好。翠幕风微,宛转梁州入破时。香生舞袂,楚女腰肢天与细。汗粉重匀,酒后轻寒不著人。”柳永作为一个风流词客长期留连于秦楼楚馆,写作大量妓情词,也是受时代风气的濡染,与其他文人和官员并没有什么不同。

二、音乐才华和浪漫个性

柳永兄弟三人,长兄和次兄均为进士出身,官至员外郎。三兄弟“皆工文艺,号柳氏三绝”。柳永至京师,在正式参加进士考试之前,有过一段为时不长的游冶。唐人孙さ摹侗崩镏尽芳丛:“凡举子及新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游。”又说他自己“在京师,与群从少年习业,或倦闷时,同谐此外”。这种听歌狎妓的行为,对青年士子而言,不过是一种精神调剂,读书方为正业。一般人于此道多有所收敛,最终以功名事业为念。然而柳永却大大出格,沉醉于斯,流连忘返,所谓“佳景留心惯。况少年彼此,风情非浅。有笙歌巷陌,绮罗庭院。倾城巧笑如面”(《洞仙歌》);“太平世。少年时,忍把韶光轻弃……愿长绳,且把飞乌系。任好从容痛饮,谁能惜醉”(《长寿乐》)。一个“动修礼法”的世家子弟,在东京富庶繁华之地,何以独独对青楼歌妓青睐有加?这就不能不说到柳永的音乐才能和浪漫天性。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云:柳永“少有俊才,尤精乐章,后以疾更名为永,字耆卿”。正因为柳永精于音乐,所以才能“变旧声作新声”。其词音律谐婉,声称于世,因此“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由于柳永长于音乐,其词风行天下,故歌妓多主动和他交往,以期获赠妙词新曲。另一方面,柳永风流浪漫的天性使他和歌妓多有往来。柳永的风流浪漫受中唐文人影响较多。中唐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一批文人以风流才子自命,习尚与歌妓往来,所谓“乐童翻怨调,才子与妍词”(白居易,《杨柳枝》)。中唐传奇也多写才子佳人的爱情。柳永受此影响,在《乐章集》中总是以才子自居,所谓“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他在词中反复自比宋玉,在《玉蝴蝶》词中写道:“美人才子,合是相知。”并且感慨:“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当年双美。”(《玉女摇仙佩》)柳永词一方面描写歌妓的花容月貌,一方面歌颂她们的兰心惠质。佳人对才子,柳词亦多有说明。如“每相逢,月夕花朝,自有怜才深意”(《尉迟杯》);“未肖得,怜我多才多艺”(《玉女摇仙佩》),等等。在与歌妓的交往中,柳永不仅展现了自己的音乐才华和浪漫个性,而且获得了知音见赏的精神愉悦。

三、对市民文艺深刻的心理认同

柳永浪漫的天性,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便是他对歌妓们所优为之的市民文艺产生的深刻的心理认同。北宋时期,以普通市民(包括歌妓、乐工)为主体的勾栏瓦舍文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而秦楼楚馆正是当时“竞赌新声”的所在,是市民文艺的策源地之一。柳永就在这里接受了市井新声的熏陶,开始了他最早的歌词创作。据杨《古今词话》载,柳永少年时代就对通俗文艺怀着浓厚的兴趣,他把宋无名氏的一首通俗词《眉峰碧》题壁摹习,可见他的文学取向。另一方面,1003年,柳永仕途受挫,心灵留下了沉重的阴影,因此,在妓馆歌楼这个受人轻蔑的人间地狱里,他深刻地体验了歌妓们悲惨的哭泣与热切的梦想。如《少年游》第八:“一生赢得是凄凉。追前事、暗心伤。好天良夜,深屏香被,争忍便相忘。王孙动是经年去,贪迷恋、有何长。万种千般,把伊情分,颠倒尽猜量。”既是深刻描写一个完全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在半夜三更的痛苦、哀怨、猜疑、希望与失望等各种复杂的心理,又是对自己失意后的心境作了传神的写照。在《离别难》一词中,写到的死亡时,他是那样的悲伤哽咽。正是这些生的痛苦与死的悲哀,促使他对于蓄妓制度形成了某种本质性的认识,意识到了它的不合理。于是,他代歌妓们发出了自由的呼喊。如《迷仙引》:“已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这是市民意识的闪光,是歌妓词的精华,是任何赠妓词都不曾有过的堪称高尚境界。柳永这一时期就是在用自己的心在写作。在《斗百花》一词中,他借失宠的班婕妤以致慨:平庸之辈一个个都平步青云了,胸怀长策的他仍然抱负难展,是不是皇上对自己抱有成见而志不获骋呢?又如《受恩深》一首咏菊:“……刚被金钱妒。拟买断秋天,容易独步。粉蝶无情蜂已去。要上金尊,惟有诗人鸳鸯浦。待宴赏重阳,恁时尽把芳心吐。陶令轻回顾。免憔悴东篱,冷烟寒雨。”这首词表明,柳永受到最高统治者和上层社会的忌恨,处境孤危,心情寂寞,只是当时没有最后绝望。他希望有知音见赏,有得力的人帮他摆脱困境。也正是心存一线希望,他在漫游、干谒、再试和浅斟低唱中苦苦挣扎了三十一年,年过五十才中了进士。

歌妓词的创作给柳永的文学艺术实践提供了许多非他莫属的优越条件。第一,产生和流行于歌台舞榭一类地方的词作源源不断地传来。第二,活跃在市民口头的俚俗言语源源不断地丰富着他的艺术语汇。第三,市民群众的审美要求不断更新着他的审美观念。第四,市民群众的生活与思想不断调节着他的文化心理结构,扩大了柳永的生活和思想艺术视野。

柳永歌妓词的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消除了古代文人同下层市民之间精神文化方面的隔膜,提高了市民文学的格调,拓宽了文人的视野,丰富了整个文学的审美风貌。它是城市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壮大,市民文艺繁荣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是古代进步文人向市民学习,为市民服务的历史性开端。它是受了白居易诗歌通俗化的影响,致力于词的通俗化,有意使词回到民间,从而为关汉卿的戏剧创作和冯梦龙的提倡白话小说,起到了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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