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国内首家藏刊的心路历程一献给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民间收藏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中国大地上涌现的最为壮观的群众性文化现象之一。回顾这段历史，我作为其中的一名参与者、见证者，同时以一本刊物――《收藏》杂志，两个组织――中共陕西省委机关职工集邮协会和陕西省收藏家协会(都曾担任会长)，为这场波澜壮阔的民间收藏热潮推波助澜的人，自然生出颇多的感慨，也有些许欣慰!

我国是有着5000年以上历史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收藏大国。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以大量确凿的事实证明，中国的收藏史和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一样久远。但是在古代社会中，除了以国家收藏的形式出现的帝王收藏和以宗教收藏的形式出现的寺院收藏之外，所谓民间收藏也只是文人雅士极少数人的一种闲情逸致而已。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收藏建立在科学的考古发掘和博物馆建设的基础之上，已有百余年历史。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文物考古和博物馆事业有了飞速发展，国家馆藏文物日益丰富。但是在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国的国家收藏和民间收藏发展很不协调，一个迎来高潮，一个处于低潮，一条腿粗，一条腿细。从经济原因讲，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对较低，许多群众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更谈不上满足自己的收藏爱好。从社会环境看，受“左”的思想影响，人们的收藏爱好往往被看作“资产阶级的生活情调”，被指责为“丧志”“不务正业”，甚至把他们与“文物贩子”混为一谈。在这样的经济环境和社会舆论之下，人们的收藏爱好受到极大的压抑，民间收藏长时期处于低谷状态。这也是当时除单项的《集邮》《钱币》杂志外，全国没有一份指导民间收藏的综合类报刊的根本原因。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战略性决定，这一决策如此深刻而快速地改变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以致作为过来人当时都无法想象其发挥的无限威力和难以评估其所产生的巨大效果。30年来，中国开始了政治的民主化进程，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科学教育文化繁荣昌盛，社会生活全面提升，呈现出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盛世景象，令世界刮目相看。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趋于多样化，益情、益智、益乐的民间收藏这一古老的文化活动形式，遂突破了文人雅士的狭隘圈子进入平民百姓的生活当中，形成群众性的文化活动，由城市到农村，由南疆到北国，由东部到中西部，逐波推进，持续升温。参与其中者有干部、教师、工人、军人、农民、学生、企业家，以至党政军的领导干部，达六七千万之众。涉猎的收藏门类也十分广泛，既有对古陶瓷、古字画、古玉器、古铜器、金银器、碑帖拓片、古籍善本、古玩杂项等传统门类的收藏，也有对邮票、门券、票证、烟标、火花、报刊、观赏石、藏书票、电话卡等现代藏品的收藏，内容五花八门，异彩纷呈。收藏者在自发、个体进行收藏的基础上，逐步向有组织的群体收藏发展，各省区市及地县的区域性收藏组织和一些行业性的收藏组织普遍建立，数以千计服务于收藏的民报民刊先后创办，收藏品展示会、研讨会、拍卖会及各种培训班此起彼伏。这一切都说明，民间收藏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歌舞升平的文化现象已登上历史舞台。

民间收藏的蓬勃兴起，需要灵敏的信息沟通和理论知识的指导，这就为收藏类刊物和报纸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但是当时中国报刊业在计划经济框架下形成的行业办刊、部门办刊、学科办刊，归根到底靠财政办刊的格局难以突破，而收藏类报刊恰恰是跨行业、跨部门、跨学科的，它向传统办刊模式提出了挑战，全国各界有识之士多次发出创办藏刊藏报的呼吁，但是迟迟难以实现。机会终于来了，命运鬼使神差，我庆幸自己在中国民间收藏刚刚萌动之际，较早地预见到其发展趋势，于1993年1月创办了国内首家综合类的收藏刊物――《收藏》杂志，并长期兼任该刊主编、总编，以一本杂志深刻地影响着百万热心收藏的读者群，为他们传授收藏知识，交流收藏鉴赏经验，指点收藏投资迷津。

我是党政机关的一名公务员，长期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为什么去创办和主持一本文化生活类的杂志?这与自己的业余爱好、知识储备和省级党政领导的开明开放政策有很大关系。

我于上世纪60年代初在北京上学时，就喜欢上集邮，当时主要是向同学搜集信销票，偶尔也去东华门中国集邮门市部买些盖销票。这种爱好在“”中中断了，以致连珍罕的“票”和纪特票也没有及时收集齐全，只是在后来作了些补充。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任副主任并兼办公厅机关党委书记期间，又筹备建立了省委机关职工集邮协会，并担任会长。协会工作一度有声有色，还被评为全国集邮先进集体，我也成为全国集邮先进个人。虽然我在集邮领域的成效不大，但我看重的是这一爱好培养了我的收藏意识。事实上，中国当代的民间收藏家有很多都是从集邮起步的，中国的民间收藏热首先是从上世纪80年代的集邮热开始催发的，中国当代的艺术品市场也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马路邮市、币市逐步发展起来的，由此可以看出集邮在当代民间收藏活动中的特殊作用。再加上我后来对书画收藏的爱好，为我创办《收藏》杂志作了很好的前期铺垫。每谈及此事，我也不由得感叹：爱好对一个人的全面发展还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有时候它竟然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这种铺垫好像一块经过深翻平整、施肥灌溉的沃土，只等种子的下播。

正在这时，我遇到了两个振奋人心的信息源，我把它比作两个推动力，将我推上了创办藏刊的舞台。1991年冬季，我在西安美术学院陈国勇教授家里看到几本香港出版的收藏杂志，装帧精美、文图并茂，使我眼前一亮，连口称赞：“还有这么好的杂志!”我问他：“国内有没有这样的杂志?”陈教授顺手从书架上拿出一本深圳出版的《收藏鉴赏》，我看上面印有书号，就说：“这不是连续出版物，是书，不能算刊物。”他说：“那就再没有了!”回来以后，为求证国内有无收藏刊物，我翻遍中国当时的报刊征订目录，发现果然没有，感觉很遗憾，应该有而现在却没有，这不是难得的机遇吗?于是创办藏刊的念头油然而生。1992年4月，我去北京出差，在琉璃厂买到一本李雪梅主编的《民间收藏指南》，这本书给我系统地进行了一次民间收藏的启蒙教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民间收藏信息，使我强烈地感受到民间收藏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现在已到办藏刊的时候了，如果不立马动手，机会可能会失之交臂。

收藏期刊反映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属于社会科学类刊物，对主办者的知识结构有特殊的要求。而我在这方面既有先天不足，也有-定的知识储备。我在校接受的是大专教育，学的是理科专业，培养对象是数理师资，缺乏对历史、文学、艺术的系统教育和扎实功底，对文史的喜好是后来在工作岗位自学的。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为了表示自己对当时开展的“批儒评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些见解，我一头钻进故纸堆里，对秦国修建的郑国渠作了一番研究。郑国渠是秦代三大水利工程之一，对 秦始皇统一六国起了重大作用，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对此有明确记载：“秦以富强，卒并诸侯。”本来韩国派使臣郑国游说秦国修建这条渠道使出的是“疲秦之计”，韩国的计谋被识破后秦朝廷便引发了驱逐东方谋臣良将的。但秦始皇从善如流，最终接受了李斯的《谏逐客令》，继续重用东方良臣治国，包括任用郯国完成这条渠道的建设，实现了一统天下的宏图大业。我当时以郑国渠为例试评秦始皇的治国路线。这篇论文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先以理论小组的名义在《陕西日报》发表，接着以秦水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推动了全国水利系统对大江大河水利发展史的研究。这件事也使我有了一点底气，一点基础，对文史越来越感兴趣，也成为后来办藏刊的一个前奏曲。

省级党政领导的开明开放政策对我创办《收藏》杂志至关重要。首先遇到的是身份问题，即我作为一位省级党政部门的负责同志，可不可以兼职办文化刊物的问题，当时的政策规定并不明确。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陕西这样的文化大省，人们对文化事业的发展有一种特别的热情，对文化人的支持和宽容有一种博大的胸怀。就当时省委办公厅来说，有位副秘书长创办了《生财与生活》杂志，有位厅副主任创办了《当代陕西》杂志，我则创办了《收藏》杂志，这可以称为省委办公厅的一大文化景观。当时的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徐山林同志为《收藏》杂志的开办特批了4万元的补助款，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高英杰同志也以“深圳速度”为《收藏》办理了相关的批准手续，而陕西省文联的领导也破例同意作为《收藏》杂志的主管、主办单位。我后来调任陕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后，曾向省委组织部和省纪检委写出书面报告，陈述我创办《收藏》杂志的情况，并表示愿意继续兼职把这份杂志办下去，如组织认为不妥，我可以提前从公务员岗位退休。这份报告经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纪鸿尚同志同意后上报，但一直没有下文。在我看来，上级组织不表态就是一种态度，不反对就是一种宽容。由此可以看出陕西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思想解放程度和对文化事业的支持力度，没有这种开明开放政策，《收藏》杂志连出生证也拿不到。即使拿到了，也会夭折。

《收藏》杂志的准确定位和不断创新的举措，是其对读者保持长久不衰吸引力的可靠保证。本来藏刊是远离现实政治，以反映历史文化为主的刊物，但是我们却以独到的视角和切入点，配合重大政治历史事件来组织策划专号，经常给读者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例如2000年是抗美援朝50周年，我们在当年第10期推出了纪念专号，以抗美援朝的文物藏品见证这一不平凡的历史；2003年3月美国向伊拉克发动全面战争后，我们即在当年第6期推出《失落的伊拉克文明》专辑，全面介绍了古老的两河文明的荣耀与屈辱、辉煌与悲哀，向世界呼唤和平与良知{2004年下半年，我们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合作，联合推出多期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文玩专号，聚焦这一近代收藏的重要亮点，向读者集中介绍大家所渴求的收藏、鉴赏、辨伪及投资资讯；2006年是“”发动40周年、结束30周年，我们在当年8期推出了《“”与收藏文化笔谈》专刊，既反映“”对传统文化和文物藏品的摧残和破坏，又反映志士仁人在“”中奋勇抢救保护文物藏品的感人事迹；2008年“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后，我们及时派记者深入四川灾区进行深度采访，连续出版了两期专号，一期集中介绍地震对国家馆藏文物、地面不可移动文物和民间藏馆文物的破坏情况及相关的文物保护知识，另一期追溯历史，集中反映明代关中大地震、近代唐山大地震、日本阪神大地震、美国旧金山大地震对文物的损坏以及各方为应对地震而对文物所采取的防震减灾措施；在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前夕，我们又推出了体育文物收藏专号，聚焦中国古代的体育文物、奥林匹克体育文物以及二者为世界体育文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实际上，我们所出的专刊、专号远不止这些，还有长江三峡文物专号、北京风情收藏专号、古徽州地域收藏专号、海派收藏专号、山西文物艺术品收藏专号，以及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所出收藏专号等。这些专刊、专号既贴近现实，又不落俗套，受到读者的欢迎，普遍认为这是开拓收藏视野、抢救近现代文物的明智之举，也是刊物与读者心灵共鸣、互动双赢的重要体现。

回顾《收藏》16年的发展历程，既有创业的艰辛，也有成功的喜悦。如果说有成就的话，《收藏》杂志的诞生，填补了国内期刊界的空白，结束了中国内地无收藏类期刊的历史；沟通了藏友和收藏组织之间的联系，推动了中国民间收藏热潮持续深入地发展；催发了国内艺术品市场的萌动，携手前行；加强了对收藏鉴赏及收藏投资理论的探讨和研究，促进了收藏学的建立。许多专家和读者发自内心地称赞《收藏》杂志是“中国藏界的名片、中国历史的底片、中国文化的芯片”。由于《收藏》杂志在业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多次受到陕西省党政领导和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肯定和褒奖。1995年5月，《收藏》杂志被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和陕西省新闻出版局评为陕西省一级期刊。1997年3月，《收藏》杂志再次被评为陕西省一级期刊。1997年8月31日，在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北京工人集报协会主办的第二届全国百家优秀报刊评选活动中，《收藏》杂志获得“全国百家优秀报刊”称号。1998年1月，上海三联书店主办的《书城》杂志在1998年第1期刊登了《’97中国热门杂志排行榜》，共有12家杂志入选，《收藏》杂志榜上有名。2000年3月，《收藏》杂志荣获“首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及“第二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称号。2001年11月，《收藏》杂志进入“中国期刊方阵”的“双奖”期刊行列。2003年1月，《收藏》杂志荣获“第二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奖。2005年2月《收藏》杂志荣膺“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这是《收藏》连续第三次获此殊荣。2007年8月，在由新闻出版总署与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封面文化博览会上，《收藏》杂志荣获“最优秀的封面印制奖”。2008年1月，在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主管的《传媒》杂志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传媒领军人物年会暨第三届中国传媒创新年会上，《收藏》杂志获“2007年度中国十大创新期刊”荣誉；我本人同时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十大期刊创新领军人物”之一。

改革开放30年来，我的主业是党政机关的公务员，并担负一定的领导职务，所以我的主要业绩也体现在我所服务的工作岗位上。但这段创办《收藏》杂志的不了情缘也是一段值得回忆的往事，《收藏》杂志的成长历程以及它旺盛的生命力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它也是改革开放30年的时代印迹。我为自己能为全国期刊市场的繁荣发展做出微薄的奉献而深感荣幸。

谨以此文献给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