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高龄再上层楼 仍愿赶写暮年精品

编者按：自1952年12月15日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在成都正式成立，迄今几近一个甲子。60年来，广大馆员秉持同志提出的“敬老崇文，存史资政”的宗旨，在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下，热情开展文史研究和艺术创作，积极资政建言，为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文化，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这种经历，这种努力以及取得的成绩，其实也是“存史资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文化财富。为此，本刊特在今年第4期、第6期专辟“馆员风采”栏目，讲述60年来广大馆员壮心不已、锲而不舍、孜孜矻矻的人生轨迹，表现他们志存高远、独立不惧，坚忍求实、执著求真的思想追求、学术担当与精神风采。栏内文章既有馆员的自陈自励，亦有他人的恭访恭录；虽角度不同却相得益彰，笔法有别而的彀如一。

接到《文史杂志》“馆员风采”专栏的约稿信，深感惶恐，一生碌碌，迄无成就，“风采”云云，是谈不上的。但从省文史馆张在德老馆长的电话中，知道岁月悠悠，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本馆两个年事最高的馆员之一，入馆时间既已接近三十年，今年又恰好年满九十，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似乎都可以告一段落，理应提出一份书面汇报，向有关领导，各位参事与馆员，向三十多年来的《文史杂志》广大的作者和读者，向多年以文会友、以史会友的文字之交交上一份答卷；并且对已归道山的一些好友表示诚挚的怀念。

人生真如白驹过隙，不到三年，台湾连出我三本史书：《我是宋朝人》、《中国不可无岳飞》与《皇权祸国》（2月1日台湾国际书展开幕之时正式推出）。这三本书都与岳飞史事有关。回首往事，抗日战争的烽火历历在目，“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满江红》的歌声响彻云霄。当时我尚未成年，弃学而参加抗战；转眼之间，就已到了九十高龄。我因为在抗战中研究岳飞史事，孜孜不倦，乐此不疲，从此就走上了研究宋史、研究历史的道路。这一走就走了七十多年，至今还在继续走下去。

此生最后能进文史研究馆，诚非始料所及，但是由于长期自学，养成习惯，一生之中，完成了一个课题，又进行另一个课题；出版了一本书，又开始撰写另一本书，从来没有中断过。也就是说：一生都在追求之中，忙碌之中，从来都觉得时间不够用。时光易逝，老之易至。

我研究的课题，不外乎一文（包括语言文字之学，文字、音韵、训诂、兼及诗词、文章），二史，包括人类活动的空间（纵横八万里）时间（上下不是五千年而是一万年）。在我进入文史馆之前，确也捧出了一文一史两本专著。一文是《汉语成语研究》，当时被称为研究汉语成语唯一的研究性专书。一史是《太平天国词语汇释》，是一部太平天国专用词语的释义汇编，有一千五六百条之多，由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一代宗师罗尔纲先生作序。这本书搜集了多长时间呢？《自序》中有小诗一首以纪其事，诗曰：

前前后后四十年，点点滴滴汇成编。

轰轰烈烈天下事，沸沸扬扬纸上言！

头一年此书出版，第二年我就进入了文史馆。

我是石达开的辩护律师

不少朋友都是退休以后才进文史馆，入馆以后在工作量上不作要求，能做多少算多少。我入馆时已经超过60岁，当时不仅全无退休之意，而且研究课题搞得热火朝天，在许多方面都能够打主力，因此我这个馆员也许是另一种类型的馆员。我入馆不久，老馆员屈义林先生就介绍我承担一次很重的任务。当时全国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虽然红红火火，但在“”之后不久，大家对历史人物拍板定案还是顾虑重重，唯恐惹祸。例如极左的人物经常以洪划线——洪秀全的言行总是对的；与洪有矛盾的人物总是错的，与洪有矛盾的石达开常被指为分裂主义者、叛徒。四川涪陵市的建委要想建个翼王公园，立一尊石达开的塑像，但是怕犯错误，不敢动手。在这个问题上，我是长期肯定石达开，而否定洪秀全的，经常直指洪秀全为暴君，所以常被人戏指为“石达开的辩护律师”。我认为我说的话不算数，建议在1987年于涪陵和重庆召开两次全国性的有关石达开的会议，看看结论如何。结果两次会议顺利地召开了，《石达开新论》出版了。涪陵市南郊的翼王台建成了。在翼王台上，我立了一块石碑，题写了一首七言古风。记得开头的四句诗：

此台高筑临江渚，水色山光能尽睹。

我来非为片刻游，愿歌史事垂千古！

最后四句是：

折戟沉沙急水头，千秋遗恨几时休？

登台怒问山与水，青山无语水东流！

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石达开的塑像仍然屹立在翼王公园内的饮马池畔。

应邀访台合写中华民族的新史书

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复兴，我在媒体上发表了两岸历史学者共同编撰一本中华民族的新史书的倡议，并在重庆市成立了中华民族史研究会。1992年10月，我应台湾淡江大学之邀，单枪匹马访问台湾，结识了不少台湾史学界的友人。1993年4月，“海峡两岸史学家合撰中华民族史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市召开。就在这一年，第一次汪辜会谈也在新加坡举行。

到海南大特区自立门户开展对台文化交流

1994年5月，我以72岁高龄在重庆师大办理退休，到海南省自立门户（把重庆市的中华民族史研究会搬到海南）。当时海南是大特区，对外交往方便。我到海南去了七八年，对于交流工作，只能审时度势，相机进行，平时一些友好利用假期或者讲学，互相拜访，进行研讨；到了一定的时间，再举行一次大规模的会议，公开讨论。在海南的这几年中，我们一共举行过三次大会：

1994年12月，在海口市举行了“海峡两岸史学家合撰中华民族史第二次学术研讨会”，会后环岛旅行，考察了苗、瑶、黎族地区的一些村、寨，探讨他们和古越人历史、文化与语言的关系。

1996年8月，在昆明市举行了“海峡两岸史学家合撰中华民族史第三次学术研讨会”，会后作了两千公里的长途考察旅行，从昆明出发，首先考察了楚雄彝族自治州，参观了彝族历史博物馆；其次游览了兼具风（下关的风）花（上关的花）雪（苍山的雪）月（洱海的月）四景的“文献名邦”名城大理，考察了独立于中原王朝之外的南诏故都；继之又考察了纳西族所聚居的丽江古城，亲耳聆听了丽江古乐（原是中原古乐，后来在南北各大古都均已失传，却由边疆的纳西古城代代相传，保存至今）；最后到达川滇交界的泸沽湖——现在世界上唯一的母系制社会即摩梭人女性王国以及金沙江边元谋猿人（可能是人类的始祖）的故乡。

1997年8月，在海南五指山市举行了“海峡两岸史学家合撰中华民族史第四次学术研讨会”，集中力量探讨了中华文明史究竟是五千年还是一万年的问题。我们每次举行会议，《文史杂志》都要加以报道。对于这次会议，四川省政府参事室及文史研究馆还发了《工作通讯》加以报道。

化整为零，有些成果可以先行出版

2004年4月，我的历史杂文集《皇帝是个什么东西》一书出版，中共中央党史办副主任、《中华民国史》主编，资深史学家李新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作为此书的序言，并建议我不妨化整为零，对有些成果可以先行出版。信中说：

史式兄：年初两信一稿均已拜读，纵观宏论，深佩吾兄不独史才过人，且极有史识，更重史德。对兄所倡导之重写中华古史一事，我举双手赞成，愿与兄戮力同心，求其必成，岂止从旁襄助而已。

……

不过新史书之完成，尚有相当时日，兄之许多“超前”高见，颇能引人深思，发人深省。我建议兄不妨化整为零，把自己的新观点陆续拿出来，写成一篇篇的平易近人、通俗易懂的或长或短的文章，随时发表，让学者与读者先睹为快。兄之许多新观点，乍读之，似为奇谈怪论；深思之，确有至理存焉。对此建议，不知兄以为如何？专复，即颂

撰祺！

李新谨复 1999年3月

在好友的鼓励之下，台湾先住民史出版

在整个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之中，我们开展对台文化交流，最先得到的就是台湾“高山族”的资料。在这个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他们只有40万，只占全国人口的1/3000；他们居住的地方只有15800平方公里，只占9600000平方公里的1/600。但他们绝不止是一个民族，在高山九族、平埔十族之中，他们来到台湾的时间早迟不一。最早到达台湾的泰雅、布农等族，来台的时间在6000年之前，比传说中黄帝的历史更早；最迟来到台湾的卑南、阿美、雅美等族，有晚到距今数百年的。研究起来，其历史比一些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有些少数民族人口在百万以上）还要复杂得多。我和老友黄大受教授为了尽快对已得到资料的课题先行展开工作，遂于1999年秋合编了《台湾先住民史》，由九洲出版社出版，先行问世。此后又于2005年出版了增订本。

《团结报》老社长王奇先生热情地为此书写了一篇书评（载2006年7月27日《团结报》）加以介绍，扼要地说明了成书经过与此书问世后所起的作用。

以后的改变文风大出新作，多得好友的支持

如果要按照我自己的习惯，不管是写信或者写文章，我还是愿意用文言的。但在进入21世纪的10多年中，我却能够改变文风而大出新作，这有什么原因呢？

诚如前所述，比我年长4岁的老友李新先生鼓励我，为了把自己的新观点早一点推出去，离开书桌，走向大众，真正成为大众史学，不妨改变文风，争取青年读者的认同。和我同龄的冯克熙副市长是一位学者型的官员。他十分欣赏我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对我组织研究会的支持与推荐我作品的出版可谓不遗余力。比我小1岁多的《团结报》老社长王奇十分支持我的研究工作，常常和我共同研究一个课题；到了快要出版的时候，却又十分谦虚，不愿署名。比我小7岁的南京博物院老院长梁白泉对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年青朋友、中国网副总裁李富根同志10多年来一直在宣传工作上支持我，鼓励我在《今日中国》杂志上开辟“史式谈史”专栏。在两岸文化交流中，台湾《历史月刊》的虞炳昌老社长、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游奇惠主编都是很支持我研究工作的文字之交、道义之交。在新世纪的10多年中，我之所以能改变文风，大出新作，而且还愿意在今后的岁月里再上层楼赶写“暮年精品”，正是得益于上述好友的真诚鼓励，大力支持。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