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起步

1989年5月1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握住来访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手,对他说:“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顿时,中外记者的摄像镜头一起对准两位领导人,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是20世纪末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中苏关系乃至后来的中俄关系,对于这个时期的世界格局,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它的准备阶段,即1979年10月中苏关于国家关系(副部长级)的第一轮谈判尤其显得重要。尽管这一轮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而且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使原定于次年春天举行的第二轮谈判也被迫中断了,但是,它毕竟是一次关于国家关系的谈判。对于双方来说,虽然这次谈判分歧重重,争吵激烈,但试图通过谈判达到的目标却是一致的,即:结束对抗,走向国家关系正常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两国代表能够为同一个目标坐下来谈判,这件事情本身就远远超出了它的结果,并对后来的关系解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1979年的中苏谈判,被后人称为两国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艰难起步”。

一石激起千层浪

1979年初,中苏关系仍处于“冷冻”状态。从1969年9月总理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之后,整整10年间,中苏两国高级领导人没有进行过任何正式的接触。两国关系降到了建交以来的谷底。虽然在此期间出现了一些变化,如1970年双方互派大使,改变了长期以来两国外交关系仅是代办级的不正常局面;再如1977年中国外长黄华到苏联驻华使馆参加十月革命胜利60周年的纪念活动,这是1969年以来中国高级官员首次出席苏方的纪念活动。但是,从总体上看,两国关系并未发生大的改变。其原因,一是由于苏联推行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中国不能不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再一点,也是最重要的,是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界陈兵百万,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两国之间虽有火车相通、飞机相连,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无论政治、经济、商贸还是文化、艺术、体育,都鲜有往来。许多老列车员回忆说,那时每个星期从北京至莫斯科对开的火车基本上都是空车,与后来两国关系正常化后人来货往的热闹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这样一个小故事。1976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一举粉碎“”后,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伊利切夫曾约见中国驻苏使馆临时代办,交给他一封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致主席的贺电。对此,代办只能向伊利切夫表示:“遗憾的是,我不能接受这封电报。因为正如您所知道的,我们两党之间没有关系。” 连贺电都不能接受,当时的中苏关系之“冷”,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如此,进入1979年后,却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两国领导人面前,这就是如何处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于1950年2月14日签字,4月11日生效,有效期为30年。如果在期满前一年缔约的任何一方不提出终止该条约,则条约将延期5年。也就是说,关于条约的废留,双方至迟要在1979年4月11日前做出决定。

1979年1月,勃列日涅夫在接见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时,说苏联方面“任何时候都不会撕毁体现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文件”。 “至于说到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我们对中国既没有领土要求,也没有其它的要求。我们对于恢复同中国的友好、睦邻的关系看不到有任何客观上的障碍。”不管勃列日涅夫此次讲话的动机如何,是想先声夺人,争取外交上的主动?还是为了宣传,抢占一个有利的位置?总之,他把皮球踢到了中国一边。

一石激起千层浪。面对复杂的形势,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呢?

此时,中国的驻苏大使是王幼平。王大使是一位在战争年代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的老红军。解放初期,党中央从各野战军选调了10位将军到外交部出任新中国第一批驻外使节,他即为其中之一。他曾先后在七个国家当过大使,是新中国外交史上迄今为止任所最多、任职最长的驻外使节。

王幼平1977年9月出任驻苏大使后,凭借多年积累的丰富的外交经验,首先突破了两个。其一是如何打招呼。这个问题现在听起来很可笑,但在当时却是一件并不容易解决的事情。20世纪50年代,在中苏友好时期,两国的公务人员见面时都互称对方为同志。这种方式令双方都感觉很亲切,就像一家人一样。关系破裂以后,在称谓上出现了变化,常常只称对方的职务,或者按照国际上通常的做法,称对方为先生。苏联官员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无所谓,而对中国人称其为先生却很反感。王幼平到任后敏锐地发现这一问题,于是,他果断地一改以前的做法,只要对方称他为同志,他也回称同志。开始时不要说苏联人感到惊讶,连使馆的中国人都觉得不习惯。可时间一长,打招呼的次数多了,大家也就习惯了。这样一来,见面时的气氛也就融洽多了。第二个是公映封存的影片。当时,由于刚刚结束“”,许多封存的影片还没有解禁。王幼平大胆拍板,拿出《家》、《春》、《秋》等影片,以他的名义在使馆放映,招待苏联的汉学家和外交官。此举一下子轰动了苏联外交界。

话题回到如何处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王幼平和其他同志一起根据大量的观察和分析,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乃至中苏关系的走向,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虽然这个条约已经名存实亡,但是有这个条约总比没有强。因此,如果废旧约,应由新约替代。与此同时,针对中苏关系的现状,王大使还认为,这么大的邻国,这么长的边界线,中苏两国不能总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为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需要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应该很好地总结一下长期以来对苏斗争的经验教训。经过认真的思考,王幼平及使馆其他领导共同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建议,即:举行两国国家关系谈判。

1979年4月,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紧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将我人大常委会的决议通知苏方,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同时,在黄华递交的照会中,还建议双方就解决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中国的决议可收一举两得之功效。一方面,不再延长早已名存实亡的条约,尊重了现实;另一方面,主动提出就两国关系举行谈判,又使中国一举掌握了主动权。苏联的回应并不出乎人们的意料。它一方面对中国不延长条约的决定进行了指责,另一方面接受了关于谈判的建议。经过磋商,双方确定就国家关系举行副外长级谈判。

这样,两国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一道缝。

“谈不成没有关系,马拉松没有坏处”

下一步,该轮到如何把握谈判的原则了。中苏两国关系的谈判非同小可。它牵动全局,既涉及中苏,又影响世界。在谈判中,既要熟悉地理、法律、军事,又要回答有关边界以及邻国等等一系列历史的和现实的问题。如何把握谈判原则,如何做到在不可避免的争论中摆事实讲道理,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这些都是摆在已受命筹备这一谈判的王幼平面前的艰巨使命。

1979年8月29日下午4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苏谈判方案。邓小平在会上作了中心发言。他着重分析了国际形势和本次谈判涉及的几个原则问题。他强调,谈判必须高屋建瓴,坚持原则,不能示弱。核心问题有两个,苏联从蒙古撤军,不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中苏就可以发展关系。当然不要骂娘,要讲道理。邓小平提醒王幼平说:可别急啊!要防止急于求成,谈不成没有关系,马拉松没有坏处。同时,邓小平还明确指出:不能在百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改善关系。灵活性是有的,这要等谈起来再看。

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第一轮)定于1979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王幼平奉调回国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并被任命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团长),李汇川为副特派代表(副团长)。苏联代表团则以其“谈判老手”、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和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贾丕才为首。

9月23日,王幼平率团抵达莫斯科。临行前,他反复研读文件,认真领会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重要指示。在理出了头绪后,他把此次谈判的方针浓缩为32个字,即:针锋相对,坚持原则;高屋建瓴,正面交锋;不抱幻想,不急求成;注意讲理,争取同情。

为使谈判能够顺利进行,促使苏联采取实际行动消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中方曾提出一系列建设性的建议,如苏联把它部署在中苏边界的部队减少到1964年的数量和水平,撤走它驻扎在蒙古的部队,停止支持越南反华,履行两国总理在北京会见时达成的谅解。此外,中方还提出了扩大贸易,恢复科技、文化交流,促进人员往来等建议。

但是,谈判开始前的气氛并不乐观。早在4月,也就是黄华外长将我国人大常委会决议通知苏联政府之后,苏联便一方面向王幼平大使递交复照,同意举行谈判;另一方面,却对中国不延长中苏条约的决定进行攻击。 苏联政府在1979年4月4日的声明中威胁说,“废除这一条约的全部责任应由中国方面承担”。此后,勃列日涅夫又在匈牙利发表电视讲话,攻击中国既废弃条约,又愿意改善关系,两者不一致。

4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莫斯科有什么理由暴跳如雷》的评论员文章进行反击,指出:“既然苏联当局讲了那么多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话,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作出回答。”在列举了大量事实后,文章得出结论:“应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名存实亡以及期满后生效‘承担全部责任’的,不是中国而是苏联领导。”

谈判尚未开始,苏方就开动宣传机器对中国进行了攻击。这种氛围无疑为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

果然,谈判从一开始就很不顺利。中方提出的议程是:讨论和解决中苏关系中悬而未决的问题;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如苏联把它部署在中苏边界的部队减少到1964年的数量和水平,撤走它驻扎在蒙古的军队,停止支持越南反华,履行两国总理在北京达成的谅解,等等;根据谈判结果,拟订两国关系准则,制定相应的文件。苏方则对此表示拒绝,认为谈判不需要议程,并提出了一项从根本上否定中方议程的反建议:制定两国关系准则,在讨论和制定总原则后,再谈发展贸易、科技关系、文化交流。中方对此表示拒绝。因为如果接受了这一建议,就等于认可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使谈判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

一方要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要制定空洞的原则。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使“谈判议程”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复杂的争论之中。直到10月12日,在第五次预备会议上,情况才发生了转机。苏联代表团团长伊利切夫首先发言。在发言中,他仍然坚持要把制定两国关系原则放在谈判的首位,并指责中方的建议都是把双方不一致的地方放在首位,中方的建议是提先决条件等等。王幼平神情专注地听着,突然,他敏锐地抓住了伊利切夫在发言时的一段话,即“苏方准备寻找双方能接受的办法,克服困难,赞成转入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谈判”。然后,王幼平在发言时指出,中方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在原则上不反对。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王幼平的努力得到了苏方的回应,会议的气氛才由此得到了缓和。双方终于找到了彼此都能够接受的谈判方式,即:“为了促进中苏谈判的进行,双方约定,在谈判过程中,每一方都可以提出各自认为有必要的问题。”

紧接着,双方代表还就谈判将在两国首都轮流进行等几项内容达成了协议。

谈判正式开始

1979年10月17日上午10时,中苏国家关系谈判在莫斯科举行。谈判地点设在苏联外交部的一个别墅。这里原是沙俄时期一位贵族的宅院,环境优雅,是一个理想的外交活动场所。

有关第一轮谈判的许多情节,今天听起来都很有意思。例如,双方商定,第一次全体会议由伊利切夫主持。于是,当两国代表团的代表和工作人员步入会场就座后,伊利切夫便宣布:“尊敬的中国代表团团长王幼平,双方约定,第一次会议由苏联代表团团长担任主席,今后双方代表团团长将轮流担任全体会议主席。在今天的全体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团长首先发言。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现在我宣布,苏中谈判第一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王幼平随即回答:“尊敬的苏联代表团团长,我们不反对。”

此后,双方团长起立,交换全权证书并互相握手。再后,伊利切夫宣布双方在预备会议上达成的几项协议,每念一个协议,都要加上一句:“请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王幼平确认本项协议。”而王幼平则不断地表示:“尊敬的团长,我确认本项协议。”

从这一天起,正式谈判开始。在接触实质问题后,双方的对立变得越来越尖锐。苏方首先提出了一个《相互关系原则的宣言》草案,其特点是只讲抽象原则,回避两国关系的现实。中方则提出了《关于改善两国关系的建议》,主要内容同谈判之前提出的建议基本相同。双方在摆明了各自的纲领后,开始了激烈的辩论。王幼平坚持邓小平给代表团制定的谈判方针,一再论证中方的建议是从中苏关系的现实出发的,如不能解决两国之间妨碍关系正常化的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只搞几句空泛的“宣言”,是不可能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的。而苏方则坚持拒绝讨论消除三大障碍的问题,认为中苏谈判不能超出双边范围,不能涉及第三国。对此,王幼平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指出,苏联利用与中国接壤的第三国进行军事威胁,完全属于中苏双边关系的范畴。

至1979年12月3日,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激烈争吵后,第一轮谈判以没有签署任何实质性协议而告结束。第二轮谈判原定1980年春在北京举行。但由于苏联出兵阿富汗而被迫中断。

1979年谈判引起的变化

中苏关于国家关系正常化的第一轮谈判虽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但它的意义却不可低估。应该说,两国之间长期对抗的局面在1979年后发生了转折。表面上看,这一转折微不足道,两国关系并没有发生大的实质性的变化。但是,如果对这一轮谈判结束之后的情况进行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个转折并非微不足道,它预示着两国关系在进入80年代后,将要发生一个新的变化,这就是:对抗逐步降温,对话日益加强。

事实上,这一点在谈判过程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尽管双方的代表针锋相对,在几乎每个问题上都要激烈较量一番,但是,每当会议结束以后,王幼平都要面带笑容,率领代表团走过去和苏联同事一一握手告别,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与此同时,中国代表团每次到达时,东道主也都要在门口列队迎接。11月2日,在第三次会议结束之后,王幼平还就即将到来的十月革命节,向伊利切夫及苏联代表团全体成员表示祝贺。中国代表团的风度赢得了苏联同事的信任。这一切都使两国代表的交往变得越来越友好。

第一轮谈判结束后,尽管第二轮谈判被迫中断,但是,双方的关系却并没有因此而退回到谈判之前。苏方副团长贾丕才回忆说,1980年,他曾经以“大使客人”的身份来到中国,并拜访了外交部苏欧司的于洪亮和钱其琛副外长。中国方面还设宴招待了他。可见,此时的中苏关系与谈判之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当时,贾丕才与苏联使馆的官员一起,还对两国关系发生好转的可能性做出了估计,并给莫斯科发去一份密电,抄送各位政治局委员。可能是贾丕才的估计过于乐观了,据称当时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国家部的负责人看了电报后,曾气愤地说:“贾丕才卖身投靠中国人了。” 1981年和1982年,贾丕才又连续两年以“大使客人”的身份去了北京,“表面上看都是老一套,同样的会见,交谈,但我每次都带来了新鲜的信息和建议。”贾丕才的这几次中国之行在两国的报纸上都没有进行报道,因而使西方记者变得焦急不安。法国《晨报》的记者写道:“驻北京的西欧外交官获悉,苏联的一位高级官员‘应苏联大使邀请’已在北京逗留一周了。据说客人会见了中国同行,可能还会见了中国其他官员。”同样,在莫斯科,苏方也同意了中国新任驻苏大使杨守正参观苏联沃罗涅日核电站和乌拉尔机器制造厂等要求,并很好地接待了他。贾丕才形象地比喻说:“这样,我们逐渐把两国关系‘从冰箱中取了出来’。”

此外,当我们对1979年谈判作进一步的分析时,还可以发现,有些看似很小的事情,放到两国关系的天平上,同样占有相当的分量。比如说,预备会议上达成了三点技术性协议,即:“谈判地点”“工作程序”和“谈判议程”。看上去,这几点协议并不起眼,但实际上,如果没有这几点协议,特别是所谓的“谈判议程”,两国关系的正式谈判将很有可能无法进行。那样的话,对两国关系来说,无疑将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苏联人对此也很重视。据说,有一个评论员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表演讲,讲到中苏谈判时,台下有人问他:“谈判有什么成果?”他认真地回答:“已就谈判地点达成了协议”。台下的人们听后,显然不太满意,于是,又有人大喊:“太少了!”而这位评论员则仍旧认真地回答说:“我看不少。另外,还就程序问题达成了协议。代表团怎么坐,椅子、桌子怎么放。”说到这里,他强调说:“这种小问题,对外交家来说都是大问题。”

从1979年4月3日,中方提出两国就国家关系进行谈判,至12月3日第一轮谈判结束,前后共计240天。在经历了长期的对抗之后,两个大国代表终于坐在一起进行谈判,这件事本身就引起了世界的密切关注。在这段时间里,各国的主要媒体一直在作跟踪报道。从这个意义讲,这一谈判惊动了世界。与此同时,世界也反过来促使中苏两国就国家关系的发展和走向,作进一步的思考和总结。

如果说邓小平为本次代表团制订的方针是“不急于求成”,“谈不成没有关系”,那么,经过了这次谈判,当1982年的国际形势和苏联的对华政策均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之后,邓小平立刻调整了对苏政策,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

这样,也就意味着准备阶段的结束。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序幕由此正式拉开了。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