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的金融业改革

“十一五”期间，中国金融业成功经受住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整体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十二五”期间，为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成果，促进金融业改革开放和健康发展，新的五年《规划》主要体现了三大平衡。

加强监管与鼓励创新的平衡：强化宏观审慎监管以防范系统性风险，同时积极稳妥地开展金融创新

《规划》提出，“建立健全金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但同时“推动发展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这充分体现了加强监管与鼓励创新之间的平衡，是在辩证看待金融危机与金融创新关系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实际作出的合理选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成为国际金融改革的重点之一。宏观审慎政策是指从宏观的、逆周期的视角采取措施，防范由金融体系顺周期波动和跨部门传染导致的系统性风险，维护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宏观审慎管理是与微观审慎监管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微观审慎监管更关注个体金融机构的安全与稳定，宏观审慎管理则更关注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根据《规划》相关内容，下一阶段，我国将在借鉴国际金融危机教训和国际有效做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进一步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建立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协调配合、互为补充的体制机制，保持金融体系稳健，增强金融持续支持经济发展的能力。

在强化金融监管特别是宏观审慎管理的同时，《规划》也体现了对银行综合化经营、金融衍生品等金融创新的鼓励。众所周知，背离实体经济需要和不受监管限制的金融创新，是触发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自危机爆发以来，各界普遍认识到：过度的金融创新将酝酿金融泡沫，因此应通过加强监管来防止过度创新带来的潜在风险。从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的签署到巴塞尔协议Ⅲ的正式出炉，从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出现重大变化到中国监管部门部署实施新的监管标准，都使全球金融监管的改革指向一个目标——强化监管，尤其是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但是，从我国金融市场的现实情况来看，金融创新程度不但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小的差距，也明显滞后于实体经济的需求，我们的问题不在于创新过度，而在于创新不足。这种创新不足带来的风险既体现在宏观金融体系层面，也体现在中观银行业以及微观金融机构层面。从宏观金融体系层面来看，金融市场发展不足、创新程度不够，导致的一个突出后果就是金融结构的显著失衡，也就是直接融资占比偏低、间接融资占比过高的问题长期以来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从中观行业层面来讲，在资本监管全面加强的大趋势下，金融创新滞后导致“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连接通道”不能及时打通，将使银行业面临流动性风险以及补充资本缺口的双重压力。从微观机构层面来看，综合经营程度低、业务创新空间狭窄使银行面临经营“同质化”带来的战略风险。研究表明，在国际大银行通常经营的22项综合性业务中，国内银行已经开办的只有10项，相对于国际银行业综合经营的发展程度，相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需求，我国商业银行的综合经营程度偏低、新兴业务领域的开拓明显不足。

《规划》中对金融创新的鼓励推动，则分别对应着上述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从宏观层次看，“鼓励创新，加快建设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并提出直接融资占比提高至15%；从中观层次来看，提出“稳步推进资产证券化”、“稳步发展场外信用衍生品市场”；从微观层次来看，引导有条件的金融机构“积极稳妥开展综合经营试点，提高金融服务能力与水平”。

长期战略与中期目标的平衡：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同时注重夯实基础、循序渐进

人民币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扩大了跨境使用，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GDP在全球的占比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1.7%上升到目前的超过10%，中国进出口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占比从1.1%上升到现在的9.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占全球跨国投资的比重也从1991年的0.5%上升到目前的5.7%。另一方面也是来自国际社会的需求日益提升。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元的地位和作用面临广泛的质疑，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需要从单极走向多极，除美元之外的其他主要货币地位，需要得到全面提高。这直接形成了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推动力。

中国利用经济高速增长和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时间窗口，积极推动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不会产生突变，人民币国际化也不会一蹴而就，而是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人民币跨境使用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初级阶段，人民币国际化是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最终目标。总的来看，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与中国经济的世界地位仍不相匹配，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较低。例如，在全球贸易结算中，人民币跨境结算的比重仅占到0.58%。在全球外汇交易中，人民币占比仅为0.9%。人民币货币互换占全球储备总量的比重仅为1.9%。因此，在《规划》中未提及“人民币国际化”，而是强调“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这既体现了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的清醒认识，也体现出监管层更着眼于中期可操作目标的务实态度。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规划、循序渐进，而纳入《规划》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汇率机制改革等相关领域的改革和突破均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前提条件。就人民币跨境使用本身而言，除了继续做好跨境结算、完善回流渠道、加强风险防范等应有之义外，《规划》中新的看点包括“逐步开展个人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继续推动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即重启“熊猫债”），“探索建立人民币对外债权债务管理框架”等。

在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消退、双向波动幅度加大的背景下，人民币跨境使用要取得进一步突破，关键是从两方面入手培养人民币国际化的实际需求：一是在转变增长方式中继续拓展国内需求。积极推动企业、个人及金融机构“走出去”，以“产能输出”辅助“产品输出”，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从“贸易项下输出、资本项下回流”的模式转换到“资本项下输出、贸易项下回流”的模式。二是在对外合作中培育国际需求。首先，通过推动建立多种形式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可以推动人民币在全球范围的需求和使用。继香港之后，还可以在新加坡、东京、伦敦等世界金融中心逐步建立离岸人民币市场。其次，要积极扩大人民币在主要经贸伙伴国家的使用，推动人民币与非美货币的直接交易，推动中国与相关国家大宗能源商品的结算本币化。

参与竞争与加强合作的平衡：推动金融机构“走出去”以提升国际金融竞争力，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以谋求国际规则话语权

《规划》提出，“完善金融机构’走出去’相关制度，引导金融机构采取行之有效的海外发展战略，加强国际型人才储备，逐步发展我国大型跨国金融机构”。我国实体经济“走出去”及一批跨国公司的产生，既为中国金融业的崛起提供了可能，也对进一步增强中国金融竞争力提出了客观要求。银行业国际化程度的高低和国际竞争力的强弱是体现一国金融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因此，为顺应我国经济金融改革开放的大趋势，全面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有必要尽快构建与国家综合实力相适应、相匹配、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跨国银行体系。近年来，随着整体实力显著增强，中国银行业在世界银行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也不断提升。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2012年最新的全球千家银行排名，工行、建行、中行、农行四家大型国有银行全部跻身全球银行业一级资本排名前十位，并且工行、建行、中行位列全球银行业税前利润前三甲。在整体实力显著提升的同时，中资银行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宝贵窗口机遇期，加快国际化拓展步伐。目前，中资银行的海外机构总数已经达到了1000多家。但无论是从资产及收益来源的全球多元化程度来看，还是从海外分支机构总数来看，中资银行仍与国际化大银行存在明显差距。因此，继续提升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经营水平，对于增强金融服务能力以及提高我国的国际金融竞争力而言意义重大。

《规划》提出“加强国际和区域金融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进一步明确了对外金融的相关战略。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经济格局面临深刻变化，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组织的改革已是人心所向和大势所趋。中国作为影响力日益提升的新兴市场大国，是推动世界经济多极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我们在继续熟悉和运用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的同时，须更加注重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进一步增强话语权和国际规则制定权。应当强调的一点是，当今全球经济金融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利共赢是合作的前提与基础，因此，我们在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同时，既要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要考虑对方的利益关切点，打破“大国对抗”及零和游戏的传统思维，寻求本国利益与国际利益的平衡点，通过深化多边、双边的对话与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