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内篇》中州三地称谓考析

时间:2022-05-16 12:15:52

摘要:《庄子・内篇》涉及三个不见于史册的中州地名,即曲辕、殷阳和蓼水。经考析,这三个地理称谓并非完全是作者的虚拟,它们的原型分别是方城山的直辕、河南中部的古水和湖北北部的古水。这些地点在先秦时期都颇为著名,是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庄子》作者把它们作为地理背景设置在寓言故事中,却又对其原有名称进行了改造,具有亦真亦幻的朦胧效应,同时巧妙地将得道圣地的属蔽在地理称谓中。由于作者的匠心设计,使哲学理念、文本表达与美学追求完美统一,从而使战国时代学者较强的文学自觉意识展现出来。

关键词:庄子内篇;中州地名;原型考证;文学效应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5―0147―05

上古时代,夏王朝创始人大禹随山刊木,划定九州。豫州因位于九州的中央,故又称中州。据《尚书・禹贡》记载:“荆河惟豫州。”《吕氏春秋》又说:“河汉之间为豫州。”说明中州南界是荆山、汉水,北界是黄河,即今天河南省黄河以南、湖北省北部、山东省西南隅和安徽省西北部。

庄子故里宋地,在今天河南商丘一带,这已成为当下学者的共识。宋地正处于中州境内,因此《庄子》中反复出现与中州地域密切相关的事象,其中《内篇》就有多处。例如:《逍遥游》中“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的寓言、“宋人有为不龟手之药”的寓言,《人间世》中“南伯子綦游商丘见大木”和“宋荆氏植楸柏桑”的寓言,都是以宋国为背景。《逍遥游》中“魏王贻我大瓠之种”中的“魏王”、《养生主》篇“庖丁为文惠君解牛”中的“文惠君”、“公文轩见右师”中的“公文轩”,都是宋国人。此外,《人间世》中“颜回将之卫”、“颜阖将傅卫太子”、“卫有恶人哀骀它”和“支离无说卫灵公”四则寓言,是以卫国为背景;《人间世》中“申徒嘉与郑子产同师伯昏无人”和《应帝王》篇“壶子应对神巫季咸”两则寓言,是以郑国为背景。卫国是殷商故地,卫都朝歌在今河南省淇县,郑国都城新郑即今天河南的新郑县,都属于中州范围。上述这些与中州相关的事象,在《庄子・内篇》中很容易被识别,有的甚至一目了然。但是,《内篇》中有些与中州相关的地名,不是以原有的名称出现,而是经过了《庄子》作者的改造,变得虚实难辨。比如,《人间世》中出现的曲辕、《应帝王》篇提到的殷阳、蓼水,就属于这类地理名称,它们亦真亦幻,显得扑朔迷离。对这些地名加以考证、辨析,不仅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对《庄子・内篇》进行历史还原,还有利于进一步揭示相关寓言的生成机制和风格特征。

一、曲辕

关于曲辕,《庄子・人间世》有这样的表述:

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数千牛,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

成玄英疏曰:“祀封土曰社。”①社,即土地庙。匠石所见的栎社树,是一棵生长在土地庙中的大栎树。

作者借助匠石与弟子讨论栎树奇大无比缘由的对话,阐述了全生于世的秘诀。文章简短的几句话,从树冠之大、树干之粗、树身之高三个维度刻画了栎树的奇异:树冠能为数千头牛遮荫,树干粗达百围(约十丈),树干高过山顶的部分就有十仞(约十八米),再算上山体,全树高度可想而知,就连树冠的分枝,能造木舟的都有几十枝。如此神奇之树,其生长之地也一定神奇,《庄子》作者把这个地方称为曲辕。

关于曲辕,陆德明《经典释文》引用司马彪的注:“曲辕,曲道也。”也就是说,曲辕指弯曲的道路。唐代成玄英疏曰:“曲辕,地名也。其道屈曲,犹如嵩山西有辕之道,即斯类也。”②成氏认为曲辕是地名,那里的道路呈屈曲之貌。这和司马彪的解释有一致之处,而成氏又以现实中的辕之道作比照。成氏所说的辕,指的是关口名,在嵩山西麓,即今天河南偃师东南,那里道路异常险要。成氏认为曲辕就是这类险关的名称,但关于曲辕的具体地域,他却没有说出。

自成玄英之后,注释《庄子》的学者基本都把曲辕理解为地名,只是在认定这一地名的真实性上存在分歧。陆永品先生称:“曲辕,虚构的地名。”③是说曲辕不是实有之地,只是《庄子》的虚构。而曹础基先生却说:“曲辕,地名。”④即认为曲辕是实有其地。

《庄子・人间世》在叙述“匠石之齐”的过程时提及曲辕,因此如果把匠石所属的地域确定下来,曲辕的具体方位也就有线索可寻了。成玄英疏中写道:

匠是工人之通称,石乃巧者之私名。其人自鲁适齐,途经曲道,兹异木,拥肿不材。欲明处涉人间,必须以无用为用也。⑤

成玄英断定匠石是由鲁国前往齐国,途中经过曲辕,见到这棵巨树。照此说法,曲辕位于齐鲁之间。可是,匠石是否居于鲁地,史书没有任何记载,成玄英的说法无法得到落实。成玄英把匠石说成鲁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能工巧匠公输班是鲁人,又称鲁班。

关于匠石,《庄子・徐无鬼》也提到他: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这则寓言中的匠石斫垩故事,是以楚国郢都为背景。宣颖称:“钟期死,伯牙不复弹。郢人死,匠石不复斫。”⑥匠石和郢人是一对默契合作的伙伴,匠石居住在郢地,至少是楚国人。文中又提到宋元君召匠石之事。宋元君即宋元王,约公元前299年为宋国之君。宋元君召匠石,当是把楚人召到宋国。从《徐无鬼》篇的记载可以推断,匠石是楚国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工匠,他的技艺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有关他的传说应当流播很广,以至《庄子》一书两处提到他。这样看来,《庄子・人间世》所说的“匠石之齐”的传说,很可能发生在这位巧匠从楚国到齐国的途中。齐、楚作为春秋时期的两个大诸侯国,文化交流、人员往来不会太少。《庄子・人间世》是以春秋时期的政治版图为基础,匠石前往齐国,途经曲辕见到大树而论道的寓言,就是在此基础上被创造出来的。《人间世》的另一则寓言“叶公子高将使于齐”,同样是以春秋时期齐、楚两国的交往为题材,可以与匠石之齐寓言相互印证。

春秋及战国前期楚国的郢都在今湖北江陵,楚国的北部屏障是方城山,楚国与中原的人员往来,一般来说都要取道方城山。《左传・僖公四年》记载,楚国大臣屈完面对齐桓公率领的伐楚联军,不卑不亢地陈辞应对,警告对方:“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关于方城山,姚鼐《补注》曰:“楚所指方城,据地甚远,居淮之南,江、汉之北,西桐柏,东越光、黄,止是一山,其间通南北道之大者,惟有羲阳三关,故定四年《传》之城口。”⑦姚鼐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据《水经注》“水”条目的注解,方城南北绵绵数百里,又叫长城或长山。传说南阳叶邑方城西的黄城山,是长沮、桀溺耦耕之所。由此可知,今天的桐柏山、大别山,楚国统称方城。方城是楚国的北方屏障,其间有南北交通要道,那里地形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左传・定公四年》这样写道:

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子淮,自豫章与楚夹汉。左司马戌谓子常曰:“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

鲁定公四年,吴国进犯楚国。楚将左司马戌计划先率领方城山以外的军队毁坏吴军停泊在淮河弯曲处的舟船,然后封锁方城山的三个险关,即大隧、直辕、冥,以使吴军进退无据,陷于困境。对于他提到的三个关口,杨伯峻先生有如下解释:

今豫鄂交界三关,东为九奎关,即古之大隧;中为武胜关,即直辕;西有平靖关,即冥。冥有大小石门凿山通道,极为险隘。冥亦名黾塞。⑧

方城山有三个主要关口,居中间者为直辕,与《庄子・人间世》提到的曲辕表现出一定的关联。二者都以辕命名,但有曲直之别。如前所述,匠石是楚人,他要前往齐地,方城山是必经之路,庄子所说的曲辕,其原型当是方城山的直辕,即武胜关。方城山的直辕作为关隘,两边山势险峻。《人间世》中没有对曲辕的地形加以描述,然而根据奇大无比的栎社树推断,那里绝非平常之地。栎社树“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说明栎社树临山而生,而且山势很高。方城山的关口称为直辕,匠石由楚之齐必须经过方城山;他途经的生长栎社树的曲辕,当是以方城山的直辕为原型而创造的特殊地标,具有典型意义。

直辕和曲辕,只有一字之差,看似含义相反,实则意蕴相通。辕,本指车辕。先秦时期的车均为独辕,一根曲木由车身中央伸向前方,是车身前进的关键所在。先秦时期的车辕是屈曲之形,因此,对于曲折险要的关口,其名称往往有辕字。《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记载,晋国栾盈流亡到洛阳被劫掠,向周王朝进行申诉。于是,周灵王下令:“时司徒禁掠栾氏者,归所取焉,使候出请辕。”杨伯峻先生注:“辕,山名,在今河南登封西北三十里,又跨巩县西南,险道也。”⑨辕是中岳嵩山的关口名,那里山路险阻,凡十二曲,循环往复,故称辕,两字均表曲折之义。辕,有时还泛指险要的道路。《管子・地图》篇写道:“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这里的辕,指形同车辕般弯曲的险要之处。这样看来,方城山的险关以辕命名,是突出其在交通上的关键作用。或称曲辕,或称直辕,与道路的形貌有关,也透视出道家的某些理念。

通过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庄子・人间世》中出现的曲辕之地,其现实原型是方城山的险关直辕,那里是匠石由楚入齐的必经关口。庄子是楚人,应当熟知方城山的关口名称,可是,他在选择这个地理原型时却变换了称谓,变直辕为曲辕,采用亦实亦虚的恍惚笔法,使后人难以追寻曲辕的地理方位。不过,他还是留下一丝线索,地名仍有辕字,再加上《徐无鬼》篇透露的匠石为楚人的信息,使得曲辕之谜得以破解。

二、殷阳、蓼水

殷阳、蓼水之名同时见于《应帝王》,篇中写道:

天根游于殷阳,至蓼水之上,适遭无名人而问焉,曰:“请问为天下?”

对于殷阳和蓼水,古代的解释出现虚和实两派。陆德明《经典释文》引了如下古注:

李云:“殷,山名。阳,山之阳。”崔云:“殷阳,地名。……。蓼水,音了。”李云:“水名也。”⑩

陆德明所引晋人李颐和崔的注,都把殷阳、蓼水视为实有之地。对于殷阳,一曰山名,一曰地名;对于蓼水,都认为是水名,但他们并没有出示具体地域。成玄英疏基本是沿袭古注,他写道:“殷阳,殷山之阳。蓼水,在赵国境内。”和晋人古注相比,成玄英把蓼水所处的方位说得较为具体,认为是在赵地。到了北宋的吕惠卿,则对殷阳和蓼水从玄学角度作出了解释:

殷阳,则阳之盛而明者也,蓼水之上,则物之辛而滨于沉溺者也。有天之根而游乎殷阳,则非立乎不测也,此其所以集于蓼而滨于沉溺也。

在吕惠卿看来,殷阳、蓼水都是《庄子》中的虚拟地名,分别暗指阳盛和令人沉溺之地。古代解《庄子》的虚实两派,都没有真正指出殷阳、蓼水所处的确切方位。根据古人的认识习惯,山之南、水之北为阳。殷阳,可能是殷山之南,也可能是殷水之北。因此,从相关的山水名称入手加以考察,或许能找出解决问题的线索。

检索古代的典籍,找不到殷山或殷水之名,然而,察看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册战国分册,阳和水之名是存在的。水,则是历史上实有的河水名。根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水是颍水的源头河流之一。该书“水出强县南泽中,东入颖”条目下注解道:

水出颍川阳城县少室山,东流注于颍水。而乱流东南,迳临颖县西北,小水出焉。东迳临颖县故城北。水又东迳阳城北,又东迳强县故城南。……余按阳城在水南,然则此城正应为阴城而有阳之名者,明在南,犹有水,故此城以阳为名矣。

对照《水经注》可知,水,一作氵隐,水。水源即今河南登封颍水三源的中源,颍水东至临颍县西别出为大水、小水。大水合汝水以上河段久已干涸,别汝东出一段即今沙河。小水在大水之北,东流至郾城东入大水,久湮。郦道元根据阳城这个名称,推测出水的分叉与断流情况,对水注入颍水的详细地貌特征进行了解析。水又称水,《庄子・应帝王》篇所说的殷阳,指的当是水之北的阳城。据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册战国分册,阳在今天河南省漯河东北方向约二十公里处,南有水,春秋时期,该地与蔡国相邻。《应帝王》中提到的殷阳,当是以水之北的阳城为原型。,殷读音相同,水有时又作水。因此可知,《应帝王》中的殷阳,并不是作者的杜撰,而是实有其地,其地理背景当是蔡国附近的水流域。

《应帝王》中提到的另一处地域蓼水,与《水经注》中的水不无关联:

水北出大义山,南至厉乡西,赐水入焉。水源东出大紫山,分为二水,一水西迳厉乡南,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传,云是神农所生处也,故《礼》谓之烈山氏。水北有九井,子书所谓神农既诞,九井自穿,谓斯水也。又言汲一井则众水动。井今堙塞,遗迹仿佛存焉。亦云赖乡,故赖国也,有神农社。赐水西南流入于,即厉水也,赐、厉声相近,宜为厉水矣。一水出义乡西,南入,又注。水又南迳随县,注安陆也。

水发源于今河南、湖北交界桐柏山,流经今湖北的随州、安陆,注入水。、蓼读音相近,《应帝王》所说的蓼水,指的就是水。水支流赐水流域的厉山,相传是神农氏的发祥地,也是春秋时期赖国所在地。与之相关的传说和历史事件,成为《应帝王》作者表达人生态度的潜话语。

综上所述,《应帝王》篇所说的“天根游于殷阳,至蓼水之上”的问道历程,其中的殷阳,指今河南漯河一带的古水北岸的阳,蓼水则指今湖北北部的古水流域。天根是从北向南游历,先到水之阳,然后南下到水,两地南北相对,距离二百公里左右。天根和无名人这两个角色是虚拟的,但两个角色活动空间在古代上却是实有其地、实有其水,指的是从今天河南中部到湖北北部的古水、古水流域。从各方面情况进行考察,《庄子》作者对于上述与中州相关的地域应是很熟悉的,因此把它们作为寓言故事的活动场所加以设置,用以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

三、地理称谓中的思想蕴涵

通过上面的考证与分析可以发现,《庄子》寓言故事的发生地点,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而这些文化背景作为潜话语,又与它所阐述的哲学理念密切关联。把曲辕、殷阳、蓼水三个地理名称与它们的原型称谓进行比照,可以触及到《庄子》作者独运的匠心。

(一)地名原型背景所体现的道家理念

曲辕与直辕:曲直齐一的齐物观念。《人间世》改直辕为曲辕,曲直相对,却相反相成,暗含了《庄子》“道通为一”的齐物观念。《庄子・齐物论》反复强调:“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怪,道通为一。”也就是说,世间所有对立的概念,大小、寿夭、是非、曲直等等,都不必强行区分。“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从道的高度看,都只是“滑疑之耀”,就像扰乱人们视觉的光芒。

直辕、曲辕,只是观察视角不同。从道路的微观形态看,崎岖曲折,与古车辕的弯曲形貌相似,故称曲辕;从道路的总体指向看,关隘避免了绕道曲行,使道路得以向前直行,因而又可称为直辕。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超越事物本身去认识事物,在《庄子》看来,就是得道。《人间世》称匠石所经之地为曲辕,是对现实地名直辕的改造,也是有意混淆曲直的界限,从而使这个看似虚幻的地名,成为“道通为一”理念的载体。

水地貌:若隐若现的道性表征。根据《水经注》记载,强县南是一片沼泽地,水在那里支流众多,形成乱流漫延之势,河流的主干,或潜入地下,形成断流;或汇入其他水流,自身消失;但一定条件下,又分离出来,现于地表。对此,郦道元《水经注》有详细的描述:

颖水之南有二渎,其南渎东南流,历临颖亭西,东南入汾水,今无水也,疑是水之故渎矣。汝水于奇雒城西别东脉,时人谓之大水。东北流,枝渎右出,世之谓死汝也。别汝又东北迳召陵城北,练沟出焉。别汝又东,汾沟出焉。别汝又东迳征羌城北,水南有汾陂,俗音。汾水自别汝东注而为此陂,水积征羌城北四十五里,方三十里许。渎左合小水,水上承狼陂,南流名曰巩水。青陵陂水自陂东注之,东又谓之小水,而南流注于大水。大水取称,藉沿注而总受其目也。又东迳西华县故城南,又东迳汝阳县故城北,东注于颖水。

水在这片沼泽中,地貌形态异常复杂,河流称谓变化多端,除了大、小水外,还有死汝、练沟、汾沟、汾陂等名称。水流这种变化无常、时隐时现的地表形态,恰恰是道家对大道属性的描述。《庄子・大宗师》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庄子・天下》篇有:“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老子》第二十一章曰:“道之为物,唯恍唯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应帝王》中天根游乎殷阳,目的是问道,而水这种恍恍惚惚、若隐若现的地貌形态,它就是得道之地的象征。

在()水流域,不仅水系形态与大道契合,在当地还有许多与得道之人相关的传说。善卷、许由、卞随,都是传说中因不受天下而逃隐的得道之人,为道家所推崇。这些人在此留下的踪迹,使水更具备了作为得道圣地的条件。

蓼水与厉山:得家之人的栖息之所。郦道元提到水支脉赐水流域是神农的发祥地,又称神农为烈山氏。《国语・鲁语下》写道:“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百蔬。”韦昭注:“烈山氏,炎帝之号也,起于烈山。《礼・祭法》以烈山为厉山也。”炎帝,又称神农,又称烈山氏,传说其子名柱,是种植庄稼蔬菜的能手,死后被封为五谷之神,享受祭祀。炎帝神农氏是先秦历史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他的发祥地就在水流域。而《庄子》中提到神农的篇目有七篇,都是把他作为至德之世得道之人来看待。

水流域还是春秋时期赖国所在地。《左传・桓公十三年》记载,楚武王令屈瑕伐罗,后来又担心屈瑕将要战败,“楚子使赖人追之,不及。”令赖人追回屈瑕而没有追上。杨伯峻先生注解道:“赖,国名,今湖北随县东北有厉山店,当即其地。”赖国位于厉山氏遗址,赖、厉古音相通,二字可以通用。由此看来,赖国君主当是烈山氏后裔,出自炎帝神农氏,是水流域的土著居民。依《左传》记载,许国、赖国,都是炎帝的后裔。天根到蓼水问道,恐怕与这些传说不无关系。

(二)地名改造所昭示的美学理念

方城山的直辕关、水之阳和水,这三个客观存在的地域,由于它们独特的地貌特征和文化底蕴,被《庄子》作者选为背景地点,设置在寓言故事中。但文章作者并不是原封不动地出示固有地名,而是作了调整,曲辕变为直辕,水之阳变为殷阳,水变为蓼水。这样一来,就使得上述地名变得亦虚亦实,难以分辨。

方城山的直辕关以险要著称,呈现的是曲折回环之状。然而,《人间世》篇的曲辕虽然以直辕关为原型,却没有渲染山势关口的险要,而是极力铺陈栎社树的高大及无用,山势道路的险要为栎社树的巨大和奇异所取代,高山只是作为衬托而出现,并且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对于栎社树的浓墨重彩的描写,使得直辕关的地理背景被遮蔽,很难被人发现。

《应帝王》的寓言是天根巧遇无名人,他们相遇的地点的殷阳和蓼水之上。这两个经过庄子改造的地名变得亦虚亦实,同样使人不易联想到作为它们历史原型的水和水。无名人作为体悟道性的角色出现,向天根传道。把他们相遇地点设置在虚实参半的空间地域,亦与道的恍惚窈冥的属性相一致,为作品染上奇异色彩。通过对上述三个地点称谓的改造,《庄子》文章蕴藉、含蓄、朦胧、恢诡的风格便彰显出来,同时,也透视出先秦时期的学者积极运用文学手段传播思想的自觉意识。

注释

①②⑤⑩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4年,第170、170、170、292页。

③陆永品:《庄子通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63页。

④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2002年,第63页。⑥宣颖撰、曹础基校点:《南华经解》,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0页。

⑦⑧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292、1543、1062页。

[11]吕惠卿撰、汤君集校:《庄子义集校》,中华书局,2009年,第156―157页。

[12][13][14]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第731、745、731页。

[15]《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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