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中的古代书籍装帧新解(两则)

摘　要：中国许多有关书籍装帧方面的成语中，往往包含着一个典故或者书籍装帧的一种形式:“著于竹帛”说明简帛书籍是中国古代早起的书籍形式，其他所谓“甲骨的书”、“青铜的书”、“石头的书”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书籍载体；“韦编三绝”中的“韦”字，并非多数词典释义中的“熟牛皮”，而应该是经纬之“纬”字的同音假借。

关键词：成语；著于竹帛；韦编三绝；书籍装帧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6-0235-02

一、“著于竹帛”与中国古代的简帛书籍

成语“著于竹帛”在中国先秦思想家墨翟（约公元前468—前376）的著作《墨子》中数见：如“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于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如“故先王之书，圣人一尺之帛，一片之书。”

汉代著名的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也说：“著于竹帛谓之书。”

这里所谓的竹帛皆是中国古代简帛书籍的代称。古代简册书籍以竹制成，故以竹指代；缣帛书籍以帛为书写载体，故以帛名之。唐代诗人章碣在《焚书坑》诗中说的：“竹帛烟消帝业虚”的竹帛，即是指秦始皇时代的简帛书籍。

以竹木简札为书写材料的简册书籍在中国有着相当久远的使用历史。据文载记载，西周初年周公在告诫殷遗民时就有：“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现代考古发现支持了文献的记载：河南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就多见“册”字和“典”字，“册”字其形象竹木简札编连而成的册书；“典”字或象供在几案上的册书，或象双手奉册之形，属于典重意义上的珍贵书籍。

在图像性质强烈的商周青铜器铭文图形文字中，简册书籍刻划的更为逼真，“册”字由三长两短的简札和两道细细的编绳构成，与许慎《说文解字》中“册”字的释义“像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非常契合。只是考古出土和汉代画像砖中的简册书籍的两端均是长短一致的。

简册书籍始自商代，历周、秦、汉、三国，直到东晋元兴三年（公元404），代晋自为帝的桓玄（公元369—404）下令废除竹简，令之曰：“古无纸，故用简，非立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这是由政府下令以纸代简的时间，算起来简册书籍在中国使用了大约一千四百多年。

缣帛书籍的使用在中国也很悠久，古文献《晏子春秋》外篇第七中就有：“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榖，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诸侯，以为其子孙赏邑。”看来至迟在公元前7世纪的齐桓公时代，帛书就已经和简册并行于世了。如果从公元前700年左右算起，到目前能见到的魏晋帛书，那么缣帛书籍的使用时间至少也有一千多年之久。

近年来，一些普及性读物在谈到中国古代书籍的发展演变时，多有所谓的“甲骨的书”、“青铜的书”、“石头的书”、“竹木的书”、“丝绸的书”、“纸张的书”等等说法，似乎中国历史上真有过以甲骨、青铜器、石刻材质作为书籍载体的事实。

确切地说，在这些所谓的书籍中，只有“竹木的书”、“丝绸的书”和“纸张的书”属于真正的书籍载体，其他材质尚不能纳入严格意义上的书籍范畴。

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和秦汉以后的石刻文字之所以不能纳入书籍的范畴，在于：一是这些文字所附属的器物，都是有着特定用途的器物，并非专门的书籍载体；二是这些文字应用局限在上层贵族之间，不具备传播、交流的性质；三是这些文献载体存在的时代，简册帛书已经流行。

例如甲骨契刻文字，是商代统治者崇鬼信神，预测人事吉凶的记录，采用龟甲兽骨这些特定的材料，通过复杂的修治和宗教仪式，将其结果用刀契刻在其上。其占卜过程仅限于少数巫官和商王，文字也只有他们才能知晓，事后即密藏或埋入地下。因此甲骨文出土虽然数量很大，文字涵盖面广泛，但它只是商王朝上层贵族的特殊文献，并不具备传播、普及文化的书籍作用。

再如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其铭文最初仅标名器主祭名或族氏徽号，后来逐渐增多至几十字乃至四五百字的长篇章句完备的铭文，似乎具有记事述史的功能。但是，这些青铜器种类繁多，各有专用，或为庙堂祭所的重器，或为等级身份象征，其形体小者几斤几十斤，大的则数百乃至千斤以上，文字内容也仅仅局限在统治阶级上层贵族之间，也不具备传播交流的作用，不能视作书籍的载体。

另如石刻铭文，虽然殷商即见玉版、春秋时有盟书，秦汉碑碣石经更是盛行，也具有部分传播文化的作用，但是这些文字仅仅是古代文献“传遗后世子孙”的辅助形式，它们行盛的时代，简帛书籍已经成熟，称之为书籍显然牵强。

因此，成语“著于竹帛”反映了中国古代商周至魏晋漫长时期应用简册帛书的基本史实，“竹帛”作为古代书籍的指代名词进入成语是有历史依据的。

二、“韦编三绝”与古代简册的编绳

在关于古代简册书籍的成语中，“韦编三绝”大概是人们最熟悉的典故了。这个成语是说春秋时的孔子晚年喜欢读《易》，反复研究，致使编连该书竹简的绳子都磨断了三次。后来常被用作读书勤奋的例子以激励青少年。

长期以来，诸多权威的辞书都将“韦编三绝”中的“韦编”释为熟牛皮制作的编简书绳，影响广泛，几成定论。例如：

韦编：用熟牛皮绳把竹简编联起来；三：概数，表示多次；绝：断。编连竹简的皮绳断了三次。比喻读书勤奋。

问题在于：一是即使时常舒卷开合，要使牛皮做的书绳连断三次的可能性似乎不大；二是现代考古尚没有发现过牛皮编简的蛛丝马迹。

先说“韦”：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韦：相背也，从舛囗声。兽皮之韦，可以束物，枉戾相韦背，故借以为皮韦。”注意，许慎这里说的是“故借以为皮韦”。

从字形来说，“韦”字的小篆和战国古文字形皆像上下左右相违背之形，所从的“舛”字也是对卧的相背之形。

如果理解不错，兽皮做的皮条束物时方向相反交叉围绕捆扎，“韦”字的本意应该是像皮条围捆的意思。其声部“囗”回环围绕一周之意，像古代圆形钱币之形。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中认为囗是周围、围绕的围字。后来围字行盛而囗字渐废。

再说与“韦编”相关的“经纬”二字：

许慎《说文解字》对经的解释是：“经：织従丝也。”这里的“従”是纵横的“纵”字，指的是绕在织布机轴上的纵向的线。对纬的解释是：“纬：织衡丝也。”这个“衡”字，汉以后的的研究者都认为是“横”字的假借，是指织布时由机杼所引左右穿梭的横线。受织布经纬线的启发，人们后来常用“经”来指代竖的、纵向的事物，以“纬”来指代横向的与地面平行的事物，如地球之经纬线，如成语之“经天纬地”。

据此认为，成语“韦编三绝”中的“韦编”应该是竖条状竹木简札横向编连的书绳，简札像“经”，编绳似“纬”。“韦”是“纬”的假借，“韦”字本意应该没有熟牛皮绳的含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也明说“韦”是“借以为皮韦”的吗。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同音假借的现象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常见，如，成语“匪夷所思”中的“匪”就是“非”字的假借。

那么古代简册书籍的书绳究竟是什么材料，我们可以从古代文献和现代考古两方面来分析。

先说文献记载：（1）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汲郡（今河南省汲县）一个叫不准的人盗发了战国晚期的魏襄王墓，得竹简几十车。整理者荀勖等在《上穆天子传序》中言：“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不准盗发古冢所得书也，皆竹简素丝编”。（2）《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记：“时襄阳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云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屐、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皮节如新。”

由此得知古代汲县和襄阳出土的简册编绳都是蓝黑色的丝织品带子。

再说现代考古发现：20世纪现代考古兴起以来，中国古代简册出土甚多，这些简册的编绳基本上朽腐仅残留痕迹，只有地处西北的甘、青、新疆地区由于气候干燥少雨，简册不易腐朽，不少简册编绳犹存，有些甚至完好无损。

中国幅员辽阔，东南方气候温润，适于桑蚕，北方干燥少雨，多有植麻。从出土简册编绳的残存痕迹分析，也是东南方多为丝质带子，西北边陲多见细麻绳。但是，无论东西或者南北，无论文献或者考古，都没有见到熟牛皮做的简册编绳。

由此，成语“韦编三绝”中的“韦”字，绝非熟牛皮做的编简书绳，而应当是经纬之“纬”字的同音假借。同时，丝质品和细麻绳编的简册如果经常翻阅开合，书绳磨断绝也是符合常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