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7 06:07:52
保持与喧嚣的距离
2012年的春天，上海罩进绵绵密密的春雨里。王安忆的上一部作品刚刚完成不久，她太需要放松一下自己了，因为写作实在是一件耗费气力的活，偏偏上一部作品浩繁又厚重。
春雨里逛街散步，可以消遣心情，她一开始可没期望会撞见故事，可是故事就在一家纽扣店里和她撞了满怀——在上海武康路上的一家纽扣店，王安忆看到老店主和一名年轻的保安在聊天，年老的店主因为中过风，只能讲一些支离破碎的语言片段，而年轻的保安，则因为口吃，说话断断续续。这个场景在王安忆心里起了连锁反应——是谁给这个老人开了这个小店？保安身上又有什么故事？如果再有其他人物加入到故事中来，会发生什么？
于是，老店主变成了小说里的主人公——妻子去世后，为排遣寂寞开了一爿小小纽扣店的欧伯伯；而高大俊拔、有些口吃、在妈妈姐姐们的宠溺中长大的年轻保安“囡囡”，以及离家出走、泼辣能干的东北女人六叶也开始登场。故事中，这三个人在上海滩喧哗和光怪陆离的背景里，共同走过一段岁月光影。这是王安忆2013年问世的新作，她给它取名为《众声喧哗》。
因为这部作品，王安忆和外界再一次多了紧密接触。除了一些文学研讨会以及每年的两会，能见到王安忆的机会，大概也就只有在课堂和新书问世的时候了。即便为了配合出版社的宣传需要而露脸，王安忆也尽可能迅速果决地完成发言、采访。冷静断然的态度以至于让不少人给她冠上“文学界的王菲”的称号。
但是王安忆外表的冷峻之下，裹藏着一个细腻而执着的本我，王安忆的好友、知名作家陈村曾经写过一段文字说：王安忆与周围总保持着距离，她既不贸然深入任何一个圈子的中心，也不让“外来势力”渗入自己的。在中国的职业作家中，她是最像作家的一个——没有宣言，没有旗帜，没有花絮。在长长的岁月中，她总是有作品，总是有新的好的东西。对她，你可以期待。你可能比她辉煌，但没她的古朴。她就是那样，死心眼地在傻做，你能奈何她吗？
这么多年以来，她似乎一直努力地保持着与喧嚣的距离，深入到喧嚣之中的唯一触角，就是她的作品。她喜欢慢节奏的生活，喜欢带有原始生命力的东西，所以，当别的作家早就学会了上网在电脑上码字时，她依然坚持着用手写字，在笔记簿里，一个字一个字地、一行一行地写，这些字让她觉得写作充满了手工劳作的简单与美好。
BLOOM：你笔下的女性似乎都充满了一种韧劲儿，你比较欣赏什么样的女性？
王安忆：我就是喜欢身上带着韧劲儿的女性，一路往前绝不回头，也绝不妥协的那种。当然，每个人都有本身的局限性，所以一路往前走，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好的，但更大的可能性是把自己撕碎了，就像飞蛾扑火，最终结果还是化为灰烬，但是我喜欢这样的勇气。生活之中的我是没有这样的勇气的，所以我才会在小说中塑造这样的人物。
BLOOM：每个人都认为当下社会很浮躁很喧哗，但是每个人又成为贡献浮躁和喧哗的一份子，那如何在喧哗之中保持内心平静？
王安忆：我在武康路上看到那家纽扣店的时候，心里就很惊讶，因为开这样的一家店既不费力，也不与世隔绝，同时呢，又很静。我在小说里写，当年轻的保安心情烦躁时，欧伯伯就把纽扣倒出来，让囡囡一个一个地慢慢数，数着数着，心就静下来了。如果说小说里蕴藏了禅机，这就是，数纽扣就像数念珠一样，是一种修行。如何通向内心的平静？小说里的人物数纽扣，我则是写作。
婚姻足以影响女性一生
王安忆说，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除了写作，就是婚姻。她曾经不止一次在作品里表露婚姻的重要性：“女性出嫁就是归宿。婚姻很重要，足以影响女性一生。”
在找到这个归宿之前，王安忆先是去淮北宿县插队，后来为了回城，费了诸多周折又考入徐州文工团。她一度觉得生活充满了动荡。不过进入文工团，成了她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段经历，因为就是在那里，王安忆认识了李章。“那时候文工团单身的很多，大家都在急急忙忙地谈恋爱。”王安忆当时是文工团的大提琴手，在文工团，听说她是单身，追求者呼啦啦地就来了，其中就有李章。李章有才华，人朴实但却不失幽默，于是很自然地打动了王安忆。
1981年，27岁的王安忆和李章领了结婚证。那时候王安忆已经调回上海三年，但是李章还留在了文工团。原本两个人打算都回上海之后再结婚，但是李章迟迟未能“回城”，所以两个人干脆先把婚给结了。过了五年李章调回上海，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结束了两地分居的夫妻生活。李章回到上海之后，两个人的婚姻状态不但回归到正常，王安忆也渐渐养成了规律化的写作状态。因为李章在出版社上班，八小时坐班，生活特别规律，受他的影响，王安忆开始上午写作，下午看书，晚上陪伴家人。
从牵手到现在，两个人走过了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其实没有遇到李章之前，王安忆曾经去算过命，算命先生郑重其事地告诉她，她应该嫁给一个属马的，但是她却嫁给了“非驴非马”的李章，却照样过得幸福。别人家是夫唱妇随，李章却打趣他们家是“妇唱夫随”。在家里，李章包揽了买菜、洗衣、洗碗等家务活，给王安忆腾出时间来写作；去国外旅行或者参加研讨会时，李章常常会陪王安忆同行，给她拿行李，帮她拍照。
尽管包揽的都是琐碎事，但是李章在王安忆眼里，却从来都不是“小男人”的形象，遇到一些小事，她会征询他的意见，请他“批准”，就拿学上网这件事情来说，王安忆一度觉得是赶鸭子上架，请示李章之后，她兴致冲冲地跟朋友说：“我们家李章批准了，可以不用学上网了！”她也并不认为男人提篮子买菜有什么不应该的，“如果男人的责任只扮演成一个雄壮的男子汉，让负重的女人欣赏爱戴，那么，男人则是正式的堕落了。”
三十多年来，两个人在婚姻里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朋友们眼中，他们一个是好妻子，一个则是模范丈夫，而婚姻里轻松惬意的状态也让两个人在各自事业的发展上更游刃有余。
BLOOM：你为什么会把人生最重要的事认定为婚姻和写作？
王安忆：怎么说呢？其实婚姻和写作，对于我来说，一个是生活上的归宿，一个是事业上的归宿。写作已经完全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不写的话会很不舒服，但是写作又是非常内心化的，它需要有一些外部的生活平衡，而稳定良好的婚姻可以提供这样一种踏实的外部生活，让我经受住寂寞。
所以我常常会想，如果我没有写小说，仅仅是结了婚的话，我的婚姻生活也不会这么幸福，因为没有向内的开口；但是如果光写小说没有婚姻生活也不行，因为写小说太寂寞了，我需要一个向外的敞口。所以总结起来，我觉得我还是命运好得很，因为我在差不多的时候把婚结了，然后就开始好好地写东西，好好地生活。
一条走向河口的河
王安忆的家庭，绝对称得上是“文学之家”：母亲茹志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父亲是著名导演、剧作家，执导过话剧《白毛女》、《杜鹃山》；姐姐王安诺曾是文学杂志的编辑；弟弟王安桅从事文学艺术研究；丈夫李章则是上海音乐出版社的编辑。
不过，这个文学之家创作最多的，还要数王安忆。父亲王啸平曾经排过一个顺序：“这些年里，安忆是我们家创作冠军，茹志鹃是亚军，我只能算是殿军。”
写了那么多，上海似乎是王安忆笔下绕不开的一座城，带给她盛誉的《长恨歌》更是把上海写得细致入微。但是对于王安忆来说，选择上海似乎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除了中间插队和文工团任职时离开过，从小就生长在这里，但是如果现在还能够重新选择的话，我也许就不选择上海了。”在她眼里，上海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其实并非最好的舞台。“这个城市的历史太短促，还来不及成熟她的文化和语言；中国的书面语又是北方语系，上海话根本排不上；城市里物质太多，离自然也太过遥远。这些对一个作家来说都是先天缺憾。”
但是她又已经在上海住习惯了，不愿意到别的地方去。“甚至我去任何地方，都会去寻找那里与上海的相似之处。这对我来说，真是一种矛盾的处境——我只能够用上海的材料来制造非上海的故事了。”其实在这勤奋的书写之中，上海早已化为她生命的一部分。她的上海，不同于张爱玲的流光溢彩跌宕起伏，平淡沉静的多，但是就像水流一样，表面的波澜不惊却裹挟着底部的暗涌，一如王安忆的为人。陈村形容她的一句话简直恰到好处：她就像一条走向河口的河，饱经世故，渐渐开阔、舒缓，始终宠辱不惊……
BLOOM：张爱玲在书写上海，你也在写上海，你们又都是女作家，所以大家谈到你的时候，似乎总会关联到张爱玲……
王安忆：很多人都有误读，把我说成是张爱玲的传人，其实我们的世界观并不相同。张爱玲对人生的解释太简单，就一句话，人生总是走下坡路的。我不这样，我比她乐观，不愿意把事情推到那么极端的地步，我希望自己能处身得舒服一点。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张爱玲是冷眼看世界，我是热眼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