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省”流产始末

“三峡省”，是建国后正式筹建，但最终又突然撤销的唯一的省份。如今，这个名词，和当年那个流产的省份一样，都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几乎己被彻底遗忘。

为安置移民，中央决定成立“三峡省”

1980年7月，邓小平在武汉东湖宾馆同中共中央总书记、副总理姚依林谈三峡问题时，对这一争论了半个世纪的工程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轻率否定三峡不好!”

1984年2月17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中南海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三峡工程。会议决定：工程准备上马，并确定1986年正式开工。会议同时决定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筹备组建“三峡特别行政区”和“三峡开发公司”。领导小组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担任组长，宋平、杜星垣、钱正英担任副组长。

27天后，《关于开展筹备三峡工程若干问题的报告》出炉，在报告中提出：“(移民问题)必须花大力气、大功夫妥善处理。可考虑建立三峡特区的建制，成立特区人民政府，直属国务院，享受省(市、区)一级政府待遇。”

报告还就“三峡特区”的行政区划范围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关于特区的管辖范围，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小一点，由宜昌市开始到涪陵市的沿长江两岸水库淹没区的县市都进来，由特区政府统一管理将来的移民事宜和工农业生产。另一个是特区的范围划得再大一点，把一些比较富庶的地区划进来，使特区经济上有比较大的回旋余地。国家计委有的同志不同意建立行政特区，建议只成立移民局，移民工作由四川和湖北两省分别负责。这个方案的好处是移民局任务单一，责任明确，缺点是移民局权威性不够，难以解决两省之间的关系，移民局和地方政府之间可能发生难以克服的矛盾。”

随后，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有人对“三峡特区”名称提出了异议，认为“三峡特区”与“深圳特区”、“珠海特区”、“海南特区”等沿海经济特区的性质不一样，把“三峡”冠以“特区”的名称，容易造成混淆。考虑到作为省一级建制，只有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最后，中央决定将“三峡特区”定名为“三峡省”。

山区之穷苦震惊中央

1985年2月8日，备受海内外关注的“三峡省筹备组”宣告成立。

“三峡省筹备组”当时负有五大任务，包括研究制定建省后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组建省级领导班子以及与相关部门的协调工作。而重中之重，则是制定移民安置计划和做好安置移民试点工作。

中央还决定，“三峡省”的“省会”定在湖北宜昌市。

从国家测绘局绘制的《三峡省略图》中可以看到，“三峡省”行政区划范围为“三地一市”和30个县(市)，它们是：四川涪陵地区(现为重庆市)的涪陵市、南川、垫江、丰都、武隆县、秀山、酉阳、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四川万县地区(现为重庆万州区)的万县市、万县、开县、梁平、忠县、云阳、奉节、巫山、巫溪、城口；湖北宜昌地区(现为宜昌市)的宜昌、宜都、枝江、当阳、远安、兴山、秭归、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湖北宜昌市(已与宜昌地区合并为宜昌市)；湖北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巴东县。

“三峡省”幅员总面积为84093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908万亩，总人口为176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高达1583万人。1984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89.82亿元，人均511元，比全国同期人均1026元低50.2％，名列第28位，仅仅高于贵州和。

也就是说，“三峡省”不但是一个“小省”，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窝省”。

后来出任“三峡省筹备组”组长的李伯宁，一开始并不愿意接过这一重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考虑到“三峡省”所辖30个县(市)，绝大多数都是中央和省里有名的贫困县(市)。

“三峡省”设立的初衷，即是为了安置上百万的库区移民。库区内移民的生活状况，自然也就成了“三峡省筹备组”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上任不久，李伯宁就组织拍摄了一部真实反映三峡地区人民贫病交加情景的电视片《穷山在呼吁》。

据李伯宁回忆，当时的“三峡省”，尚有500万～600万人口未能解决温饱，甚至连水都喝不上，还有地方病，一个慢性氟中毒就达80余万人，轻者满口牙齿脱落，关节僵直，腰弯背驼，丧失劳力；重者卧床不起，终身残废，生活不能自理。

但纪录片在“三峡省筹备组”内部试映的时候就遭遇了质疑，认为是在“给当前农村的大好形势抹黑”。李伯宁把片子带回北京，被国务院一位副秘书长拒之门外，理由是：“这样的片子，不能给国务院领导看，不久前安徽送了一部反映山区贫困情况的电视片，就受到了批评。你这部片子比安徽那部严重得多，领导看了你非挨批不可。”

在李伯宁的努力下，电视片最后在1985年中央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引起了轰动。出席会议的各省省委书记、省长都被集体组织观看，80余盘拷贝则被送到了中央领导人和一批部长们的案头。国家副主席王震观后震惊不已，掩面而泣；叹道：“建国36年了，想不到这个地方还是这么贫穷!”

“三峡省”成立前夕被撤销

在李伯宁和“三峡筹备小组”的努力下，机构已设立、领导已到位、资金也有了着落，“三峡省”的雏形已基本形成。但风向陡变，“三峡省”能否顺产突然成了一个未知数。

第一个变数是重庆市向中央提出把蓄水位提升至180米，理由是在现有150米蓄水位上，万吨轮船开不到重庆。1985年1月23日，邓小平在与国务院领导谈论经济问题时，明确表态：“万吨轮开不到重庆，这不能解决问题。”这也就意味着，“三峡省”所需解决安置的移民数，陡增了70余万。对贫穷的“三峡省”来说，无疑是难以承受之重。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自重庆提出“180米蓄水位方案”后，围绕着水库蓄水高度的论证和争论就一直持续不休。

1985年春，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一批政协委员出于对中华民族、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对三峡工程提出了反对意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会简报组4月2日编印的第38期《快报》，反映了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孙越崎对三峡工程的许多看法和意见。

三峡工程是否可行，立刻成了海内外舆论的焦点。1986年3月31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博朝枢先生时作了谨慎表态：“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人民，对于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绝不会草率行事的。”

撤销“三峡省”的消息，对李伯宁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在向中央三峡考察团做工作汇报时，他着重谈了自己的意见：“从工作考虑，从这个地区的开发、解决温饱问题考虑，及早建省还是很有必要的。”

1986年5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将三峡省筹备组改建为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三经办)的通知》，“三峡省筹备组”撤销，大部分人员“从哪里来仍回哪里去”。李伯宁被委任为“三经办”主任，负责指导和协助川鄂两省进行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和三峡库区移民试点工作。“三峡省”正式宣告流产。

对于“三峡省”被撤销的原因，在《三峡日记》里有一段论述，应该说客观反映了当时高层的真实想法。原文如下：“由于论证还要两年时间，三峡省不宜建，筹备组也不能成为行政实体，施工准备也不能进行。因为这样做对工程本身只有小利，但对三峡项目顺利完成论证有大害。”(1986年4月27日日记)

在前一天的日记里，也有类似的论述：“看来，我最担心的事，即搞不搞三峡省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现在搞三峡省，对人大、政协都交代不过去，对上三峡工程反而不利。撤销三峡省筹备组一事，应由中央发一个文件。”“我们商定，就是下决心上三峡工程，也不一定要搞三峡省。”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此时距离1984年决定筹备三峡工程已经整整过去了10年。早在这年秋天，中央就成立了特别调查小组，专门负责论证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可能性，为避免“三峡省事件”再次发生，此次调研完全秘密进行。

今天的重庆市，区划上隐约还能窥见当年“三峡省”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