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在美国

记得当年指挥大师曹鹏先生在排练间隙跟我们聊天，说起他想在中国考驾照（那时候他已经80高龄了），结果因为年纪太大没让考，特地跑去美国考了一个国际驾照回来在国内开车。曹鹏先生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认识的绝大多数中国老人在这样的年纪可能根本不会去想考驾照，而在美国，八九十岁的老头老太自己开车买菜、独立生活的比比皆是。在老年人的心态以及社会对老年人的态度上，中美两国有显著差别。

数年前，我有幸成为中学交换生第一次飞往美国的时候，一路上都在忐忑不安地猜测接待家庭会是什么样子。当我辗转抵达威斯康辛，刚出机场，还没来得及看清房东妈妈的长相，就被她以一个热情给力的拥抱给“笼罩”了。当时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身材高大、心宽体胖的德裔妇女马上就到60岁了，她是我接触的第一个美国老人。

在崇尚个体独立的美国，人们生了小孩大都是自己带的，如果上班或出门办事，会找幼管员（baby-sitter）来照看，很少麻烦老人。然而房东妈妈算是一个特别顾家的“异类”，照看3岁的外孙是她的乐事，有时甚至好几个外孙、外孙女一起照顾。她家因此也特别热闹，尤其到了圣诞节，大家欢聚一堂，其乐融融，颇有点中国过年的味道。

房东爸爸的80多岁的母亲也在同一个小镇，却喜欢一个人自己住。偶尔她会开着车来玩，看看儿孙，聊聊家常，吃完饭又一个人优哉游哉地开车回去。美国人不讲究“尊老”，聚在一起的时候，孙辈们也会时不时地开开老太太的玩笑，什么“你今天打扮得真漂亮！”“今天的菜真不错，你吃得肚子都圆了！”老太太也会逗趣地回击，并不觉得受了冒犯。

上到联邦政府的政策，下到地方工程的建造，各种各样的公共议题也都是美国老人关注的焦点。去年奥巴马和麦凯恩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我的房东家庭成员内部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趣的是，尽管麦凯恩年纪很大而奥巴马相对年轻，家里的几个老人却都是支持奥巴马的，反倒几个年轻人力挺麦凯恩。一旦有了这样的讨论，年龄就不再有任何意义，有的时候大家会争得面红耳赤，但辩论结束之后，大家还是会欢声笑语地围坐在一起吃饭。

美国的老年人有着超乎想象的独立意识。房东妈妈第一次带我去见她93岁的阿姨的时候，老太太精神抖擞地出来给我们开门，又是端茶倒水又是搬凳子给我坐。受宠若惊的我赶紧过去接手，房东妈妈拦住我说：“没事，她没问题的。”后来才知道，原来家务活（包括拆装窗帘这样的事情）老太太基本上都自己做，独立生活完全没问题。

这种在中国人看来有点“残酷”的独立意识，其实也有它的好处。每个老人都可以保持年轻的心态，不会因为自己年纪大了而感到悲哀痛苦，他们打心底里觉得自己和别人没什么不一样，也许仅仅是生理状态上有细小的差别罢了。老人们希望所有他们能做的事情都自己做，年龄大并不意味着需要人照顾。但平等并不代表不尊重，美国的公交车上照样有年轻人给老人让座，这种让座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年纪大，残疾人、孕妇或是任何有需要的乘客（比如你拎着大包大包的东西），都会有人给你让座。

我搬到华盛顿之后，住在一位80多岁的华裔老太太家里。老太太每天早上都会去游泳，很难想象中国80多岁的老太太天天去游泳的，但这在美国很常见。对美国老人来说，退休了之后有的是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何不好好地利用呢？所以，老太太的日程安排有时候比我都满。平时一有什么社会活动（游行也好论坛也好），她都会开着车去参加，还时不时地组织些带有浓厚中国文化意味的聚会：“书友会”“郑和协会”“艺术沙龙”，等等，忙得不亦乐乎。在华盛顿，很多华裔老人都相当有涵养，因此参加他们的活动，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提高。

年纪大并不意味着顽固不化，美国老年人的“与时俱进”也让我特别感慨。八九十岁的老人用电脑和智能手机的不在少数。我们推算一下，电脑、智能手机的推广也就二三十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他们是在六七十岁之后才开始接触这些东西，但依然能熟练掌握，哪怕暂时不会，也会请身边的人手把手教他们，帮着建个facebook什么的，绝对不会对新的事物抱有成见。

来到波士顿之后，我每周都去学校附近的一个养老院，和一群老头老太太进行公共讨论。这种公民讨论会在美国是比较常见的，很多政策的出台除了需要专家意见外，也少不了公民的意见建议，整个过程十分严谨。比如我参与的这个互动基金会的讨论，就分为制作讨论报告和组织公民讨论两个部分。制作报告由两个不同的组 ——专家组和公民组——组成。专家组里绝大多数都是某个领域的权威，或是政府高官、学界大佬，抑或是一生都在基层第一线工作、经验丰富的人；而公民组只要是任何感兴趣的人（包括像我这样的“国际公民”）都可以参加。专家组与公民组分别独立地进行讨论，每个月至少保证5个小时，连续讨论一年半的时间，做出很多针对某个议题的可行性方案。在一年半之后，两个组第一次见面，分享各自的成果，再将其整理成一本完整的讨论报告，供公民讨论。

老人们虽然行动不如年轻人利索，但是思维的敏捷度丝毫不亚于年轻人。或许，正是类似的讨论会保持了他们思维的敏捷，让他们能够有机会相互交流，更可以通过这些报告去改变社会。在美国，老年人是活跃度最高的选民，这样的公共讨论可以使老年人更充分地理解每一个议题背后的思考以及他们自己的立场，使他们可以更好地通过手中的选票去影响社会。

每次讨论会除了我这个年轻的组织者和协调人，其他参会者全部是60岁以上的美国老人。与老人交流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很不一样的收获，他们能让你更好地了解美国的今天和过去。在这个星期的讨论会上，一个老人提到了波士顿Dorchester区的变迁。在他小时候，这个区住的几乎都是犹太人，治安非常好，各种公共设施也都一应俱全。直到有一年，有几户人家卖掉房子搬去别的地方，然后谣言四起说这里的地价要降了，赶紧抛售地产吧。很多人听信谣言，卖掉地产，搬去别处。谣言成了预言。那个地区的房价一落千丈，低收入的人群开始买房进入这个区域，从此这里成了波士顿治安最不好的几个区之一。整个过程都是在几十年之间发生的，如果参与讨论的是一个年轻人，那他肯定不会有这样完整的经历，但从一个90多岁的老人这里了解到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让我对整个过程的历史演变有了更直观的把握。

有一次讨论会后，一个老太太跟我请假，说她下周因为女儿要过80岁的生日不能来了。在我们看来，80岁的老人和100多岁的老人可能不能轻易地区分开来，那位老太太却跟我说：“我们参加讨论会的人有三代呢。你看那两位和我，我们都超过100岁了，是长辈；这几位是八九十岁的，算我们儿女一辈；其他都是孙辈的了。”在一个老年人特别多的社会（中国也马上会迎来老龄化高峰），老年人内部会有一种新的文化产生，他们会用一种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群体，看待这个社会。

美国这种以个体为主的社会单元，和我们中国以“大家庭”为主的社会单元是有很大区别的。美国老人一般宁可自己住，或到敬老院里住，也不想和自己的子女住在同一屋檐下（偶尔聚聚当然也是欢迎的）。在经济上，美国老人基本也是独立的，我认识的绝大多数老人都采取了反向贷款的方式：即在四五十岁的时候他们已经还清了房贷，但从退休之后就开始每个月向银行收一笔钱，等他们过世的时候，房子就属于银行（相当于银行又从老人手里分期买房）。因为有了这样稳定的收入来源，美国老人可以活得很逍遥自在，不依赖自己的子女。

我在房东妈妈家的时候，她经常会让我别闷在房间里上网，要多参与人与人之间的实际交流。那个时候我还觉得是老年人不懂得我们这代人的节奏，但现在我明白了，他们完全可以游刃有余地驾驭这些最前沿的科技产品，只不过他们还希望保留一些传统的东西，比如那种吃饭的时候所有人面对面交流（而不是一边发短信一边刷微博）的快乐，那种大家全力以赴进行比赛（而不是关在房里玩电脑游戏）的激情，那种有肢体接触的互动（比如来个大大的拥抱，而不是虚拟的表情符号）……这是老人和年轻人之间的差别，而非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差别。

因为这些美国老人的影响，我始终在保护着生活中这样一片传统的“土壤”。说起来大家可能不相信，我到美国后直到大三都没有用手机，我的房间有电话，平时也有电脑，何必每天带一个别人随时想要打断你就能打断你的东西呢？后来我一个高中同学听说了，特地寄了一个手机过来，我才用起了手机。其实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开始用小灵通，上中学的时候也会带手机。之所以到了美国反而不用手机了，完全是受房东妈妈等一些老人的影响。有手机依赖症的朋友也许可以尝试一下，一整天不开智能手机，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多大的改变。你也许会发现在电子世界之外，其实还存在着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些，都是我从美国老人这儿感悟到的。他们活得很充实，很丰富，他们能很好地去运用科学技术，但不会让科学技术控制自己的生活。他们喜欢保持自己独立的空间，不喜欢依赖别人，从独立中获得自尊和自信，也从来不会因为年龄阻碍自己继续接触新的信息、新的事物。这些，值得我们每个年轻人学习。

孙太一： 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学及政治科学讲师，政治学博士候选人，校长奖学者。哈佛大学商学院创新实验室社会创新引擎发起人之一，哈佛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工作坊负责人之一，美国互动基金会亚洲及新英格兰地区负责人，波士顿城市交响乐团第一小提琴手。孙太一的邮箱是：，你也可以写信给他，他将选择读者最关心的问题在本刊和大家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