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危机 共建信任(下)

入刊理由：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态蓝皮书》，书中指出：中国目前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人际之间的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不信任加剧，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不信任加重。调查显示，社会的总体信任指标在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及格线。

人无法离开社会而孤立存在，没有人愿意活在一个互相猜疑、互相伤害的环境里。人要在现实社会中生存，就必须要储备信任。一旦信任缺失，势必会造成整个社会里人人自危，相互提防的后果；甚至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酿成社会冲突，影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最后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延续。

那么，当下中国该如何重构社会信任，从而找回人人本应享有的幸福感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以下三点：

结构转型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以个人品质、道德和私人关系为基础，根据与他人之间情感的维系和对他人可信程度的理性考察而产生的一种信任。这种信任的保障机制主要来源于血缘、亲情、个人品质与声望。因此，这种信任更多是熟人之间的当面承诺。

当今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加速时期，由于频繁的职业转换、经常的人口流动等因素，现代社会演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之间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源于血缘、亲情、个人品质与声望的传统人际模式正在逐步淡化，这些终将淡出人们的视野。

从某意义上来说，建立一种普遍主义的，以共同信仰、法律和契约为依据，成熟和规范的信任制度就显得犹为重要。这种信任制度要引导人们走出熟悉的关系圈，想办法应对圈外的不确定性，与“外人”进行沟通、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受到法规制度的制约，承认并相信这些社会机制的有效性，便不会有背信弃义的行为。这种信任不依赖于人们之间的熟悉程度或者交往时间的长短，而是依赖于正式的、合法的契约，以及以社会规章制度为载体的新型信任模式。

当下，中国要恢复或重建信任，就必须依靠完善的制度和健全的法律机制。

道德制衡

信任日渐式微，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现实。信任危机的蔓延，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与市场经济的不规范、不发达有着紧密关系。要克制“利字当头，信也低头”的状况，除借助制度或法律机制的保障外，还要借助道德的约束，马克思认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人之所以能“自律”，是因为人有敬畏之心的“他律”，“守信”之所以能“守”，是因为心存“敬畏”。人不能没有精神信仰，不能没有“敬畏”。

马克斯·韦伯倡导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在基督教文明中推进市场经济，要靠一种“宗教精神的力量”来维持和制衡。要为重建信任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就必须通过道德规范和道德教化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克服市场主体因片面追求自身的局部利益而削弱社会整体利益的自发倾向。总理曾大声疾呼：“企业家的血管里要流着道德的血液”。这是在呼吁我们，在努力发展市场经济、完善市场机制时，要靠积德、厚德、自律、诚信来重建我们商业社会的信任机制。

政府的公信力是社会信任的基础，市场经济，既需要 “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也需要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节。但是，如果不受制衡的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就会放大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弊端，就会导致权力与资本结合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

因此，重构公信力应首先从政府着手。各级政府部门和有关组织身处市场这个逐利场，一定要坚守伦理底线，明晰道德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方面要约束自身行为，遵循必要的法规，接受监督，带头诚信，树立起法制的权威；另一方面，要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把蛋糕做大，又要能把蛋糕分好。

法律保障

法律的基本要求就是令行禁止、一体遵行。法律的实施能有效地调整和管束人们，确保人们在行为上保持某种确定性和可靠性，使相互交往的人们因慑于制裁而被迫在行为上表现出合乎法律和预期。通过法律来构建社会信任，可以让人们依照法律选择行为，有效解除内心的疑虑，扫除信任的障碍，从而降低人们之间的信任风险，使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得以重建。

凭借一套对规则和程序的科学、严密的设计，法律可以先行堵塞一切不诚信的可能性和漏洞，使受其管束和规范的人不得不选择诚信。法律是一种具有稳定性的制度安排，不可朝令夕改的性质使其强制性价值并非仅在保证诚信于一时一事。法律的这种持续性强制能够收到改造、教化国民行为之功效，使人们由最初的被迫诚实守信，逐渐磨砺成自觉诚实守信以致于最后形成习惯。离开了法律的普遍有效调整、控制和威慑，各种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就会四处泛滥。

法律通过有效的预防和坚决的惩治，净化社会环境，促成和恢复社会信任。当今中国，法律已渗透于人们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了社会管理与社会控制的主导力量，成为了人们在建立广泛的经济关系和开展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中，得以依赖的现实工具和制度保障。正是由于法律的介入和担当，处于信任危机之中的当代中国人才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安全感与精神慰藉。

在当前整个社会道德价值力度不足，官员自身抗拒道德教化的条件下，预防和惩治官员腐败，最终且有效的手段只能是制度本身，只能是法律。法律通过对少数利令智昏的违法犯罪者给予严厉惩罚而警诫他人，人们才对国家权力的无害和非任意行使有了信心，对政府和国家权力的理性的信任才能得以建立和保持；同时使各级官员受到震慑，放弃或抑制腐败，从而净化社会环境，推动诚信之风的形成，社会信任才能得到逐渐地恢复和重建。

最后，法律通过对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平抑和减缓贫富差距，消除不信任因素，促进社会信任。“不平等是信任的最大杀手。”消除和弥合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降低人们之间的不平等，除了依赖国家倾斜性的政策规定外，行之有效的手段依然是法律。法律在把握人们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统筹兼顾，对各种利益关系作出稳定性、权威性调整和安排，一方面为利益受损群体、弱势群体创造和提供更加公平的制度性机会和渠道，另一方面则对获利群体过分增长的利益要求给予一定程度的抑制，使得各种利益大致均衡。

应该说，法律正是在致力于对公平、正义的维护中有效抑制和消解社会的不信任的，从而推动新的社会信任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