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调查性报道的症候与可行性

伴随着三鹿集团原董事长田文华等四高管的落马，“三鹿奶粉事件”算是过去了，据悉民众在指责唾骂“杀人奶粉”、“黑心奶粉”，为患儿生命健康惋惜的同时，对“三鹿奶粉事件”处理是满意的：政府采取了高效、透明的措施，一方面废止实行了9年的食品质量免检制度；另一方面，严格查处事件根源，及时处理相关责任人，一些政府官员纷纷落马。在这起彰显国家力惩腐败的风波中，人们记住了一名叫简光洲的《东方早报》记者的名字，他就是《甘肃14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这篇点名报道的作者。虽然这篇报道还不是一篇独立调查报道，但这篇报道所引来的质量问责风暴却毋庸置疑。和以往的一些虽然质疑三鹿，但在报道中却用了“某”企业相比，人们对《东方早报》的简光洲是钦佩的。

调查性报道大有可为

调查性报道是一种以暴露或揭示社会腐败现象为核心，并寻求解决方法为主旨的新闻报道形式。它试图针对某些个人或组织有意隐瞒事实真相的情况，来利用媒体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进行缜密的、深入的采访活动，以便对不正当的行为做出强有力的报道。

自17世纪70年代调查性报道诞生以来，其监督作用越来越受到新闻界的重视。其发祥地美国是“受惠”最大的国家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正处于经济垄断加剧、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变革期，各类社会问题层出不穷……1903年，《麦克卢尔杂志》刊登了林肯・斯蒂芬的《扒粪运动》，深刻揭露了市政的腐败内幕。1905年《柯里尔》杂志又揭露了不法商人在药物和食品里掺假的报道，这直接促成美国通过了食物和药物纯洁法。由于诸如此类的报道对美国社会发展的规范作用使公众对调查性报道的关注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其作者们曾被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称为“扒粪者”。轰轰烈烈的“扒粪运动”掀起了美国揭丑性报道的高潮。1972年，“水门事件”成为美国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大事件，对该事件的充分调查与报道方式一时间轰动美国新闻界。可以说，调查性报道的声望在“水门事件”中达到了顶峰。

调查性报道对我国社会的舆论监督作用是不可低估的。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央视《新闻调查》、《焦点访谈》、《今日说法》等调查性栏目的登台亮相，《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等以调查报道著称的纸媒介的异军突起，调查性报道的形式日趋完善，内容日趋丰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越来越细致，社会责任感进一步增强，受关注程度也越来越受重视。《新闻调查》自1996年开播以来，充分利用了中央电视台作为部级宣传舆论工具的政治权威性，对某些新闻热点问题和一定范围内存在的社会敏感问题，进行新闻取证、分析和透视，从而引起了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重视，较好地发挥了舆论导向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令公众拥有了更多的知情权。《大河报》在创刊十三四年的时间，跃居全国报业第四，品牌价值增长至15.03亿元，交出了一份品牌价值逆风增长的成绩单，这也和能够充分发挥其舆论监督作用密不可分。

随着各级地方媒体对于国家公共事务进行广泛的调查报道，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透明、公开。它为公众提供了一条与决策者对话并进行监督的渠道，也因此促使政府在决策时更加谨慎，更加积极地与民众进行沟通以获得支持。以前，我国公民对于政府的决策运作几近一无所知，只有被告知结果并表示拥护的权利，而现在，通过调查记者的努力，我国人民逐渐开始获知政府的决策过程，这使他们有机会进行独立思考，并通过媒体的互动发表个人意见，公众开始以这种方式参与公共政治事务，进行重大决策，这在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中是一个重大突破。不断地改造}十会，促使社会前进。这一个变化历程既是新闻报道自身走向深入的表现，又是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调查性报道对我国社会的舆论监督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记者的无奈与沉默

但是在简光洲点名报道“三鹿奶粉事件”之前，为什么湖北、甘肃等地媒体说到患肾病婴儿喝的是哪家奶粉时“欲说还羞”、“犹抱琵琶半遮面”呢?既要暴露问题，又要掩饰矛盾，还要促进工作开展，就只能在舆论导向和舆论监督的框架里伸伸手脚弯弯腰!舆论监督功能大打折扣已经成为调查性报道的症候。

一般报道只报道个别的、孤立的、公开的或者突发性事件，而调查性报道则更为注重挖掘已发生的新闻事件内在的、隐蔽的联系，并向公众解释这些内在联系。尽管政府部门、执法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常规新闻来源提供的信息也常常是调查性报道的主要新闻源。而调查性报道并不满足刊登这类信息，它们仅仅是调查的起点，而非终点。所以在整个报道过程巾，它不仅费时，且一般篇幅较长，常常以连续报道的形式出现。正如美国新闻教育专家沃尔特・福克斯所说。调查性报道往往来自“新闻报道主流外所获得的材料”，却也常常是“一个记者能够写出的一些最重要的报道”。他们潜藏在公众日常谈论的新闻事件之下，如果不是有敏锐的嗅觉和强大的社会责任感的记者冒着风险，付出比日常报道多出数十倍的努力，将其揭示给受众的话，也许永远不可能公之于世。在世界各地有一批具备了美好理想――保卫公众利益，利用传媒的力量进行舆论监督的优秀记者。在印度，有记者冒充军火商人揭发政府高官受贿行为，其勇气令受众击节称赞；在尼日利亚，记者以其对政治黑幕的勇敢揭露而享有“世界上最勇敢的记者”的美誉；在韩国，媒体的报道帮助揭露了卢泰愚总统的受贿行为，导致其下台与入狱……

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舆论监督的大旗下，我国的调查性报道明显增多了。目前也确有一些严肃的、有正义感的记者，在向着调查型方向的记者发展。但是他们的工作环境不容乐观，甚至非常恶劣。有些批评报道的记者，他们不但要承受来自上司的责难，甚至还要面对黑势力的恐吓乃至追杀。湖南娄底市记者、市人大代表黄雄是一个仗义执言、热心助人的优秀记者，十年间行走在黑幕与真相之间，被称为“用批评报道干预现实最频繁的名记”，他因敢于揭露阴暗面，一直被当地的社会黑恶势力所憎恨和迫打，甚至家人的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胁恐吓。在深圳，2004年当地的两名记者因在配合深圳市政府组织的“梳理行动”和“建设绿色家园”活动中，写了几篇批评报道和评论，受到死亡威胁。有人称“将以百万元价格买记者的人头”……

应当说，端上了记者这碗饭，大多数记者是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特别是对于调查性批评报道，他们渴求造成轰动效应，渴望有始有终。既然报道了，就要监督到位，直到媒体披露的问题得到整改。但是事与愿违，这类记者写出的稿件或者“稿”死胎中，或者被“扼杀在摇篮”中。有时，批评报道得以重见天日。批评对象的名字也被换成了某企业某机关或某某人，监督的力度被大大地削弱，只是一篇供读

者饭后茶余品评的“娱乐”产品。也许基于种种无奈和“责难”才使最早的报道三鹿的记者们“欲说还羞”语焉不详吧。

媒体的压力与失语

不但记者们有诸多无奈。媒体生存于社会大环境中，面对重重压力，也不得不妥协，或者调查性批评稿不发难发，或者报道成了缺乏新闻要素的不伦不类的东西。今日的媒体，要政治家办报，更要企业化经营，有时甚至舆论暗地被企业家操纵。似乎是没有比报社的老总来说更难做的领导了：既要内容可读可视，又要发行量收视率，更要广告收入，手下还有一大堆人等着他拉广告来养活。虽然有辛辛苦苦的追踪调查，有言之凿凿的结论，但是由于媒体采取的是回避态度。媒体面对公众的渴求与期盼不得不改变初衷。甚至失语，编发的稿子掐头去尾，删除了新闻题材本身应有的关键元素，使政策报道简单化、工作报道程式化、成就报道概念化、批评报道一般化，给人不痛不痒的感觉。看了就算看了，没看也没有什么可惜。结果只能严重削弱稿子应有的冲击力和震撼力。

2005年7月《南方周末》lO名左右资深记者向报社递交辞职报告的“事件”在网络上被炒得沸沸扬扬。尽管其因说法不尽一致，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记者与报社领导的办报思路不同造成的。记者要的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使命感，而报社要的首先是生存。

体制外的监督探索

关于调查性报道，业内人士提出了一种体制外的新闻监督。那么什么是体制外监督呢?在现代社会，对公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一般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一种是体制内的监督，包括上下级监督、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和同事之间的监督；一种是体制外的监督，包括群众监督和新闻媒体的监督；还有一种就是法律监督，包括执法监督和司法监督等。假如体制内的监督无法发挥良好的作用。借助于新闻舆论，可以将内部矛盾暴露出来，便于公众进行道德监督，也便于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进行法律监督。反之，如果司法机关或者执法机关在查处案件的过程中遇到了体制内的阻力，同样可以借助于新闻媒体公开事实真相，确保案件不会受到更多的体制内影响。

但就目前媒体的处境而言，谈到体制外监督，肯定有人会摆手摇头。其实，这在国外很多国家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实施。有一些西方调查型的记者，他可以在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就某一些他已经发现的蛛丝马迹进行调查性的工作，对后面的黑幕进行某种调查。前文中所提及的美国“水门事件”，就是比较成功的体制外监督，通过一系列的报道终于把尼克松拉下马来。

因为大部分的新闻工作者都是在事后报道新闻、事后评论新闻，所以我们应该鼓励一些新闻工作者，或者培养一些新闻工作者，向着调查型记者的方向去发展。国内也有一些媒体对此做出了可贵的探索。2003年，郑州一记者为了披露黑窑里奴役民工事件，冒着生命危险打扮成民工，进入黑窑里“打工”，写出具有轰动性的报道，详尽地披露了窑场“黑奴”的生活。2005年，郑州市荥阳电视台推出了市委书记、市长“一把手”的行踪公告制度。在固定的时间，电视台播出该市一把手的活动情况，如果有人认为电视台播出的节目内容与一把手的实际活动不一致，可以向电视台举报。这种报道被当地群众称之为小焦点访谈。姑且不论该家电视台能否持之以恒，但是这样做勇气实在可嘉。

如何在体制外操作，这就需要政府进行投入，至少投入关注的目光。这些调查型记者虽然从属于媒体，但是他们却被政府所用，超脱于媒体的管理之外，专门为政府做事。类似于一些政府便于政务公开或便民服务，特聘的一些监督员。他们的调查性报道因超出记者之外的身份，而独立运作，可以公开报道的，便公开报道，否则则以内参形式。反映给相应级别的地方党委或政府。记者有了“尚方宝剑”，自然就不会缩手缩脚，而是放开手脚而有所作为。

2008年9月，昆明市聘请中央驻滇、香港驻昆和省属新闻媒体担任新闻舆论监督员，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对诸多新闻媒体负责人高调表态，新闻媒体就是我们的“保健医生”，并表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让人家说话，天塌不下来”等对媒体的一种开明的态度。同时，昆明市已经建立了“重大党务政务信息公开、主动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制度”。实际上。舆论监督的作用不仅有利于树立党的威信，也有利于提高媒体的影响力，现今舆论监督对记者、编辑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有效途径：是国家健全发展、社会文明进步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明显标志。但愿这种体制外的新闻监督不仅仅是昆明市个别领导人的个人行为，希望有更多的地方政府效而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