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对监察权力的侵蚀

[摘要] 明代前期,因监察队伍自身的自律性很高,使得明初的监察效率颇高,保障了明代国家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但随着明代宦官逐渐走上明代的政治舞台,宦官不仅仅篡夺和侵蚀了内阁的权力,大理寺的司法权力,更使得明代整个的监察权力被侵夺。明代中后期,宦官专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宦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将监察权力中的司法监察权、军事监军权等各种关系到国家命脉的监察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并逐渐侵蚀了整个言官系统。最终,“宦官政治”这颗毒瘤渗入了监察制度的骨髓,也成为了导致明王朝分崩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明代 宦官 厂卫 监察权力 侵蚀

宦官,阉人矣,是我国封建之下的特殊产物。宦官原本是“宫廷内侍奉君主及其家族成员的官员”,也就是宫廷中的奴仆。正是因此,宦官往往能够成为皇帝最信任的人群,所以,在封建腐朽的政治统治的温床中,宦官变成了统治集团中的一股特殊的政治势力,“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擅权夺权,腐朽至极。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还感叹道:“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结尾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但是,明代宦官专权的情势是不以朱元璋的意志为转移的。明朝时期,宦官组织利用皇帝这个最高统治者,拉着黄旗作虎皮,篡夺国家政治、人事、军事、外交、财政事务等各种主要权利,将宦官政治这颗毒瘤蔓延、渗透到整个政权机构,乃至整个社会中。宦官势力的扩张,一定会涉及到对监察机构各种权力的侵蚀和弱化,本文拟从“厂卫组织对监察权力的侵蚀”、“宦官集团对言官的打击”、“谁动了监察官员的监军权”三个方面,全面分析宦官对监察权力的侵蚀。

一、厂卫组织对监察权力的侵蚀

1.臭名昭著的特务眼线

厂卫组织,是指宦官直接控制的东厂、西厂、内行厂和实际上由宦官控制的锦衣卫。根据《明史》的记载,永乐年间,朱棣“置东厂于北京。初,上命中官刺事,皇太子监国,稍稍禁之。置是以北京初建,由锐意防奸,广布锦衣官校,专司缉访。复虑外官瞻徇,乃设东厂欲东安门北,以内监掌之。自是中官益专横,不可复制。”从这个时候开始,明朝历史上便出现了一个以侦察、诬陷、屠杀、冤狱为日常工作任务的人间地狱。这个特务机构,除了皇帝以外,任何人、任何事都在它的侦察当中。

说到厂卫组织平时都是干什么的,都是怎么干的,那简直是罄竹难书。引用刘宗周的《刘子全书》卷一六中的《痛陈时艰疏》的描述“每月旦,厂役数百人掣签听众,分瞰官府。其实中府诸处会审大狱、北镇抚司考讯重犯者,曰听记。他官府及各城门访缉曰坐记。某官行某事,某城门得某奸,胥使疏白,坐记者上之厂,曰打事件。”也就是说,厂卫组织的日常工作就在于侦缉,侦缉的对象和内容不仅包括“十恶”中的谋逆妖言、大奸大恶、造反起事,还包括何处失火、雷击何物、柴米油盐的价格以及街头巷尾的闲言碎语、民间的家长里短、打架斗殴等鸡毛蒜皮的小事,可谓是“无孔不入,无事不查”。

2.被篡夺的司法监察权

光行缉察,不行追究,也就失去了厂卫缉察的意义。所以,被厂卫缉察到的“谋乱”对象,都会被送入锦衣狱,这正是北镇抚司所管的诏狱。厂卫,之所以成为明代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组织,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代替了“正规编制”的监察机关,成为了皇帝的耳目之司,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诏狱成为了宦官排除异己,打击报复的工具,许多国家栋梁之才被任意诬陷而被投入诏狱,并通过各种荼酷之刑被拷打、暗杀,惨死于诏狱之中。明代厂卫诏狱的刑法极其残忍,要远比封建五刑――“墨、劓、刖、宫、大辟”要残忍得多。诏狱中的刑具达十八种之多,更有拶指、上夹棍、剥皮、舌、断脊、堕指、刺心等酷刑,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琵琶”这种史上最残忍的酷刑,这种酷刑“每上,百骨尽脱,汗下如水,死而复生。如是者两三次,荼酷之下,何狱不成”。而为了排除异己,许多敢说敢言的监察官员惨死于诏狱之中。所以,诏狱不仅仅是特务机关所把持的一个“杀人工具”,更重要的是,这里已经成为了迫害忠良,铲除异己的人间地狱。宦官擅权的各种丑恶事实一旦被敢说敢言的监察官员上疏皇帝后,这些官员就成为了宦官集团的“众矢之的”,被定下各种可怕的“罪名”,而更加残酷的迫害接踵而来。厂卫的横行,使得许多监察官员谈之色变,唯恐这样的不幸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此部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做详细说明)。所以,厂卫的诏狱这一特务机关的荼酷之实,都察院、大理寺和刑部这些享有司法监察权或司法权的机关谁也不敢问津。这使得厂卫所把持的诏狱俨然成为了司法机关以外的“司法机关”,使得司法监察权被侵蚀与篡夺。

明朝初期,与前朝一样,由御史台管理国家监察事务,掌握国家监察权力,并与中书省、都督府并为国家的“三大府”。但是,洪武十三年,由于朱元璋推行极端专制的皇权,废宰相、罢御史台,将国家权力给予一身,洪武十五年,深感力不从心的朱元璋又置都察院司风宪,设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等中央监察官员,另设十三道御史和巡按御史地方监察官员以及用于缉察六部之误的六科给事中,建立起了一套新的封建监察机制。并将大案要案、死刑复核的权力交给大理寺掌管,刑部主要负责审判工作,这样,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合并称为明朝的“三法司”,成为明代中央最高司法机关。凡遇到大案要案,都采用“三司推事”的方式合并审理,而其中,司法监察权应牢牢掌握在都察院的手中。

但这只是正统职官史中我们看到和理解到的司法制度,之所以采用“三司推事”的司法制度,原因就在于皇帝希望通过监察机关进一步地控制和保障司法的清明,保证案件的公正裁决,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但朱元璋生性多疑的性格,使得他对这些监察官员也放心不下,于是就重用了身边伺候自己饮食起居的宦官们,赋予宦官可以用特务手段,查访官吏、刺探情报。发展到明代永乐帝之后,随着东厂、西厂、内行厂的建立,进一步发展成为了一级超然于法度之外的组织,成为了厂卫相倚,真正成为横行于朝野的皇帝的私人侦探、私人法庭和私人监狱,成为了架空真正司法机关外的“司法机关”。

永乐年间,“成祖即位后专倚宦官,立东厂于东安门北……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东厂权如总宪”,而总宪,事实上就是明代都察院的都御使。西厂先后见于宪宗、武宗两代,内行厂则见于武宗一代,它们的权力与东厂的权力相仿。正德二年,武宗曾下诏“敕名守太监预刑名政事。而英宗时期,更是命司礼监同三法司堂上官审录狱囚,以后成为定制,谓之大审,每五年举行一次。这样,宦官对都察院司法监察权的篡夺,便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宦官集团从此被赋予了司法监察权以外的司法特权,宦官集团也不折不扣地侵蚀了都察院才享有的最高司法监察权。

二、宦官集团对言官的打击

明代的言官与前代都有不同,是通指明代十三道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也就是中央一级的监察官员被称为言官。正是基于自身的身份和政治任务,一些敢于激浊扬清的言官在宦祸严重时,与这些皇权的衍生物――宦官,展开过惨烈的对抗。他们虽屡遭宦官迫害,却勇敢地纠举宦官的违法行为,前仆后继,展现了言官不屈的气节;而一些贪生怕死的言官,却选择了投靠宦官,甘为宦官的鹰犬。从整个明代的历史来看,虽然有许多言官纠违举奸,不断上疏进谏,指出宦官的极大危害,但是效果却不明显,在长期与宦官的较量中,言官多处劣势,言官集团也遭到了宦官集团的严厉打击。究其方式,宦官主要是通过两种手段对言官进行打击的,一是对敢言敢谏的正直言官的迫害;二是在言官集团中发展自己的势力。最终,随着皇帝对言官态度的改变以及政权势力的发展,原本作为皇帝耳目、富有气节的言官却成为了宦官的奴仆,宦官集团也随着明代历史的发展,逐渐侵蚀了整个言官群体。

明朝历史上第一个走上干政专权的宦官是英宗的宠宦王振。王振为了能够控制内阁,打压大臣以立自己的威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制服言官,并利用言官打击大臣。而当时的右都御史陈智看到了英宗对王振宠信,便积极迎合王振的需要,成为王振打击大臣的一道工具。在陈智的手中,“自公、侯、驸马、伯及尚书、都御史以下无不弹劾,或下狱,或荷校,甚至谪遣,殆无虚岁。”正统七年以前,王振的擅权干政还不是非常严重,这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王振对太皇太后以及杨士奇、杨荣、杨溥等老阁臣还存在几分惧怕。但在正统七年之后,随着这些人相继离世,或告老还乡,新进爵的阁臣与王振的势力比起来就显得势单力薄,王振也从来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肆意地干起了擅权乱政的行为,而对于那些不甘愿成为王振鹰犬的监察官员便成了王振的“眼中钉、肉中刺”,王振深刻感觉到要一个个剔除他们才行。所以,御史李俨、陈、刘球这些正气凛然的言官,一个接着一个被王振所迫害。

西厂是成化十三年间,宪宗设置的,并交给汪直领导,以便能够刺探宫外之事。从汪直接管西厂后,官民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鸡毛蒜皮的细碎琐事,都被侦探一一上报,以至许多官民经常受到重法处置,弄得人人畏惧西厂,畏惧汪直甚至超过了畏惧皇帝。此时,许多言官公开依附阉宦,王越便是第一人。王越因为不拘小节,在内阁中得罪不少人,所以他也甘心附阉。王越献媚在前,御史戴缙也紧随其后。当时,宪宗因受到朝内很大的压力,不得不关闭西厂,戴缙为了能够献媚汪直,公然在朝上“进谏”,希望宪宗能够复置西厂,并说:“凡所摘发,允协公论,足以警服众人。”这不仅正中宪宗的下怀,更是讨得汪直的欢喜。汪直为了感激戴缙,知道戴缙想获得御史的职位,于是向皇帝力荐,戴缙也顺利升迁为右佥都御史。

明武宗时,宦祸已经非常严重,出现了人称“八虎”的宦官党羽。这“八虎”分别是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八名宦官。刘瑾等人“日进鹰犬歌舞,角之戏,导帝微行,帝大欢乐之,渐信用瑾”,之后,刘瑾又唆使武宗下令各地的镇守中官贡万金,置办皇庄,地方官员甚恼,各地大扰。刘瑾等“八虎”的胡作非为引起了正直言官的极大不满,最先上疏武宗的是刘健和谢迁,他们希望武宗问罪、诛杀刘瑾,但深信刘瑾的武宗并没有采纳他们的谏言。之后,御史王涣、赵佑和给事中陶谐、胡煜、杨一瑛等人也集体进谏,武宗仍然不听。此后,南京御史蒋钦、任诺等人也上公疏,并例举秦宦赵高的事例,希望能够引起武宗的重视。但就在这样一个言官力谏的情况下,武宗仍然深信刘瑾等人,对御史、言官的谏言毫不理会。言官力谏武宗的事情最终还是通过刘瑾在内阁中的人脉知会了刘瑾。刘瑾大怒,反倒诬陷外臣结党徇私,跑到武宗面前“控诉”。致使这些言官悉数被刘瑾“逮下诏狱,各杖三十,除名。”但是,刘瑾的并没有使言官屈服,被刘瑾廷杖除名的南京御史,在廷杖后三天,又再次上疏问罪刘瑾,书中所说的刘瑾的罪责,任何一条都足以判刘瑾死罪。但这次的上疏又给蒋钦招致了廷杖三十,并被逮下狱。在狱中,蒋钦依旧不渎言官之职,第三次上疏攻刘瑾,“臣骨肉都销,涕泗交作,七十二岁老父不顾养矣,臣死何足惜,但陛下诚杀谨枭之午门,使天下知臣钦有敢钦之直,陛下有诛贼之明。陛下不杀此贼,当先杀臣,使臣得与龙逢、比干同游地下,臣诚不愿与此贼并生”。蒋钦的上疏言辞之恳切,令人肃然起敬,但武宗根本听不进去,反倒将这些忠心耿耿的谏言交给刘瑾处理,而蒋钦最终落得的下场竟是“再杖三十,杖后三日,卒于狱”。刘瑾就是利用武宗对他的宠信,极力打击反对、进谏他的言官,也正是因为刘瑾的,使得言官完全屈服于他之下。这一方面,是因为刘瑾会狐假虎威,利用武宗不揽政事,肆意妄为;另一方面,是因为言官的精英和中坚力量全部被刘瑾拦腰折断,不能再形成一股集中的势力来对付刘瑾。

明熹宗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通过客氏获得熹宗的宠信,加之熹宗喜好木匠之活,不问朝政,很快魏忠贤便权倾天下,以至有了“九千九百岁”之称,从这个称呼上可见其权力之大,危害之深。关于魏忠贤及其党羽的专权横事,引得更多言官奋不顾身地上疏纠弹之。

在上述弹劾魏忠贤的言官中,最敢言,言辞也最为严厉的就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他所书的“疏参魏忠贤犯二十四条大罪状”的疏义正言辞,脍炙人口。魏忠贤为了打击报复他,捏造莫须有的罪名将杨涟、左光斗(佥都御史)、魏大中(六科给事中)、袁中(御史)、顾大章(陕西副史)周朝瑞(太仆寺少卿)打入诏狱,并一手制造了著名的“杨、左六君子”案:“次日之暮,严刑拷问诸君子。虽各辩对甚正,而堂官许显纯袖中已有成案,第据之直书具疏以进。是日诸君子各打四十棍,拶、敲各一百,夹杠五十……七月初四日比较(即审问、用刑)。六君子从狱中出……一步一忍痛声,甚酸楚……用尺帛抹额,裳上脓血如染……十三日比较……受杖诸君子,股肉俱腐……十九日比较,杨、左、魏俱用全刑。杨公大号而无回声,左公声呦呦如小儿啼……二十四日比较,刑毕……是夜三君子……俱死于锁头叶文仲之手……二十八日……周公至大监,不半时许,遂毙郭贼之手。”杨涟、魏大中、左光斗的尸体从诏狱后的小门运出时,已经是“臭遍街衢,尸虫沾沾堕地。”

随着魏忠贤日渐上升的嚣张气焰,言官中诸如杨涟等人的善类也被逐渐的打击迫害一空,而那些甘为鹰犬的言官,却对魏忠贤极尽巴结之事,助纣为虐。更有“遍地立祠”,对魏忠贤歌功颂德,甘愿拜魏忠贤为自己“干爹”的之辈。就这样,言官原本该有的气节荡然无存,极尽献媚之事却如此厚颜地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直到此时,言官甘愿成为了宦官的附庸,同流合污,使得明朝该有的监察权力和制度也不复存在。

三、谁动了监察官员的监军权

军事监察权是明代监察官员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监察权力,明代监察官员中对军事事务拥有监察权力的主要是代表中央监察十三道的监察御史和地方监察官员总督、巡抚。监察御史所享有的军事监察权包括:(1)巡视京营:“巡察各军营,凡有私役卖放,及不按军法操练等项,指实劾奏”;(2)清军:“御史到各处清理军队人数,防止军官谎报空缺”;(3)监军:“师行则监军纪,功”。

地方总督、巡抚所享有的军事权力,主要是提督地方军务。在弘治之前,总督和巡抚的军事监察权仅限于参赞军务,更侧重于军事监督;但弘治之后,伴随着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倭寇之患的需要,督抚的军事权进一步膨胀。凡举军务的整饬,将校的任免,军队的布防,军饷的供给,皆有督抚决定或主持。

随着明代宦官的擅权乱政,原本属于明代监察官员的监军、提督军务等权利逐渐被宦官篡夺。而宦官对监军权的篡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督三大营;二是监统地方军务。

1.提督三大营

宦官参与军事监察活动可追溯到明朝建立之间,时为吴王的朱元璋,已经开始差遣宦官前往军中,向时任大将军的徐达知会重大军令。永乐年初,朱棣立三大营,明确委任以内监王安为主的宦官坐任都督谭青营等三大营,并分别在三千营设提督内监二人,神机营设军坐营内臣一人。而将宦官监军制度化的则是英宗朱祁镇。土木之变后,英宗复辟,正式任命当时的大太监曹吉祥,一人独揽三大营的总督大权,并派出宦官在三大营“监神枪”。成化年间,宠宦汪直大权独揽,成为团营总督,而十二营仍和英宗时期一样,仍以宦官为监枪。正德年间,正德皇帝宠宦、重宦更甚一成,因此,刘瑾便在正德皇帝的安排下,总管了五千营,随后,有分别委派御用监太监张永督管十二团营和神机营,而魏彬督管三千营。嘉靖年间,宦官专权的情况得以改善,但是好景不长,到了天启年间,宦官的提督职务又死灰复燃。崇祯帝即位后,为了能够清除“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的阉党势力,曾在崇祯三年时革去了宦官的提督职务,但到了崇祯五年时,崇祯帝犯了同样的错误,分别在崇祯五年七月和崇祯十年正月,委派司礼太监曹化淳、御马太监李名臣提督京营,而在崇祯十七年时,督查京营戎政的司礼太监王承恩,被崇祯帝委派提督全城,以应对已临城下的起义军队,随后,明朝灭亡。

2.监统地方军务

宦官监军正规化、制度化是正统二年的事。1437年,英宗朱祁镇为了能够监督原本镇守于甘肃的左副总兵去讨伐阿台朵儿只伯,派出了当时的宠宦王贵和兵部尚书王骥一同前往“监督”。而明代最著名的“土木之变”,其始作俑者就是太监王振。这也是明朝历史上派宦官监统地方军务的恶果。而后,在崇祯年间,以各种名义监察地方军务的宦官监军更是数不胜数。可以说,从崇祯皇帝即位后,到明朝灭亡之时,明朝的军队走到哪儿,监军的太监就被派到哪儿。

3.宦官监军的危害

宦官监军,探其究竟,似乎是皇帝的必然选择,但确实是弊端丛生。从永乐年间开始,虽然当时宦官监军还没有形成制度,但是随着英宗、宪宗、熹宗年间,宦官的擅权越演越烈,宦官对军队监察权的侵蚀也是越来越深。监察御史程启允曾上书言:“我朝军职官授,悉准首级,载在《会典》。今门渐开,有买功、冒功、寄名、窜名、并功之弊。权要赍金帛私赂战场首级,曰买功。甲冲锋斩首而乙取之,甚至杀良报级,曰冒功。身在家庭,名隶行伍,曰寄名。”这说明,宦官通过对军队监察权的掌握,不仅侵蚀了原本由监察御史、总督、巡抚才掌握的监军权,将军队演变成了他们打压言官、扼制大将的一种武器,还通过监军权侵蚀军实,谎报军功,嘉靖年间,还“卖放军人二千有余”,使得明朝军队金玉其表,败絮其中,不敌外敌。而在大明王朝奄奄一息之时,皇帝还是愚昧地相信宦官,将守城的重任交给宦官,最终明王朝还是难逃灭亡的命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宦官对监察权力的侵蚀是随着宦官干政的发展而日渐加深的。从永乐时期建立起来的各厂逐渐代替了原有的监察机关成为了皇帝的“耳目之司”;有明一代,虽然有许多言官与宦官势力对抗、制衡,但随着政治格局的演变,言官群体也因为宦官假借皇权并利用厂卫诏狱进行的压制而逐渐分化蜕变,使得言官群体气节尽失,甚至助纣为虐;而原本属于监察官员的司法监察权、军事监察权等关乎国家命脉的监察权力也因上述原因逐渐丧失,并日渐掌握在宦官手中。“宦官政治”的毒液终于浸染了明代的整个监察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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