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分析下的网络谣言治理

摘 要 网络谣言本质上是一种非道德、畸形的网络舆论，两者具有普遍性联系，前者又自有其特殊性。在借鉴国外经验视角基础上，网络舆论的管理基础、管理模式、管理方式因为两者普遍性缘故，都可再加以思考后借用到对网络谣言治理之上；而从特殊性层次出发，建立信息、公开机制，加强网民媒介素养教育的培养是治理网络谣言两条具有针对性的策略。

关键词 网络谣言；本质；普遍性；特殊性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38-0153-03

我国网络频频出现的谣言已经成为影响网络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突出的问题，成为一种社会风险的信号。网络新媒体尤其是微博、网络论坛、博客、新闻跟帖中出现的网络舆谣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影响已深刻地从虚拟的网络空间全面介入现实生活。如何积极应对和妥善处置网络谣言成为重要的课题之一。

对于网络谣言管理，要回归其本质，从本质属性出发进行定位分析，借用逻辑学中的“种属”概念，寻找跟其有种属关系的社会现象或事物，对此现象或事物的管理进行充分了解，分析种属关系中二者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并由此得到对网络谣言管理的相应启发；另一方面，以外国网络谣言的管理为参考，基于国际视野纵观各国治理手段，结合我国网络自身特殊情况，得出符合我国网络发展规律、与社会条件相适应、可行性高的治理策略。

1 本质分析

长期以来对于谣言人们存在一定的认识偏差，认为谣言就是虚假的，“谣言是一种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它多是别有用心者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故意捏造出来蛊惑人心的假消息”[1]，同时认为谣言没有任何根据，“谣言没有任何根据，这大概是谣言最难以的定义了”[2]，《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谣言的词义解释也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不过当我们剖开这些定义，自己着手进行分析时便不难发现，一些谣言在传播过程中被不少有权威、可信度高的人或机构认定为谣言并随之进行辟谣，但在事后却被证明并不是失实的，显然若单从“虚假”的角度说谣言，显然是有失偏颇。至于“没有事实根据”一说，所谓“无风不起浪”，谣言的出现必然伴随着某个事实的发生，至于有没有根据，则是一个“证实”的过程，谣言应该是“未经证实”的，美国学者彼得森和吉斯特对谣言这样下定义：“在人们之间私下流传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解释。”[4]综合上述各条，我们在此对谣言进行这样一个定义：谣言是在人与人和社会生活中流传的，与个体或公众感兴趣的问题或事务有关，未得到证实的消息，其内容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

在明确定义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本质。社会谣言所具有的流传性和以社会公共事件、事物为对象的特性决定了其对于社会的重大影响力；从产生的心理诱因来看，想得知事实真相而不得转而进行各种臆想揣测、对现实社会环境不满的泄愤心理、习惯性的从众心理、同情心理等等，这些线索都指向一个方向――社会谣言从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是社会上民意的一种体现，尽管呈现方式不太雅观。由此一来，将谣言看成一种特殊的舆论也无可厚非，“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非道德畸形舆论，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3]，刘建明教授也认为谣言是“作为舆论的出现”[4]，谣言从本质上是舆论的一种，是歪曲了的舆论形式，当民众的观点、意见没有良好的表达途径以及事实真相不能显现出来时，便通过谣言这种形式表现出来。

2 网络谣言的治理

本质确定后，本文探讨的主题“网络谣言的治理”，则能通过对网络舆论的管理来进行对比参考研究。作为特殊的网络舆论，网络谣言与网络舆论存在一定的种属关系，前者包含于后者，互联网上的公开表达、流动性传播、对社会现象或问题的意见等是两者的普遍性，而非道德、潜在的虚假性、蛊惑性、危害性则是前者自身拥有的特殊性。从本质性归属看待网络谣言的治理，首先要看到普遍性层次，从网络舆论的管理经验中探寻适用的管理基础、管理模式、管理方式；其次要注重特殊性的层次，对网络谣言自身的特性，结合我国网络发展现状，寻找良药对症下药。

2.1 普遍性层面

2.1.1 治理基础

网络谣言治理的治理基础是对网络媒介进行恰当管理，针对网络媒介的管理是对网络谣言在其根本归属与宏观框架上的治理。“按照传统管理，对新事物的认识总是以旧事物为参照，对网络媒介的管理自然也要对与其属性相近的旧事物的管理为依据”，[5]毫无疑问，这里的“旧事物”就是指传统的传播媒介。网络媒介作为电子媒介，对其管理多半可参考传统广播电视的管理。展望国际，以传统广电管理的方法管理网络媒介国家并不在少数：以美国为例，传统电子传播领域，包括广电、电信等，全部隶属于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管理，网络产生之后，自然也归属于FCC管理之下。[6]澳大利亚也通过加强和完善对传统媒介的立法（《澳大利亚广播服务修正案》）来管理网络媒介。

从以上提及的管理归属上看，各国均以传统媒介的管理为基础来管理网络媒介，网络谣言作为网络舆论的一种，其治理则会在宏观上以此为基础参照。在以传统媒介管理模式为基础之上，结合各个国家自身在网络舆情、谣言上的特点来进行管理则是不同国家自身的管理惯性，这些惯性将对网络谣言的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2.1.2 管理模式

普遍性视角下的网络舆论管理模式，多少会投射到网络谣言的治理上，这是本小节展开的依据。学者燕道成将国外网络舆论管理的模式从功能性上分为了“经济性管理”和“社会性管理”两种。但值得注意的是，从模式的功能上看上能如此划分，单单从模式本身上看，国外是“更多的呼吁通过市场调节与行业自律来对网络舆论的内容进行管理”，[7]对于网络舆论中一些非法、不良、失实信息，其管理也是以网络用户和服务商的自律为基础，只有被人举报，事态严重时，政府才会介入进行调查处理。网络谣言作为一种非道德的网络舆论，可视为负面的网络舆论信息，不少谣言非法性与攻击性兼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市场机制成熟、市场化道路发展通顺，如此惯性下管理模式上更青睐上述类型。而我国显然不同与此――或由于市场运行机制的不成熟，或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或由于社会稳定缺乏一定的保障，我国对于网络舆论的管理政府总是扮演者主导者的角色。网络谣言自身非道德性、流动性等危害特征，加之我国网民网络媒介素养的相对缺乏，这种政府主导的管理模式反而更适合我国现阶段国情。

2.1.3 具体管理方式

普遍性视角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管理网络舆论也可很大程度上借用来治理网络谣言。目前网络舆论治理方式主要有政府立法管理、技术手段控制两种，作为特殊的网络舆论，网络谣言同样受此管理。

一是政府立法管理。法律具有权威性与强制性，作为最有效的管理手段之一，世界各国纷纷制定并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来有效治理网络谣言。德国1997年出台了《信息与通讯服务法》来解决由网络传输的违法内容。美国则先后出台了《联邦禁止利用电脑犯罪法》、《电脑犯罪法》等100多项法律法规对包括谣言在内的网络传播内容加以管制。

我国《刑法》中已经有关对网络谣言惩治的相关内容，2013年9月最高法和最高检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网络谣言在什么情况下构成犯罪。此外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在内的专门法规的出台，为我们惩治传播谣言、规范网民网络传播行为提供了法律的准绳。但我国在立法体系上仍然不完善，一些法规操作性不高，对实际问题覆盖面不足，产生立法空白区域，不能很好的适应网络时代日新月异的节奏。另一个现象是我国多部法律规章内容存在重复交叉情况，部分条文甚至相互冲突，因此在执法主体上宣传部门、电信部门、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往往因只能交叉或冲突产生治理盲区，如此一来，此方面的立法品质和执法水大打折扣。

二是技术手段控制。美国Agence Virtuelle公司就推出谣言机器人软件对网络谣言进行追踪、分析和处理。我国在技术手段上进行控制，一是在多层次上对网络舆论进行监管。地方上，各地宣传部门通过建立设置信息库和使用强大的搜索引擎，对自身管辖范围内的网络舆论进行无缝监控。一旦发现有不良舆论或谣言的出现，则采取相应措施。网络层面上，各大门户网站通过安排专职的管理人员对网站舆论内容进行二十四小时监控，一旦发现问题，立即通报处理。新浪微博开辟了辟谣专栏，一旦出现某种网络谣言且传播较为广泛则立即进行调查，寻求真相；一旦查清在微博的网页右方会以专栏的形式告知各位微博博主，消除疑惑。此外，国家入口网管的IP地址阻断、主干路由器关键字阻断和对内容的过滤也是我国对网路安全监管上主要的技术手段方式，从多角度、多渠道控制不良、有害的网络舆论，特别是网络谣言的进入和大规模传播。

2.2 特殊性层次

从网络舆论的 管理中借鉴、探寻网络谣言的治理与监管终究是从二者内在联系中的普遍性入手。网络谣言虽然作为网络舆论的一种，但其“特殊”二字却不可忽略。从网络谣言本身的特殊性入手，治理策略应更有针对性：信息、及时公开机制的确立，网民媒介素养的教育是当前治理的两大方面。

2.2.1 信息、及时公开机制的建立

既然谣言是“得知事实真相而不得转而进行各种臆想揣测”，那么信息一旦及时、公开，及时真相辟谣，在防范谣言问题上就占领了高地。

我国政府本着“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应该及时敢于公开信息，同谣言赛跑。然而目前我国政府应对网络谣言时存在辟谣滞后、形式单调、内容平淡呆板的问题。首先，辟谣的渠道狭窄，更多是在网民不常关注官方传统媒体或政府网站辟谣，途径单一，网民知晓度底，谣言平息较慢。其次，辟谣内容官方化、简单、呆板的现象频出，给人诚意不足印象，严重影响政府自身的信任度和形象，以至于“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之类的傲慢态度引起网民愤怒。为此，我国政府应加快建立完善的信息机制，拓宽信息渠道，改善信息态度与方式，来良好引导网络舆论，控制、消灭谣言。一是建立权威、公开、快捷的信息机构，以向广大网民提供及时、准确的消息，为民众答疑解惑，对流传的社会问题正本清源为己任；二是拓宽辟谣渠道，充分利用互联网、电视、广播、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介辟谣信息，在时间节点上跑赢谣言；三是在信息、进行辟谣的态度上做出改变，在具体方式方法上改进革新，摒弃古板、官方的做法，舍弃“傲慢”态度，走群众路线，及时召开新闻会、邀请权威人士访谈，与网民进行网上互动，提高政府信任度，辟谣工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2.2 网民媒介素养教育培养

网络谣言传播的大行其道离不开网民在其中的推波助澜，网民对于网络谣言的辨识度底，对其内容不加思考，随手转发时对后续效应考虑不周等等造成了网络谣言的无意识传播和非理性传播。这一切从网民角度出发，折射出网民自身的媒介素养缺失：获取、分析、评价信息时能冷静思考，分析内容，加以理性评价，透析信息本质，识破谣言可能性则会增加，进而拒绝传播此信息，防止谣言扩散。因此，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在网络信息时代，有着不可降低的重要性和紧迫感。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展开媒介教育的国家，因为政府的参与，媒介教育发展迅速，网络媒介教育在上世纪90年代便已初现规模。如今英国许多大学都设有媒介素养教育的教师培训项目。在亚洲，日本是最早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的国家。日本媒介素养教育的着力点在于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学界、企业界等各个主体，共同构筑的媒介素养教育与实践的“社会行动者网络”[7]。

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则是相形见绌。一是刚起步，普及度和教育力度不高；二是如今校园课程中现有的媒介教育多停留在认识媒介、了解技术层面：这些课程仅在于让你认识新媒体，技术层面上了解它，并未上升到作为公民，对于大众传播时代的新媒体应有怎样的认识和理解、使用的意义及对媒介内容的认知与思考等层次。“工具性”与“人文性”之间的断层，在我国媒介素养教育中表现尤为突出。

从国外媒介素养教育经验看来，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我国的常规教育体系中，逐步引导广大国民对所获取的媒介信息的再批判和认知意识，对于提高全民族理性传播能力，增加网络谣言的防范意识与抵抗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处于起步阶段，实现该教育的普及，一是我们政府要将媒介素养教育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教育体系，给予其相关研究资金和人才技术支持，鼓励其教育活动，从根本上肯定其重要地位。二是要同广大媒介组织、企业界、学界联手，一方面教材要与时代同步、内容与社会衔接度好，一方面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资源做好教育实践工作；各大企业、公益性团体也该在资金、项目上给与相关支持，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在学校之外向广大民众宣传媒介素养的相关基础知识，做到全民基础普及。从多角度、全方位入手展开媒介素养教育，提高民众信息辨别、处理水平，使“谣言止于智者”。

参考文献

[1][3]白向忠.谣言产生的社会因素及防范措施[J].青年记者，2008（6）：13.

[2]汤凌飞.信息时代社会谣言现象解析[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08，22（4）：75-79.

[3]卡普费雷.谣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3.

[4]刘建明.舆论传播[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5][7]燕道成.国外舆论管理及启示[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3（2）：135-140.

[6]Peng Hwa Ang. How Countries Are Regulating Internet Content [EB/OL]. http：//.sg.

[7]裘涵，虞伟业.日本媒介素养探究与借鉴[J].现代传播，2007（5）：128-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