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古都文化保护实例与启示

古都是古代君王起居和理政的朝廷所在地，是特殊的历史城市，特殊在“都”、“有宗庙先君之主”。古都文化是以古都为载体的历史城市文化，又是一定地域历史文化的集中代表。要了解汉、唐盛世，不能不到长安（西安）、洛阳；要体察两宋风韵，不能不到汴京（开封）、临安（杭州）；要品味元、明、清文化，不能不到北京、南京；要研究中原殷商，不能不到安阳、郑州。我国古都文化是立体的，多元的，涵盖的文化内容与形态，十分丰富多彩。那么多个古都，遍布神州大地。如果把它们综合起来，视为一个整体，我国古都文化就是中华历史文化的缩影，这也是我国古都文化的整体价值所在。中国有5000多年文明史，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经历了多少次改朝换代，政权更迭。据中国古都学会前会长、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朱士光教授研究，则有220多座古都（含陪都）。这么多大大小小、形形古都当中，大古都有八个：西安、北京、南京、洛阳四大古都，是在解放前认定的；开封是在解放后不久认定的。1980年初，中科院侯仁之院士派遣中国青年出版社责任编辑胡晓谦从北京专程到杭，请历史地理学家、浙江大学教授陈桥驿先生主编一部《中国五大古都》。陈先生复信：杭州是吴越国、南宋的都城，建议书名改为《中国六大古都》，杭州包括在内。提议得到时任中国古都学会会长侯仁之院士同意，并经中国古都学会确认，我国第一部《中国六大古都》于199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杭州也就成了中国六大古都之一。后来，安阳、郑州也先后进入了“大古都”的行列。

1杭州两大古都文化：吴越文化、南宋文化

杭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部级历史文化名城，有5000多年文明史，有2200多年建城史（公元前221年秦置钱唐县），杭州称“大古都”，因为杭州是纳土归宋的吴越国与偏安一隅的南宋两朝的都城。五代吴越国与南宋定都杭州期间，是古代杭州城市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两个时期。在清代，杭州还是康熙、乾隆二帝南巡驻跸的行宫地。从良渚文化一直下来，到近代革命文化，杭州文脉源远流长，文化积淀丰厚。诸文化中，吴越文化、南宋文化是杭州两大古都文化，占据重要地位，它是杭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研究的重中之重。

1.1吴越国首府杭州

杭州作为帝王之都，始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唐朝末期，军阀混战，北方出现五个小王朝，南方建立十个割据政权，史称“五代十国”。钱镠（杭州临安县人）建立的吴越国，便是十国之一。唐光启二年（887年），唐禧宗任命钱镠为杭州刺史。唐昭宗乾宁三年（896年），钱镠任镇海、镇东军节度使“还治钱塘”，升杭州为都督府。后梁开平元年（907年），钱镠被册封为吴越王。到梁龙德三年（923年），又被封为雄踞江浙的吴越国王，定杭州为吴越国首府。钱镠只认“王”，不称“帝”，不与中原政权相对抗。经过三世五帝，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国王钱弘俶“归宋”，至此，吴越国历时72年（从钱镠任节度使算起有86年）。吴越国地分十三州一军，定都杭州，加名西府，或称西都。当时杭州成为全国经济繁荣、文化荟萃的“东南形胜，三吴都会”。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有美堂记》评价：“钱塘自五代时，不戈，其人民幸福，富庶安乐。”杭州有个钱王祠，祭祀吴越国几代君王。钱镠是一位对杭州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吴越国时期，主要功绩：①治西湖：912年，梁朝皇帝朱友珪加封钱镠为尚父，允许杭州扩建牙城（王城），当时有术士（风水先生）向钱镠进言：“王若安居城中，有国仅只百年，若填掉西湖而筑城，有国可千年。”钱镠答：“西湖乃天下名胜，安可填平？百姓藉湖水为生，无水即无民，无民哪有我王；历史上五百年必有王起，岂有千年而天下无真主者乎？！有国百年，事愿足矣！”这一明智决定，为杭州保留了一个美丽的西湖！②筑海塘：为消除钱塘江潮对杭州城的危害，钱镠组织民工用石笸法兴建一条从六和塔至艮山门的江堤，称“钱氏捍海塘”，“钱塘富庶，由是盛于东南。”③造佛寺（塔）：当时有300多座佛寺，号称“东南佛国”，还建六和塔、白塔、保俶塔（1933年重建，用的是实心塔）、雷峰塔（系钱弘俶庆贺王妃黄氏生子，称黄妃塔，1924年坍，现已复建）。④筑城池：先筑新夹城，后扩建罗城（外廊），周围七十里，成腰鼓城，城门十座，不是现在十门，东到盐桥河，有盐桥门、北关门（在夹城巷）等。吴越时期，奠定了杭州发展的基础。唐末，陈桥兵变，赵匡胤立宋，要统一国家，请钱俶到京朝见，款待几日，临走时，封了一箱东西，叫钱俶回去在路上拆看，他出了京城，打开一看，箱里所装的都是大臣们的建议，要赵扣留或杀了钱俶，但赵不扣不杀，叫他安心回去。其意是要他老老实实奉献吴越国，乖乖归顺，钱俶懂得很深，也很清楚当时的情势，后来他学范蠡功成身退，奉表称臣，史称“纳土归宋”。之后，北宋将杭州改置钱塘、仁和两县。到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梅挚出任杭州知府，宋仁宋赠诗：赞杭州“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

1.2南宋都城临安

南宋是我国历史上民族矛盾最尖税的时代。1127年3月，发生“靖康之难”，北宋灭亡。宋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康王赵构，领兵在外，不在京城，由抗金名将宗泽等一批大臣拥立，在应天府（河南商丘）登基“宋高宗”，改元号为“建炎”，史称“南宋”。当时金兵步步进逼，宋军节节败退，赵构在应天府仅呆五个月，弃城出走，先到扬州，后到镇江，再议迁都，大臣王渊提出“请幸杭州”。建炎三年（1129年），赵构到杭州，“诏令”改州治为行宫，因发生“苗刘兵变”，高宗暂留建康（南京）。但军事形势越来越紧，是年7月升杭州为“临安府”，准备移跸迁都，可是金兵尾追不舍，高宗再逃，到越州、明州、温州船上，又返越州，1131年，升越州为绍兴府，作为行都，改年号为“绍兴”，一年后迁往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年），以临安为“行在所”，正式定都临安（今杭州）。南宋自建炎元年（1127年）到祥兴二年（1279年）灭亡，历8帝，共153年。在杭定都，从1138年算起，到1276年元军攻占临安，有139年，如从1129年诏令为行宫，就有148年了。我们研究和保护杭州南宋文化，必然要涉及如何看待、评价南宋。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南宋军事上妥协投降，苟且偷安，政治上腐败成风，奸相专权；经济上积贫积弱，民不聊生；文化上纸醉金迷，纵情声色，总之，南宋王朝是一个只图享受，不思进取的偏安小朝廷。近现代有不少海内外学者提出要重新评价南宋。杭州古都文化研究会成立十多年来，组织专家、学者和研究者对南宋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和宣传，对南宋有了比较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研究认为，南宋不仅仅指南宋王朝，而主要是南宋这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毕竟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要充分肯定南宋的历史地位与历史影响。在政治上，既要看到南宋时期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外患十分严重的情势下，以宋高宗为首的主和派，积极议和，消极抗战，苟且偷安的一面，更要看到南宋时期涌现了岳飞、文天祥两员彪炳青史的民族英雄、一大批爱国将领、无数爱国仁人志士，这是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南宋军事力量虽然较弱，但由于它的文化软实力强大，这种软实力在抗击金和蒙古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南宋不仅与蒙古一起，灭亡了金朝，一报“靖康之耻”，而且抗击蒙（元）的战争坚持了45年之久，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奇迹。从政治制度看，南宋实行军政、民政、财政“三权分立”，加强中央对政权、财权、军权的全面控制与集权，维护了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用人制度上，推行“崇尚文治”、“寒门入仕”政策，有力推动了宋代思想、学术、文化的大发展。在经济上，既要看到南宋连年向金朝贡，赋税沉重的状况，更要看到整个南宋时期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一面。如：南粮北调，农商并重，出现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青瓷制造，海外贸易发达（60多个国家与地区）等。在文化上，既要看到封闭保守，颓废安逸的南宋遗风，更要看到南宋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以文学艺术为例，有宋词的兴盛、宋诗的繁荣（与唐诗为双峰并峙）、话本的兴起、南戏的出现、绘画的高峰（山水画最突出，西湖十景）。在科技上，既要看到整个宋代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地位，也要看到南宋对古代中国科学技术的杰出贡献。《梦溪笔谈》的沈括，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毕昇，都是钱塘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在南宋获得进一步完善和开始大规模应用。在社会上，既要看到南宋一些富家官绅生活奢华、挥霍淫乐的一面，更要看到南宋政府关注民生、注重民生保障的一面，如确定“士、农、工、商，皆百姓之事业”，各阶层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有很大的提高，还有赈灾、养恤等善举。在历史地位上，既要看到南宋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地位，也要看到南宋对后世中国和世界的影响。南宋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一是儒学文化传至东南亚，形成“东亚儒学文化圈”；二是“三大发明”的西传。马克思评价：“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和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了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杠杆”。另外，西方人称两宋科举制度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南宋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重大，它完成了全国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转移，经济形态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封闭经济向开放型经济、内陆型经济向海陆型经济的转变，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具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转折。对杭州发展的影响更直接，杭州从州府上升为国都，这是杭州城市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杭州由此进入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人口多达一百万的大都会。今日杭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南宋定都后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我们讲保护杭州古都文化，自然不能少了南宋文化，而且要着重保护南宋皇城遗址、保护南宋优秀文化。

2保护杭州古都文化的几个实例

近年来，杭州在综合保护西湖、运河、西溪等方面成就突出，以下列举古都文化研究会的同仁们，也是我亲身参加了的几件保护古都文化的实事。

2.1南宋皇城遗址的保护

南宋文化最重要最主要的标志物是皇城、皇宫。但元军攻下临安，皇宫被焚过半并改为五座庙，之后又强拆城墙，所以历经几百年，地上建筑几乎荡然无存，除了御花园的个别景物，如月岩、摩岩石刻等。皇城遗址深埋在地下。解放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遗址保护，特别是军区仓库存在，使之未得开发破坏。2011年初，我们发现南宋皇城（东宫）遗址上大建“御园”豪宅房产项目，十分震惊。2月22日组织专家踏看，呈送“十万火急书”，并撰写论文，阐述南宋皇城遗址范围及其保护价值；3月28日，给市、省和国家文物局紧急报告；4月21日，无奈向媒体投书，全国多家媒体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等连续报道，并得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未批系违法施工；5月10日，市政府宣布“暂时停工”；5月15日，第二次紧急报告市有关部门，要求面谈或召开论证会；9月，我们携《我们的历史责任——南宋皇城遗址保护论文集》、《出土器物见闻录》参加所谓“项目评审会”，据理力争。御园房产工程此后停工4年多，我会专家学者坚持不懈向有关领导和部门报告，走访省、市文物局，御园房产公司趁机抓紧施工，地下文化层破坏殆尽。目前正通过司法途径寻求解决中。这里，一是南宋皇城的东墙在哪里？据此来确定“御园”是否在遗址上。二是这地块派什么用，搞房产项目还是建“遗址公园”？南宋皇城有多大？皇宫内侍陈随应《南度行宫记》中说：“杭州治旧钱王宫也，绍兴因以为行宫，皇城九里”。九里指周长，宋代二种尺，普通尺（1尺=0.3072米），九里为4147.2米，营造尺（1尺=0.329米），九里为4441.5米。查阅历史文献，都肯定“皇城九里”。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四至范围：南（笤帚湾即宋城路）、北（万松岭，即万松岭路南）、西（凤凰山山腰、东麓）圣果寺遗址附近有“皇宫墙”三字刻石，由此经将台山、凤凰山（东、西二峰）到万松书院一线，而对“东界”几种说法：馒头山脚边，馒头山东麓，中河西岸。明史学家徐一虁考证：“东沿中河南段之西岸”。省考古所前所长王士伦同意此说，皇城东界即今凤山路一线。2002年3月，市园文局立碑“凤凰山一带，是南宋皇城所在，皇城（内城）周围九里，南起笤帚湾，北至万松岭，东沿中河南段之西岸，西达凤凰山东麓。”2007年2月16日，国务院批复《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里，明确写道：“南宋皇城遗址保护区，保护范围北起万松岭，南至梵天寺路，西至将台山，东至凤山路。”照理这个已不成问题，后来却成了问题。现御园工程地块，原是米厂旧址，十多年前我会专家认为解放初建的粮仓标志性历史建筑物应予保留，上城区却提出“为了保护皇城遗址”，把米厂历史性建筑拆除了。后来市考古所出于某种目的，却定“皇城东墙与米厂西墙一致”，若据此，皇城周长不足五里，过了二年，为了开发，就说“皇城东以中河高架为界”，把“御园项目”地块划到界外，市考古所还出了证明，“此地没有保护价值”，结果土地拍卖搞房产，九亿成交成“地王”。据有关文献与考古记录，我们判定，在馒头山东，存在四道墙：第一道墙——馒头山东麓（山脚），长390米，宽8.8~12米，土层厚15米，应是“吴越王宫城墙”，也是南宋初用之宫墙。第二道墙——皇宫东苑与东宫之间的隔墙，即米厂西墙一线，大致在中河高架线。第三道墙——中河西凤山路一线，即米厂东墙一线，这是高宗下旨拓建后的皇城东墙，也是许多历史文献和本会专家认定的皇城东界。第四道墙——绍兴28年（1158年）因扩大皇宫，开拓东南府城，东拓到今江城路一线的临安城东墙。我们认定，南宋皇城东墙在中河西岸（今凤山路一线），按此皇城“四至”，南长1400米，西长1000米，北长1100米，东长700米，加起来为4200多米，与文献记载“皇城周长九里”基本相符。而且实证就是“御园地块”上挖出了许多南宋宫廷器物。人证（记载）、物证（实物）俱在，怎么能说不是皇城遗址？我们坚持要认真研究文献，并与全面考古发掘相结合，以“真实性、完整性”原则依法保护南宋皇城遗址。不能建房地产项目，也不能建与皇城遗址环境不协调的建筑物，应建遗址公园（或南宋皇城遗址国家文化公园）。另外，如南宋德寿宫（宋高宗颐养天年处所，称“小内”）遗址，经古都研究会专家们呼吁与坚持，原地块拍卖被取消，现暂作停车场，目前正在进行考古发掘，遗址保护正在研究中。

2.2历史建筑的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杭州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旧貌换新颜”，但这个“新颜”的取得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上世纪末所谓“旧城改造”中，由于某些决策者急功近利，经济利益驱使等人为因素，采取大拆大建的改造开发方式，使许多人文信息积淀丰富的历史街区被夷为平地，许多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传统民居被无情摧毁，不少文保单位也屡次发生被拆迁和破坏的事件，造成了历史性城市文化空间的破坏。十年前，张建庭副市长在杭州“世界文化大会”讲到：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杭州初期受到“拆老城、建新城”的理念影响，城市历史文化遗产遭到了破坏。一段时间弯路之后，市政府用科学发展的思维，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城市发展问题，把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提高到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高度，提出了“保老城、建新城，城市东扩，沿江开发，跨江发展”的城市发展战略，为文化遗产的保护留下了空间条件，从而科学理性地处理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这番话，可以说是经验教训的总结。典型实例是孩儿巷98号古建筑的保护。孩儿巷98号是一幢二层楼木结构三开间五进走马楼。格局是南北中轴线，东西侧建筑对称，门窗、梁柱雕刻精细，既有横梁上24条龙8只凤，还有江南民俗风情浮雕，更有富裕人家才有的蠡壳窗。环境氛围也是古典幽雅。可惜第一进轿厅、第五进生活用房已被拆除。这样的建筑以前在杭州也有不少，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旧城改造”中，基本上都被拆毁了。到1998年，历史名巷孩儿巷里只剩这一栋，也面临拆除的危险。住户希尧老人提出，这是祖父钱启翰（清崇明县令）托友人郁达夫代为买下，说是陆游住过的宅基地，找到我们，致信市领导要求保护，不同意拆。由此联想到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名句，王安祥先生在省政协联谊报上发表《陆游小楼今安在？》一文。到年底，拆迁单位实施拆迁（对外理由是扩建中学操场）。我们积极呼吁，1999年5至6月杭州日报连续发表四篇报道，于是由媒体拉开了保护序幕。在社会舆论压力下，拆迁单位暂缓拆除。其后二十天里，2000多市民留言签名呼吁保护，我们整理后呈送给仇保兴市长，专家论证会上，他采纳专家意见，亲批“停止拆除”。陈继松副市长到孩儿巷98号宣布“这幢古建筑保护下来了”。此时，省文物局发文给市建委，“孩儿巷98号是一组由三进院落组成的传统建筑，具有杭州地方建筑特色和面貌，而且保存相对完整。在以往的旧城改造中，杭州城已经拆了不少诸如此类的古建筑，杭州作为一个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应该保留的历史文化遗产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要求保护这幢古民宅。市政府在2001年9月30日复函给省文物局，说听取市文保部门汇报，召开专题会议认为，98号既非陆游故居，也非宋代建筑，而是晚清传统建筑，因韶山中学扩建需要，由区政府加快动迁，对建筑构件编号，择地移建或用于类似建筑修缮。这样，是拆是保，又起风波。2002年4月16日，拆迁单位将钱希尧老人告上法庭，法院一审判决“10天内腾房拆除”。这场官司惊动了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省文物局副局长陈文锦、省文保所所长张书恒先后来到98号考察，表示古宅不能拆；本会专家林正秋、周复多、陈珲等到现场考证，并请来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心主任、上海同济大学阮仪三教授，带了一批学生赶到98号，认为古建筑弥足珍贵，文化含量大，绝对不能拆，要好好保护，一方面接受媒体采访，另一方面写信给市领导表明自己观点。这时，原全国人大常委、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省文物局老局长、浙江大学毛昭晰教授也来到98号，力挺保护。全国近百家媒体相继报道，呼吁为后代留下这笔珍贵遗产。上海的陆游后人，以及在纽约的郁达夫后人都支持保护。到2002年7月，专家、市民支持钱希尧上诉，特别聘请民建的熊辉伦律师，听取本会专家学者意见，通过市人大常委周蕙向市委市府以紧急建议的形式，建议有关部门停止“拆迁许可证”的法律效力。后来在几方合力下，市主要领导发话，市房管局正式决定停止拆房，9月5日法院二审，钱希尧胜诉，“古宅不能拆，要按原貌修缮”。古都文化研究会及时召开“陆游与杭州”大型研讨会，与会人员一致呼吁把陆游纪念馆设在98号，并向市委市府递送正式建议书，得到市委主要领导赞同。现在，孩儿巷98号的保护与利用成了杭州市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的一个成功范例。孩儿巷98号这件事，可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推动了杭州“50年以上有价值的老房子应予保留”，《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办法》的出台。既保留街坊活态场景，又改造整个生活环境，从而勾连历史记忆，实现自然栖居。

2.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杭州有世界级非遗三项（中国蚕桑丝绸技艺、中国篆刻、古琴艺术）。非遗项目是特殊的，有自己特有的文化背景、文化内涵和文化传统；对非遗的保护也是特殊的，要活态保护，让它融入生活，“让非遗活起来”。比如，浙江是越剧的故乡，越剧是从嵊州到杭州，再到上海及全国的。相对于其它剧种，情况还比较好，杭州有浙江小百花、杭州越剧院，还有许多民间剧团，但也存在传承与发展的新问题。笔者作为创始人之一的90民间社团——杭州越剧艺术研究会成立22年来，把研究与演出相结合，每年坚持为城乡群众演出近100场，排了30多个折子戏，8台大戏，得各项大奖30多个，而且深入到小学、大学，培养、建立越剧社，会员自掏腰包，发扬奉献精神，图什么？把越剧艺术保护下来，传承下去。非遗的传承，关键在传承人，看“越女争锋”全国青年演员大赛、全国京剧青年少儿大赛，感触特别深，这就是未来与希望所在。在城市道路有机更新中，挖掘重拾历史文化碎片。我们研究会参与了“一纵三横”道路重拾112处历史文化遗存点，“五纵六路”道路陈列38处历史文化碎片，西湖区“二纵三横”24个文化节点的展示，还编辑“城雕背后的故事”一书；在61条整治的河道中，挖掘与整理历史文化33处，比如：中东河八景的评选，还有西湖新20景，西溪8景的评选与诗文，古都研究会都参与其中。关于“花朝节”，这是古都文化研究会建议恢复的。花朝（五更时分）节，是古人休闲游乐的重要节日。自唐始，二月十五花朝节，与正月十五元宵节、八月十五中秋节同为三大民间节日。这个习俗自唐传到宋代，南宋尤盛。吴自牧《梦粱录》：“仲春十五为花朝节，浙间习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时，最堪游赏”。临安京城内外活动丰富，不仅皇宫后苑有赏花踏春，佛寺、道观斋会为君臣、百姓祈祷，这是一个君民同乐的节日，一个春季到来，百花盛开的时节。花朝节盛会，也促进了花艺业和花市的繁荣，花市以官巷口花市最有名，城西（马塍）、城东（江干）最兴盛。到明清，杭州有两座花神庙，一是清咸丰年间在城北花园岗，有花皇殿、祭颛顼帝及十二花神，有花神庙、花木集市；二是清雍正年间，浙江总督李卫，在西湖苏堤北跨虹桥西新建一座花神庙，祭十二月花神和四个催花使者（历史人物），到光绪十二年（1886），一半作浙江总督李文襄公祠，一半是花神祭地，改名“湖山春社”（现岳庙西南面“竹素园”）。清学者俞曲园补书楹联：上联为“翠翠红红处处莺莺燕燕”；下联为“风风雨雨年年暮暮朝朝”。反映一年四季百花齐放的盛景。这个习俗一直到抗战爆发中断。我们在挖掘传承杭州民俗节庆时，觉得“花朝节”最有意义，也最贴合杭州。在2009年7月28日给市领导写报告，要求恢复。同时先后与拱墅区政府（因有花园岗南宋花木基地）、西湖区政府商谈，后在西湖区西城广场塑立花神像与十二花神浮雕，并申报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本会开专题研讨会，又正式书面向市委、市政府建议恢复花朝节，市领导赞同，我还获“杭州市人民建议金点子奖”。最后落实在西溪湿地公园，已连办六届，社会影响与效果比较好。

3在保护古都文化的实践中得到的启示

3.1古都文明的感染力不容忽视

古都空间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基于自然的实体空间（城廓），二是基于人文的社会、文化和精神空间。现在，古都所依存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实体空间城廓大多数不存在了，可是某种历史古迹、历史建筑、精神文化的传统依然存在。在中国古都中，杭州似乎最难找到古都的影子，也是古典建筑的地表遗存最少的，吴越国王城、南宋皇城遗址都已被埋在现有城市地面三四米以下。但是，这座城市的文明（古都文化）却极具感染力。一个是生态，一个是文化，而杭州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吴越文化，保境安民，一个是南宋文化，偏安富民，最简单概括，可以讲“包容、和谐、从善、风雅”，是这个城市的优秀文化传统，也是我们民族的普世价值观。古都文化宛如涓涓细流绵亘久远，历经千载，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其保护与利用，必须坚持、坚守，“咬定青山不放松”。有人用诗般语言说“这座城市的悠久文明，犹如观音菩萨用柔软的柳枝从玉净瓶中蘸出的一滴甘露，早已溶解在杭州人的日常言谈举止之中”。

3.2保护古都文化，弘扬人文精神

要保护物质形式存在的文化遗产，同时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一个重要方面是优秀人文精神的弘扬。现实生活中，许多令人惊心愤怒的事件一再发生，社会的道德底线一再受到这些罪恶的撞击，确已到了无法再退的地步了。个人也好，社会也好，总要有一个绝对不能触碰的底线作为约束。一方面要加强法治力度，加强法制建设，用健全的法律来规制社会（规矩），另方面也必须加强教育，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与人文精神，用公序良俗来温暖人心，也就是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训是一个重要内容。古都文化研究会有一些专家，也是钱镠研究会的成员，钱镠的后代，他们积极推动了每年“钱王祭”，还公布了吴越国的《钱氏家训》，是钱镠后人把其平时言行整理而成，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个部分，应当传承与弘扬。

3.3理清建设“和谐美丽”杭州与保护古都文化的关系

近日，杭州西湖博物馆“镇馆三宝”之一：清代乾隆皇帝御用的杭州西湖导览图——《西湖•清•行宫图》与普通老百姓来了一个“亲密接触”。这幅图，是因乾隆皇帝喜欢下江南，为了方便他游览，宫廷画家专门给他画了一幅非常详细的西湖游览图，足有10米长。六年前，西湖申遗时，国际申遗专家特地到西湖博物馆，来看这幅原图。看过这幅图，知道西湖除了一些小地方，大的格局和主要景点，在这几百年间，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专家们非常感慨西湖保护得那么好，这幅图，便成了西湖申遗成功重要的一件物证。杭州城市格局特色是“三面云山一面城”，古城与西湖，可说珠联璧合。现在呢，西湖更美了，城市也发生很大变化，老城被改造了，古城的意韵淡化了。从杭州的历史、文化、自然条件，杭州的城市主题，不应当是工业化城市，也不应是什么现代化大都市，而应当依托更要烘托西湖山水，它是一个山水型城市。南宋时的杭州很像19世纪之后的巴黎，咖啡馆是巴黎的象征，茶馆是杭州的主色调，今日巴黎，已成世界性浪漫品质生活之都，而杭州有点“杂乱”。现在提出建设“东方休闲之都”、“东方品质之城“，笔者以为是正确的。尤其是2016年9月，G20峰会在杭州举办并取得圆满成功和重大成果，一方面因有杭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又是创新活力之城之发展基础，另一方面为杭州建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城市就是一个既有本土文化，又有外来文化，既有现代文化，又有传统文化的多种文化共存的生命体。不仅要对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还要有对新城市文化的开拓与创造。这方面，扬州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们对于古城，以文昌阁尖顶为城市天际线来控制建筑高度，整个老城建筑风格保持古朴典雅，与瘦西湖景观相协调。而新区建设则是另一番风景。仔细想想，从良渚始，灿烂的五千年文明，是美丽杭州的基因与气质，是内在美与外在美的体现，离开这个，谈不上什么美丽。所以，保护、传承杭州古都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应是建设和谐美丽杭州，也应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的题中之义。

3.4要像保护自然生态环境那样保护人文生态环境

遵循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城市也应该是全体市民群众的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历史文化遗产，是国家的珍贵财富，也是人民群众的共有财富。当现代化建设大步推进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再三强调要重视和发展文化软实力，要充分认识保护、传承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但在不少地方领导认识与实际工作中常常打折扣，而人民中的历史文化研究者与文化遗产保护者又会处于“弱势”。在这种情形下，当地领导的认识与作为尤为重要，同时依法执政的力度，必须切实加强。从实践中笔者感觉到，政府与法制要更多地关注“弱势”，正确认识与把握在保护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要把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历史建筑）视作同生态环境一样重要的人文环境，要象依法保护生态环境那样来保护人文环境（历史文化遗产），留住“乡愁”，延续文脉，要支持人民群众出于历史责任感的履行国家根本大法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包括公益诉讼权，要动真格来整治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不担当、不作为、不落实行为，确保中央的指示、政策贯到基层“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至此，我们可以静心思量：历史并非深处的东西，而是从高处逼视着当代，看我们往何处去。我们的走向符合不符合先人的期待与希望，符合不符合今人的期待与希望？又如何架设先人与今人之间的路桥？如何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当三思再三思，努力再努力。“两个一百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既定，路在前方，吾辈自当勇往。

参考文献：

[1]陈桥驿.中国六大古都[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

[2]张仲超.钱氏家训[M].北京:线装书局,2010.

作者:戎玉中 单位: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