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摄影师”曲江涛

曲江涛今年32岁，总说自己10年前是瓜子脸；他曾想做个好摄影师，现在梦想拍自己的电影；《颍州的孩子》给了他奥斯卡5日游，如今又回到北京。

2007年2月5日是个星期一，这一天，北京进入了春节前的倒计时。而在千里之外的洛杉矶比弗利山庄希尔顿酒店，一切却像是盛夏。对马丁・斯科塞斯来说，这是他距离奥斯卡最佳导演最近的24小时。而乌鲁木齐小伙子曲江涛也很兴奋，140位入围者和好莱坞名人真真切切地存在于身边，“我只顾着拿相机狂拍名人。”

斯科塞斯最终抱得了小金人：“奥斯卡对我确买有难以言喻的魔力。”而曲江涛则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掌镜的纪录片《颍州的孩子》拿下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我就是想做个真正的导演。”

到颖州去

曲江涛把采访地点定在北京北三环的马甸邮局附近一家小茶馆，拉开竹门帘，正抱着电话“谈活儿”的曲江涛抱歉地欠欠身子。提起《颍州的孩子》，曲江涛回忆起来稍微有点费力，毕竟那已经是2005年4月之前的事情了。

“他们选中我，是因为我给中新社拍过一个艾滋病志愿者的小片子。”2004年8月，曲江涛在北京见到张颖和颍州的艾滋病儿童。去见《颍州的孩子》制片人汤列伦时，曲江涛长了个心眼，“我把《我的北京生活》也一块带去了。”就是这个19分钟的小纪录片帮了曲江涛大忙。两个月后，汤列伦通知曲江涛，摄影师的工作是他的了。之后不久，他与导演杨紫烨第一次合作，拍摄中国卫生部部长的采访。

那次曲江涛很紧张。布光的时候，杨紫烨一个劲儿摆手：“这样太光了。”曲江涛愣了愣，说：“光啊?那在背景里摆一盆花吧。”这次合作并不愉快，杨紫烨可能不知道，这个摄影师其实并不木讷，他只是不知道粤语里“太光”就是“太亮”的意思。

“后面就好了，”曲江涛呼了一口气，“至少我能日月白她想要什么。”片子拍摄期间，除了跟杨紫烨一块，曲江涛扛着大小器材单独去颍州就何十几次之多。“拽是真心喜欢这些小孩。高俊一点也不怕我，很听我的话。”

《颍州的孩子》拿了奥斯卡，但曲江涛的生活却没怎么变。导演杨紫烨的口头禅是：“在我们美国不是这样的。”虽然合作了几个月，曲江涛和她仍然是两个世界里的人，因为他们的生活从来不是对方那样的。

在北京活

曲江涛的那部《我的北京生活》是“绝对小成本”，拍摄和后期一共用了6天，成本700块。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可不是这样，这个片子是曲江涛2003年读电影学院导演课程班的毕业作品。这个导演课程班为期1年，学费是25000块，对曲江涛来说不是个小数目。“为了维持生活，我有三分之一的上课时间在外面接活儿干。”

不过他坚持这个片子是“赚大了”。2004年情人节那天，《我的北京生活》在“第16届东京录像带展”拿了优秀作品奖。“奖金有7000块人民币呢，再加上在凤凰播出，对方付了3000块，真正的小成本大产出啊。”

总的来说，曲江涛是个充满乐活气质的人。他在北京有一帮同乡兄弟和同行兄弟，“很多人部混得不错。”曲江涛由衷地羡慕。

《我的北京生活》也是乐活而有很多小恶作剧的，但曲江涛没想到．家里人却看得大哭不已，因为他们这才知道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弟弟在北京是如何艰难度日。“这几年家里的朋友都说我变化很大，我自己怎么不觉得?”

“优秀女孩子不会主动跟我接触，”曲江涛调皮的眨眨眼睛，“我现在的女朋友过去也觉得跟我这样的人在一起不安稳。”不过，现在他们的小日子也过得像模像样。租来的房子位于顺层，墙上贴满电影海报，曲江涛把这叫做“装修”。两个人仍旧没有什么钱，但女朋友的粉红毛绒拖鞋整齐地摆在鞋架上，一副安心的样子。

不“安分”的年轻人

“我第一次出疆就到了北京，”曲江涛一脸认真地说，“北京毕竟是首都，机会多。只要努力，就能生存。”

2001年6月15日，曲江涛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腰酸背痛地跳下火车。“带来北京的一大沓证书、简历，一份也没发出去。”刚到北京的曲江涛，全部的期望就是有人找他干活。那时候他做事特别认真，常常用力过猛。“我给一个电视广告拍过33天片子，给了他们7盘素材带。”结果是，这个广告不过两分钟，报酬只有150块。

从2005年8月到2006年8月，曲江涛经历了最难熬的一年。“那年大家都说我发了，当导演了。”其实靠接摄像的活儿，他一个月的收入还不到1000块。

所谓当导演，是曲江涛接拍了浙江一家公司的立体电影《台风惊魂》。跟这个同期，他还接到很多不错的工作邀请，“但我想来想去，还是愿意自己当导演，就把其他都推了。”电影进入后期制作后，陆川曾经找曲江涛一起拍摄香格里拉的宣传片，也被他拒绝了。“我就是不安分，就是想当导演。”

后期制作快完成的时候，曲江涛接到对方电话：“电影不拍了。”之后，这个公司、这个负责人，还有他们欠曲江涛的制作费一块儿人间蒸发了。

那一年曲江涛酒喝得特别多，“每次醉了我就压抑不住怒火，”曲江涛边说边不停地给自己添茶，“那个人越不接电话我就越打个不停。”最后，曲江涛给对方发了一条特别“仗义”的短信：咱们的事到此为止，你好自为之吧。

“像我这样一根筋的人其实特别多。”《我的北京生活》里就有想做食指但被戏称为“中指”的诗人，有为了考电影学院天天念叨“八百炮兵奔北坡”的才子，也有拿弹弓瞄准世界的曲江涛。在他家的时候，曲江涛就兴致勃勃地拿出两个弹弓比划着，“这个弹弓有个机关扣在手腕上，弹得很准。”他想示范一下，结果姿势刚摆好，皮筋就被拉断弹了回来。

2001年秋天的时候，曲江涛预备离开租住了3个月的地下室，最后检查东西的时候，他在床底下发现了一双长满白毛的黑色皮鞋。“皮鞋是我为了来北京买的，也是我唯一的一双皮鞋。”对北京的生活来说，皮鞋确买不实用――道路有多宽畅，目的地就有多难到达；城市有多大，行走就有多不着边际。北京满是来自全国各地寻找出路的年轻人，就如陈冠中所说，这里有全中国最多的“怪人”。他们不“安分守己”，他们总相信，只要肯努力，总能赌到一个不错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