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怀抱诗歌取暖妹:伤口长出翅膀

赵丽兰的诗于我有一种意料外的、发现的惊喜。2013年上半年，我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搜集有关云南本土诗人的哪怕一鳞半爪，那些隐藏在这座红土高原上的一束束诗性之光，以期获得编选《云南诗选1980-2012》所必须的养分和第一手材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赵丽兰的几首诗出现在了我的案头上。

阅读赵丽兰的这些诗，我立即就感受到了那种高度内敛而又逼近生命现场的穿透力，女性书写的细密与语言的张力被处理得恰到好处，令人侧目。显而易见，这是一个诗艺训练有素而又感受性极强的写作者，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超常的；而在此之前，我却对此一书写现象的存在一无所知。

有意思的是，在不久之后的一次《滇池》笔会上，我跟《滇池》副主编李泉松谈到云南当下诗歌的场域和地理坐标，突然就谈到了赵丽兰和她的诗。李泉松告诉我，赵丽兰是澂江县的一个写作者，她还有一个胞妹叫周兰的也写诗，两姐妹守着抚仙湖那一面明净的湖泊和周边的旷野写作，两人互为激励，切磋诗艺，很可能还是彼此的第一读者，已然彰显出某种难得的品质和高度。再后来，李泉松寄来了两姐妹的这两组诗，说要在同一期的《滇池》杂志上推出，要我为她们的作品写一点批评文字。

为她们的作品写点什么，这当然是我乐意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她们所提供的文本样态，在当下汉语诗歌书写的场域，不说是一种孤立现象，起码也与通常所习见的那种类型化写作拉开了距离。只不过，我读到的她们的作品实在是太少了，迄今为止，我接触到赵丽兰的诗也不过十几二十首这个样子。周兰的诗，还是第一次读到。不过，即便如此，她们的作品仍然激起了我放手一说的兴致，尤其是两人的书写，在我看来有一种同质化的倾向，这些作品仿佛出自同一个人的左手和右手——这一点，无论是作品的精神内质、美学趣味，还是从语言修辞学的幅面上来说，都颇具言说的意味；我感觉到，出于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理由，在两个个体诗人之间，那种冥冥之中沆瀣一气而又不言自明的默契若隐若现，这种默契很可能来自于两人体内汩汩流淌着的同一种血液和基因，来自于两人相同的出生及大同小异的成长背景，来自于大致相同的书写场域与话语方式——而更为重要的是，两人的写作都具有着鹊巢灌顶、芦芽穿膝般的抒情密度。复杂性在于，这种主体性强行进入，几近于孤立状态的诗歌书写抱负并非空穴来风，它一度在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天空下大放异彩。问题是，它偏偏就出现在我们这个主体性严重缺席的当下语境之中，出现在汉语诗歌地理中云南偏僻的一隅，以一种遗世独立的书写姿态来与时代抗衡。这一点，无论是从诗歌发生的隐秘角度，还是从历史形而上的巨大遗产中寻求线索，都很难获得必要的合理性的解释。如此，诗歌书写的伦理与书写身份的合法性就很难建立起来。

诚然，在她们的作品中，一种无法消除的紧张感无处不在，身体、疾病，爱与死，易逝的光阴与时间的灰烬，这些颇具宿命而又有着强烈暗示性的词语意象几乎同时进入了两姐妹的书写系谱。如果我们深入到两姐妹的作品，对具体的书写符码加以文本分析，我们会发现两者的差异性也是同样彰显的。或许，正是这种“书写身份”的趋同性，为两人在书写主题与范式上的相遇和交会埋下了契机。

在赵丽兰的诗中，生命的存在表现为某种极端的、形而上的身体性符码，往往伴随着医院、疾病、疼痛和药物，呈现为一次眩晕，一场大病之后的妥协与虚无。《酚氨咖敏片》是一首直接书写疼痛的诗，疼，这种身体的感受经由词语的魔法和受到严格限制的词语意象，进入到身体伦理与身体美学的范畴，在形而上诗学的层面上被一再提及：“倘若疼，能够以一种名义/地纠缠在体内/呈现出来的必是破绽/细若游丝，如影相随/或火焰或灰烬//风寒水瘦这样的词语/倘若一定要追根溯源/不是因为季节本身/必是来自于体内无法蜕变的疼/如此均匀的呼吸//小心翼翼吞下的/是一粒酚氨咖敏片/此时，倘若有薄凉的暖/跌落于额头/疼，是否会/仰脸，以四十五度角的姿势”。

赵丽兰笔下的疼是绝对的，排他的，压倒一切，令人动容；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孤立的受难者的形象，即便是关爱者伸过来的手“跌落于额头”，病者也只能感受某种“薄凉的暖”，成为多余的累物。很显然，当一种疼痛超出身体所能承受的限度时，受难便成为凌驾于身体感受之上的存在之物，它迟早要进入到心灵的层面，成为生命符码中的一个醒目的标记。《胎记》与《酒石酸美托洛尔》，书写的发生同样根源于刻骨铭心的病痛，疼，成为日常人生的一个无法摆脱的类似于“胎记”的常态。“亲爱，从昨夜到今晨，我的身体里多了一块胎记/长在了心尖上，一跳就疼，一疼就碎，一碎就死/临死，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请求来世生我的那个母亲/一定要带着我心尖上的这块胎记/转世托生”。

《儿子》一诗中，母爱这个主题仍然与疾病、药物、疼痛相关联，成为身体疾病的一个隐喻和象征：“儿子，你是我身上掉下的一砣肉/给你36.8℃的体温/给你眼睛、鼻子、嘴巴、耳朵、手和脚/给你我的心我的胃我的肺我的肝/人形和温度，让一个小女人安下心来/做你的妈妈//儿子，妈妈还有什么没给你呢/你说，老妈，你早上赶着送我上学/没来及喝的那碗中药，给我喝了嘎/我要和老妈一起发热咳嗽流鼻涕嘛/亮闪闪的月光，照着你的回答/硌疼了我//汤药是我身体的一部分/疾病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从此，疼，是我身体里多出的一部分”。

赵丽兰的这一组诗，更多的篇什集中在对亲情的个人化叙事上，在这种叙事中，作为叙事主体的叙事者总是在场的，而且总是显得强而有力，不管叙事的对象是老爹、奶奶，还是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儿子，也不论叙事者的现实身份如何变换，主体性的在场与存在仍然是绝对和唯一的。在赵丽兰的书写系谱中，读者总是很轻易就能够辨认出那个隐藏在文本中的发话者，这个发话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通常都是克制的，以一种毋庸置疑而又坚定的语气说话，具有着某种偏执与受到抑制的激情——或许，我们可以把这种激情称之为冷漠。

赵丽兰的抒情天赋是罕见的，即便是书写的场域被放置在像“家乐福”超市这样的日常消费性场所和繁杂冰冷的医院，她也能够准确地捕捉到恰当的词语意象，使几近于零度的叙事获得满溢的诗性和抒情的质地。这种赋予日常性事物以抒情性特质的能力，我以为，除了写作者需要具备强大的心灵驱动力和来自于本能的与词语的亲和力之外，尚需长期的书写训练与对形而上美学的洞见作为助力。赵丽兰的抒情诗之所以显得张力十足而兼具覆盖性，实是得力于对象征诗学用词法的熟练运用。

相较而言，在周兰的笔下，铺天盖地生长的“野草”，与赵丽兰另一组作品《燕麦草》一样，同样被指认为自我生命存在的一个活生生的现场，一个与荒凉、孤寂、死亡、疾病、疼痛相伴生的虚无之地：“我的头，扎进无数的芒刺/一道魔咒，来自地狱/附着，灵魂和肉体/我的耳朵，灌满奇怪的声响/一条河流，浩浩汤汤/穿过，现实与虚幻”。

在另一首诗中，扎进头颅的芒刺再次被提及：“我病了，我知道的/我的头颅，横无数的芒刺/医生说，是美尼尔氏综合症/也或许是，白血病，脑膜炎/……/可是，我才二十七岁！”

对疾病的隐喻与象征性书写，一直以来都是西方现代文学的一个挥之不去的传统，很可能跟基督教文化中“原罪”的观念有关。耶稣基督受难的形象，一直以来都是西方话语叙事中一道显赫的屏障。具体到某个诗人的书写行为，一方面很可能跟书写者个人的身体境遇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来自于对自我的身体性迷恋以及隐藏在历史话语中的隐形机制。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把疾病看做是“生命的阴面，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在她看来，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对疾病的隐喻性书写，文学书写的对象不外乎是书写者的身体和自我。在书中，她引用了一则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写于1923年的《日记》：“这一天糟透了……疼痛难忍，虚弱，等等。我什么也做不了。虚弱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在我治好我的病以前，我必须先治好我的自我……必须把它分开来治，而且事不宜迟。我老不见好，它才是根本的病因。我没有控制好我的情绪。”曼斯菲尔德不仅认为“自我”是致使她催病的病因，而且认为，只要她能治好“自我”，安抚好情绪，她就有可能治好自己的肺病。

在赵丽兰姐妹的书写中，正是曼斯菲尔德所说的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赋予了疾病以一种隐喻和象征的色彩。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两姐妹的书写总是伴随着医院、病痛、药物等这样一些象征生命阴面的词语意向。或许，对她们来说，身体的疾病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写作现场，同时又是构成自我的一个书写身份，一个话语的乌托邦。

“我的秋天/从一次复发的旧病开始/躲在一罐浓黑的/汤药背后……”（赵丽兰《理由》）。

周兰的组诗《野草》，借助“野草”这一荒凉意象的不断延伸来强化疾病与死亡的意识：“点燃蓄积已久的温度/星火，已烧成燎原/春天的耕者/把锄头架在太阳的顶端/此刻/我所有的退路都被统统烧断”。

就像爱情一样，文学书写的发生常常需要深入到生理病理学的范畴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在文学书写的神话中，写作或许真的具有一种治愈功能，能够为身体/灵魂患者提供一种精神疗法。有一种说法认为，因为写作允许你基于生活中及过去的所有大小事情，来思考自己从哪里来和现在身在何处，而这种做法能把你的感情、恐惧、梦想、幻想和回忆连结到一起。换句话说，写作不但能够在情感上加深自我意识和自我洞察力，而且还能提高智力水平，由此促进自我痊愈。

不过，写作也是一柄双刃剑。当写作带着医生的使命来到我们的生命中之时，它也完全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构成威胁。对赵丽兰姐妹而言，对疾病隐喻的现象学书写似乎与生俱来，因为写作的在场，实际上也就是身体性的在场，在写作中，如果企望书写与强大的现实语境达成和解，或是获得某种对抗性的平衡，那么，身体极其有关疾病的隐喻就是不可或缺的。

感伤情调——深沉、抑郁、敏感，陷入沉思和恍惚，赵丽兰姐妹的诗不乏动人之处，其中有些篇什还显得相当美妙。赵丽兰早先发表在《滇池》的一组作品《燕麦草》，与周兰的《野草》，可视为互文性写作，语调凄艳、决绝，恍若是迟来的、盛开在象征主义荒原上的两朵奇葩。

1963年，桑塔格在《作为英雄的人类学家》一文的结尾把她对列维·斯特劳斯的感受，归结为“体现着一种颇有英雄气概的、煞费苦心的、复杂的现代悲观主义”，我以为，把这句话用来印证赵丽兰姐妹的写作，也同样是贴切而又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