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两分两换”土地流转制度的经济学思考

时间:2022-05-10 04:37:50

嘉兴“两分两换”土地流转制度的经济学思考

摘 要:为了破解多年来制约经济发展的土地瓶颈问题,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嘉兴市进行“两分两换”土地流转制度的探索。嘉兴实施的“两分两换”土地流转制度使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化,这是土地流转的一种帕累托改进,但由于这个改进过程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其效率缺失也是显而易见的。

关键词:嘉兴;两分两换;土地流转制度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9-0107-02

引言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有限的土地资源被加快消耗,建设用地缺口日益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人多地少、耕地后备资源匮乏是浙江省嘉兴市的基本市情,土地问题是嘉兴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难题。因此,为破解用地紧张与社会发展需求旺盛之间的矛盾,嘉兴市必须要节约集约利用土地。2008年,嘉兴市被确立为浙江省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城市后,结合多年来的土地流转情况提出了“两分两换”土地流转制度,以此来改革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实现走节约集约用地之路,最终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一、嘉兴“两分两换”土地流转制度

人多地少是中国面临的首要矛盾,因此迫切需要通过土地流转,提高土地和劳动的使用效率和生产能力。在现有的土地制度下,我国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难以流转。这导致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制约了人口的有效迁移,最终引发各类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既是一种生产要素又是一种财产要素。一定程度上的土地流转,一方面可以优化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实现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另一方面则可激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合理配置。

2008年4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将嘉兴市作为全省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地区。为了破解多年来制约经济发展的土地瓶颈问题,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嘉兴市进行“两分两换”土地流转制度的探索。

(一)嘉兴“两分两换”土地流转制度提出的背景

按嘉兴市政府方面的预测,到2020年,嘉兴市年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为1.68万亩,但建设用地需求每年达到3万亩以上,每年建设用地缺口达1.32万亩。然而,嘉兴市地处平原地带,没有围垦的滩涂和山坡,土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18亿亩耕地又是中国任何地区、任何改革都不能突破的“底线”。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嘉兴已有相当一大批的农村劳动力实现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就业。他们一方面有强烈的非农化思想,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彻底放弃农村的土地。因此一部分农民已在城镇置房定居,但同时又在农村宅基地建房,形成“两头占地”的局面,造成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闲置浪费。据2008年统计数据显示,嘉兴市共62万农户,农村宅基地共近60万亩,户均占地0.96亩,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38亩,宅基地利用率极低。

可见,在18亿亩耕地红线的制约下,为了缓解土地要素制约,扩展发展的空间,只能从利用率极低的农村宅基地入手。以此来优化城乡用地结构,拓展用地空间,缓解保护耕地与保障用地之间的矛盾,最终解决土地资源供不应求的矛盾。

(二)嘉兴“两分两换”土地流转制度的内容

“两分两换”,即将宅基地与承包地分开、搬迁与土地流转分开,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换股、换租、增保障,推进集约经营,转换农业生产方式;以宅基地换钱、换房、换地方,推进集中居住,转换农民生活方式。“两分两换”试点区域总面积1 059.26平方公里,占嘉兴市陆域面积的27.1%;试点区域的农户16.63万户,人口58.6万人,约占全市农村常住户数与常住人口的25.8%和28.4%。涉及宅基地面积16.66万亩,承包地面积74.05万亩,分别占全市农村宅基地、承包面积的27.1%和26.2%。

嘉兴“两分两换”土地流转制度创新之一: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换股、换租、增保障。这可以打破农村土地游离在市场之外的局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上市流转,同时它还与农民最关注的社保联系起来。据统计,截至2011年底,在“两分两换”试点区域58.6万人中,应纳入养老保险的人口的16.04万人,通过试点工作已纳入各种养老保险的人口为13.01万人,养老保险的覆盖率81.1%,远高于同期农村养老保险69.1%的覆盖率。在全部参保人口中,因“两分两换”的推进而新增的养老保险人口有6.69万人,占全部参保人口的51.4%。

嘉兴“两分两换”土地流转制度创新之二:以宅基地换钱、换房、换地方。宅基地可以进入土地市场,并逐步实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同权”。在盘活农民手中的土地之余,还可以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据统计,嘉兴862个行政村,1.85万个村民小组,1.7万多个自然村规划集聚到了47个新市镇和385个新社区,2011年全市城镇化率提高到54.4%。

总之,“两分两换”是建立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以及城乡建设用地置换模式基础上,将农村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相结合,通过社会保障、城市住房保障等多种方式为“农民变市民”提供积极的基础性保障的土地流转方式。

二、嘉兴“两分两换”土地流转制度的经济效益分析

从经济学分析来看,嘉兴“两分两换”土地流转制度实质上属于帕累托改进,即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参与其中的农民、集体经营组织和政府都获得了福利增益而没有损失。另一方面,这个帕累托改进过程不是在一个封闭系统中进行的,而是直接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诸如国家政策、周边地区的地价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参与帕累托改进各方的预期,从而对整个改进过程的发展带来可预期的和不可预期的后果。

(一)宅基地的流转给农民带来可观的收益

前面提到,嘉兴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就是发展用地严重不足。然而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和土地制度下,农村宅基地难于流转,往往使农民宅基地固化,严重制约人口的有效迁移,导致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土地资源浪费严重。“两分两换”土地流转制度从宅基地的流转入手,通过给予农民一定的利益补偿,把闲置的宅基地市场化,既提高了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又为农民带来种种收益,最终有助于破解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瓶颈”制约。

将农村原有零星、分散住房和基础设施拆除,将其重新整理复垦,鼓励农民到农村新社区居住。一方面,将农民原有的住宅转化成城镇中相应面积的可供处置的住宅,由原来的一幢农房转换成几套住房,使其价值得到提升。另一方面,农村土地与农民身份的分离,农民向新市镇集聚,缓解了农村人口转移与宅基地固化之间的矛盾,有效地推动了城市化,使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这一置换不仅能提升宅基地置换效果、保护耕地,还在优化农村空间布局方面具有很强的资源整合能力。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为土地规模化经营奠定基础

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导致城市土地可上市流转,而农村土地一直游离在市场之外,与城市土地相比,农村土地没有体现其应有的价值。农民空有劳动力、土地使用权,却无法根据其他生产要素的实际情况自主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市场经营,导致农村土地资源浪费严重。

然而以社会保障来置换土地的保障功能,解决了农地规模化经营与离地务工农民社会保障之间的矛盾。将农村原本荒置、利用效率不高的土地的经营权经过市场化的重新流转,使土地这一生产要素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得到合理的配置。“两分两换”土地流转制度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改变以往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耕作”方式下的“井田”分割模式,将农村分散的土地置换成集中的土地,扩大了原有的耕作半径,有助于推进农村的农耕机械化和生产集中化,实现土地的专业化、集约化管理,最终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

(三)土地流转降低政府的社会福利负担

土地流转是土地资源在不同使用者之间的流动,本质上是政府、农民、土地使用者之间权益的重新分配,最终影响各主体的福利待遇。嘉兴“两分两换”土地流转制度使流转土地的农民增加了社会福利,从而降低了政府的社会福利负担。

“两分两换”给农民提供了一笔可观的补偿收入,这使可以以市场价值衡量的社会福利得到了提升。与此同时,不能以市场价值体现的但与农民主体感受有关的社会福利也得到了提升。如“两分两换”为农民增加了非农就业的机会,使农民的居住环境及周围基础设施得到很大的改善,更为重要的是将农民纳入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使其可以享受相关的养老医疗等保障。总之,土地流转给农民带来的这些福利,降低了政府的社会福利负担。

(四)对土地价值预期的差异导致土地流转效率不高

现阶段的“两分两换”制度是建立在土地经营权的补偿基础上的,即政府通过一定的经济补偿来激励农民把闲置的土地资源转移到政府手中。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补偿价格并非完全根据市场价格标准设定的,更重要的是,农民和政府由于角色不同对土地增值幅度的预期难以一致。

具体而言,影响农民对土地价格预期的因素主要是周边土地、房价和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惯性认识。由于嘉兴靠近上海这个地价、房价极高的中心城市,农民普遍认为嘉兴的土地资源价格被严重低估。而且,农民从以往十多年的地区经济高速增长为出发点,理所当然地认为经济将长期高速发展下去,从而地价也会一直高升。与此相反,由于政府需要为土地流转支付补偿金,其对土地资源价值的估算主要从当前的财政负担能力考虑,而不是从土地资源的市场价格来估算。由此可见,由政府主导的定价机制背离市场行情,农民和政府在土地价格这个最重要的交易杠杆上就很难做到一致,这就导致了流转成本过大、交易时间过长等效率不高的问题。

此外,农民流转出来的土地在进行二次流转的时候也遇到了一定困难。据统计,2011年“两分两换”试点区域已签约进行农地流转的农户3.72万户,流转农地13.3万亩,但已实现二次流转的仅为3.34万亩,仅占流转农地的25.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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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殷丽晴.关于农村宅基地流转模式的评述[J].北方经济,2010,(9):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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