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民族文化评价问题

一、对海陵王荒淫生活的认识

关于海陵王，其政绩无需赘言，应该说迁都与实施正隆官制是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而进攻南宋确实对金与南宋的百姓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但其主观上想要统一全国的愿望，是符合历史进步和要求的。其政治成就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糜烂的私生活依然遭人诟病。在海陵王的诸多姬妾中，绝大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人的妻子。“昭妃阿里虎，姓蒲察氏，驸马都尉没里野女。初嫁宗盘子阿虎迭。阿虎迭诛，再嫁宗室南家。”“贵妃定哥，姓唐括氏。有容色。崇义节度使乌带之妻，海陵旧尝有私”；“丽妃石哥者，定哥之妹，祕书监文之妻也。海陵私之，欲纳宫中。乃使文庶母按都瓜主文家”；“柔妃弥勒，姓耶律氏拱父仲恭为燕京留守，见弥勒身形非若处女者”；“昭妃阿懒，海陵叔曹国王宗敏妻也”；“修仪高氏，秉德弟乣里妻也。海陵杀诸宗室，释其妇女。宗本子莎鲁剌妻、宗固子胡里剌妻、胡失来妻及乣里妻，皆欲纳之宫中，讽宰相奏请行之”；“昭媛察八，姓耶律氏。尝许嫁奚人萧堂古带。海陵纳之，封为昭媛”[1]1509-1513，这样的身份在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汉人眼中，无论如何都是不能接受的，被抨击为“三纲绝矣”[1]118。但是，这仅仅是从汉人的角度出发，在女真民族内部，由于收继婚的存在，如此做法在当时并非为人所耻。周峰在写《完颜亮评传》时就说：“换一个角度说，历朝历代帝王，哪一个不是后宫充盈，妃嫔众多呢，如果不责怪其妃嫔众多，而责怪其，那又是不了解时代背景了，女真人并无汉族的观念，而是存在着持续婚姻。”[4]180关于收继婚（持续婚），并不是女真民族所特有，而是古代整个北方民族普遍存在的婚俗。《史记》描写匈奴习俗就说：“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10]2879《后汉书》也记载：乌桓人“其俗，妻后母，报寡嫂。”[11]2979《魏书•吐谷浑传》载:“父兄死，妻后母及嫂等。”[12]2240《隋书》也有：“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13]1864的记载。长久存在的婚俗，在女真族早期发展中非常自然。《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故无论贵贱，人有数妻。”[14]17女真人也如同其他北方民族一样保持着这样的习惯。应该说，这样做在当时并不是十分过分的行为。而且《金史》中也说：“旧俗，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1]1518在当时北方民族的生产力情况下，如此能够最大程度地利用女性的生育能力来繁殖人口，避免战争或者严寒带来的大量人口锐减；再有，在其夫家内部再婚可以避免夫家的财富流失，对于尚不发达的女真族，可以最大程度地节约人力和财力。因此可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必然采取的一种婚姻方式。如果是家族内部的女性因为丈夫死亡而实行收继婚的话，我们确实不能指责海陵王，但是在记载中，海陵王不仅仅是娶寡妇，而更多的是采用杀其夫而娶之的方式，如“海陵既使定哥杀其夫乌带”[1]1511。这种杀而娶之的行为又是不能用收继婚（持续婚）对海陵王的行为进行辩解的。让人疑惑的是，历来对于后宫的材料都极为缺乏，为何海陵王的《后妃传》却几乎成为一部小说，让人存疑，当时就有人对如此修史提出了疑问。《中州集》中记载：“我闻海陵被弑,而世宗皇帝立。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蛰恶者得美仕。史官修实录,诬其淫毒狼骜;自今观之,百可一信耶!”[15]461这里不能不说，金代的官修实录与政治密切相关。修史时，皇帝往往亲自遴选史官[1]1626，关心修撰质量[1]1663。这样的结果就导致官修实录与史实不符。首先，海陵王是死于兵变，“浙西兵马都统制完颜元宜等军反，帝遇弒，崩，年四十。”[1]117金世宗的即位属于非正常即位，“诸军入城，共击杀存福等。是夜，诸军被甲环卫皇城。丙午，庆云见，官属诸军劝进，固让良久，于是亲告于太祖庙，还御宣政殿，即皇帝位。”[1]123如此，为了表示自己得位正，必然要为海陵王“抹黑”。其次，金世宗与海陵王有私人仇怨。“世宗为济南尹，海陵召夫人乌林荅氏。夫人谓世宗曰：‘我不行，上必杀王。我当自勉，不以相累也。’夫人行至良乡自杀，是以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不复立后焉。”[1]1515金世宗的夫人曾经遭到了海陵王的毒手。二人之间有极大的仇怨，于公于私，金世宗都需要将海陵王“抹黑”。加上皇帝干预实录的修撰，导致海陵王几乎成为荒淫无道帝王的反面代表。因此，在对海陵王的记载中，对后世影响重大的迁都以及正隆官制言之甚少，相反对于海陵王的荒淫以及残暴之事则大书特书。而且“海陵以近习掌记注，记注不明，当时行事，实录不载，众人共知之者，求访书之。”[1]1980这样一来，其真实性必然大打折扣。元代修《金史》，史臣做“赞”时也言：“海陵之事,君子不无憾焉。夫正隆之为恶,暴其大者斯足矣。中冓之丑史不绝书，诚如益谦所言，则史亦可为取富贵之道乎？嘻，其甚矣。”[1]2336记录虽然不实，但是如果没有海陵王对金世宗的夫人乌林荅氏下毒手，对海陵王记载也不会如此不堪。笔者认为海陵王并不是一位洁身自好的君主，但是目前所见的材料均有言过其实的成分，不能全信。以往史家关于其的指责，我们不能以汉人的标准来要求女真人。在他之前的金熙宗也有这样的行为：“久之,熙宗积怒,遂杀后,而纳胙王常胜妃撒卯入宫继之。”[1]1503海陵王作为女真贵族当中的一员，其做法在女真民族属于较为正常的行为，并非如同金史中所言：“三纲绝矣”。站在北方民族的立场上，完颜亮并非传统认识的那样品行败坏。

二、关于金世宗女真本位的讨论

关于金世宗的政绩，包括宋金议和、与民休息这样的业绩已经足以让他成为一位优秀的帝王。但是“女真本位政策”②长久以来遭人诟病。近年来，以刘浦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从文化相对角度的出发，对于金世宗力图恢复女真民族特性的做法，不能简单的斥之为保守与落后[16]171-208。长久以来对于北方民族的汉化，学者大多都是站在汉人立场，而缺乏以北方民族自身为中心的思考，对金世宗民族政策的评价产生了错位，缺少一个较为公允的认识。同契丹完全游牧的生活方式不同，女真人在献祖绥可时就已经“乃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侧矣。”[1]3这个时候女真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定居生活，并从事农业经济③，与汉民族生活习惯近似，进入中原汉地之后，很快汉化。在生活方式上“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之民，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1]1046；“南渡后，诸女直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喜与士大夫游”[17]63，尚武精神完全消退，“舍戎狄鞍马之长,而从事中州浮靡之习”[17]22，大定八年（1168年），朝廷选侍卫亲军，居然“其中多不能弓矢”[1]1950-1951，与金初“金兴，用兵如神，战胜攻取，无敌当世，曾未十年遂定大业”[1]991的状况已经大不一样。作为金的统治者，金世宗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如果说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于金朝统治算不上伤筋动骨，那么部队战斗力的急剧下降，是对金朝统治力的急剧威胁，金世宗对此不能不十分忧心。“女直本尚纯朴，今之风俗，日薄一日，朕甚悯焉。”[1]1980加之金世宗本人对本民族的深厚情感，“上京风物朕自乐之，每奏还都，辄用感怆。祖宗旧邦，不忍舍去，万岁之后，当置朕于太祖之侧，卿等无忘朕言”[1]188，便掀起了被日本学者三上次男称之为女真文化复兴的运动[19]。关于金世宗坚持女真为中心的措施，已有多篇文章讨论，兹不追述。在此，笔者对金世宗实施女真本位政策提出一些看法。对于想有一番作为的金世宗，曾经这样评价群臣：“朕观在位之臣，初入仕时，竞求声誉以取爵位，亦既显达，即徇默苟容为自安计，朕甚不取”[1]144，而且“有才能高于己者，或惧其分权，往往不肯引置同列。”[1]125这样的状况在金世宗看来都是由于“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直人浸忘旧风”[1]158造成的。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君主，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要做出行动。所以，金世宗所做的女真文化复兴运动是在女真民族入主中原以后不断走向汉化，并在汉化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的时候所作出的挽救整个民族文化所做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无论如何都应当讲是正面的。金世宗以女真本位为出发点，也与他自身的经历有关，与金熙宗和海陵王不同，世宗早年就经常出游打猎，对于女真传统的生活方式有着很深的情感，“善骑射，国人推为第一，每出猎，耆老皆随而观之”[1]121，“既长，统兵为将，挞揽、兀术诸父南征，褎未尝不在兵间”[20]221。应该说，他自身早年的成长给他后来的女真本位政策奠定了基础，虽然国家军事可能是其第一出发点，但是自身的民族情感确是初衷。大定二十四年（1184）金世宗重回上京，“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泣，不能成声，歌毕泣下。”[1]189这是对故乡，对民族文化热爱的真情流露，其言“朕久思故乡，甚欲留一二岁，京师天下根本，不能久于此也。太平岁久，国无征徭，汝等皆奢纵，往往贫乏，朕甚怜之。当务俭约，无忘祖先艰难”[1]189，这样的表态是对其女真文化复兴运动的政治表态。刘浦江先生认为：“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它的生存权利和存在价值，文明和野蛮、先进和落后，都不能构成一种文化必当同化于另一种文化的全部理由。不管历史的最终结局如何，他们为保存民族文化、维护民族传统所做的努力，都是值得尊敬的。”[16]190确实，民族文化是每一个民族的根基，早如鲜卑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矫枉过正，自己的民族特性尽失，而且引发六镇变乱，给国家造成灾难，是得不偿失的。尽管金世宗的举措并没有阻止金王朝的汉化，这些措施的实施并不是很成功，最终“金以儒亡”[21]3823。但是，作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发扬者，金世宗值得赞扬。

三、对海陵王、金世宗评价的思考

传统史学家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准绳，贬低海陵王而对金世宗大加赞扬。新中国成立之后，曾经以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始末》中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22]70为指导，对海陵王定都中都以及实施汉族官制的“正隆官制”做了客观评价。但是，在这样的认识下，汉族文明作为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文化，女真的汉化又被看作是理所当然。无论是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还是今天居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思考，北方民族都处于弱势。以往的研究由于方法论上的不足，除刘浦江等少数学者外，大多都对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缺少科学的认识。研究视野的狭隘性和单向性使得在研究当中缺乏科学的民族认识，在认识胡人汉化的同时，同样也应该认识到汉人的胡化。如今汉民族的生活习惯之中已经融入了诸多北方民族的生活习性，因此在认识其民族特点的时候需要注意研究视野的开阔以及双向性，对传统评价人物的方式进行重新思考。随着时代的发展，评价方法也必须多元化，才能促进学术的多元化发展。

作者：骆忠军 单位：河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