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以为母亲不爱我们

秋日的午后，在上海莘庄的郊区别墅里，70岁的韩争平戴着老花眼镜在窗前伏案写字，这段时间，他正在写一本关于母亲的书。看着眼前的旧照片，那些关于母亲的记忆片段总是一次次地出现在他的眼前。是什么事情，让一个年已古稀的儿子，对去世多年的母亲，深怀着一份难分难舍的爱。在第一页上,韩争平工工整整地写了一行字:写下这些往事不为什么,而是为了将缠绕心头的情感忘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错误地以为母亲不爱他们……直到后来，在看过了母亲的日记，在经历了一次次生活艰难后，才渐渐明白，母亲从没有少爱过他们，只是她的爱有点特殊。

母亲自杀，因为不爱我们

母亲名叫汪秀珍，出生于一个安徽的大户人家，她排行第六，大家都称呼她“六小姐”。18岁的时候，她随着姐姐们到了上海，先是在民立女中念书，后来又考上了上海中学。母亲的个性很强，读书也很用功，她自己在日记里写，“当时的思想很单纯，只是求知欲很强，一心想的就是自力更生，当一名女工程师，为人民谋福利。”

母亲的计划并没有实现，因为在那个时候，她遇到了生命中的白马王子，也就是我的父亲韩昌明。我对父亲的印象并不深，他去世那年，我只有6岁。他们的恋情我是后来听四姨说起的，她是他们的介绍人。

父亲在上海的邮局工作，是个进步青年。在认识母亲之前，他已经在老家结过婚，而且还有一个儿子。如果是现在，像母亲这样的身份，堂堂千金小姐，年轻漂亮，又有学历，怎么愿意做别人的继母呢？长大后，我偷偷看过父亲和母亲之间的情书，知道父亲是个很有魅力的男人。

父亲常常和母亲讲国际时政，讲共产主义的理想，还借给她看马克思的书，陈独秀的文章。对于一个追求独立的大小姐来说，这些新鲜的理论是有吸引力的。母亲对父亲的感情从崇拜到依赖，很快，他们俩就恋爱结婚了。婚后，母亲为了怀孕生小孩，只能休学在家。当时，他们的家庭生活过得很优裕，父亲生性浪漫，出手也阔绰，把房间布置得很温馨，把家里也安排得很妥贴，母亲基本上什么都不用干，就是做一个小鸟依人的妻子。

这样的生活大概持续了四五年，1939年，父亲被革命组织安排到广西工作，母亲就带着我们一起跟了去。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全家都随着抗日战争的进展，不停辗转于内地小城镇中。直到1944年9月，父亲在一次撤退中遭遇了车祸，再也没能回家。

就是从这天开始，家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兄弟四人，我排行老二，大哥8岁，最小的弟弟不到两岁，母亲必须独自抚养我们。我记得那天晚上，母亲抱着小弟弟连夜赶去事故现场，我和大哥、弟弟在家里等她回来，等了很久也不见她回来，心里害怕得要命。其实，那一夜对母亲来说真是悲伤、痛苦到了极点，她甚至想到了自杀。她在日记里写到：当时想想一个女人，带了4个孩子，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怎么能活下去？还不如一死，这样还能跟自己的爱人在一起。但是后来想想，孩子又没罪，还是回去把他们都安顿好了再说。她回来后发现，家里的佣人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偷走了，母亲哭着对我们说：“本来想给你们每人留样父亲的东西做纪念，现在也不可能了。”

母亲虽然回来了，但是自杀的念头一直没有打消，她的心还是紧紧跟随父亲去。有一次，她又偷偷地买了毒药回来吃，幸亏被我们兄弟几个发现得早。在邻居们的帮助下，给她喂了鸡蛋清，把吃下的东西都吐出来了。我当时才6岁，但是对母亲躺在床上昏死过去，以及后来痛苦得呕吐的情景，印象特别深刻。我不太能理解母亲，我想她这样一去，就扔下了我们兄弟四人，我们当时还都那么小，又没有能力养活自己，最后的结果也是要饿死，她怎么就那么忍心呢？

经过一番努力，母亲后来也到了邮局工作，这样一来，我们一家总算有了收入。对于当惯了小姐和太太的母亲来说，突然要挑起整个家庭的重担，还真的有点难。我们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不太能体谅母亲心中的苦楚和伤痛。在那段很艰难的日子，母亲曾经想过要把小弟弟送人。后来不知怎么被大哥发现了，我们就联手一起想办法，硬是拖着母亲不让她带走小弟弟。最后母亲也没办法了，抱着我们一起哭，说是不会再送小弟弟走。因为这件事情，我对母亲的爱一度产生过怀疑，我觉得她太不付责任，既然把我们生下来了，怎么能这么对待自己的孩子呢？

母亲把我们四兄弟送到天南海北

抗战胜利之后，母亲带着我们一起回到了上海，她当时也到了上海的邮局工作。父亲原先在北京西路买了一栋石库门的房子，但是当我们搬回家的时候，这栋房子已经住满了人，叔父一家成了这里的新房东。母亲应该可以和他们理论的，但是她也没说什么，最后就带着我们挤在很小的三层阁里。直到很多年后，我们兄弟几个回到上海工作，因为没有房子住，也都吃足了苦头。想想又要怪母亲的软弱，要怪她心里没有我们。

1955年，我高中毕业，一张录取通知书，让我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这之前，大哥已经响应国家号召，去了南京的军事干校。想到要离家那么远，我的心里不是很高兴，和母亲说了自己的想法后，她当时就说，一切要服从组织安排。就这样，不光是我和大哥，后来的两个弟弟也都服从组织安排，走到天南海北，唯独母亲一个人留在上海。那个时候，我一直不能理解母亲，为什么要把我们一个个送走呢？似乎她不怎么爱我们，不怎么关心我们。多年后，我的同父异母的大哥告诉了我们母亲特殊的爱的方式。他从小和叔父们住在一起，所以和母亲不是特别亲。在初中毕业的时候，家里的亲戚都要他去做生意，唯独母亲，坚决地站出来说要送他去军校。毕业之后，他留在了工作。他说，是母亲的那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母亲是个读过书的女人，她当然明白“好男儿志在四方”的道理。所以，她把我们送到了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培养了我们坚强勇敢的个性，也为我们指引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

母亲为我准备行装，买了棉衣、棉被、脸盆……这些东西堆了一整个房间，该怎么拿呢？为了这个，母亲索性给我买了一个大的箱，把所有的东西都装进去。一开始，我没觉得这有什么特别，到了火车站，当我看到别的同学都是手提肩扛好几个袋子时，就感受到大箱的好处，有了它就不会在路上丢三落四了。我想起，母亲以前就是这样为到处辗转奔波的父亲准备行李。以后的很多年，每每看到寝室里我的独一无二的大箱，心里就有种特别的温暖和自豪感，深刻体味到母亲细致入微的用心。

毕业之后，我到了西安工作，在部队里当教员。在这样一个基本上都是男性的世界里，想找个女朋友实在是太难了。后来，哥哥嫂子为我介绍了一个上海支内的乡村女教师，她在安徽的一个小学教书。我接到第一封信的时候，最先看到的就是从信封里面抖落出来的小照片。我捧着照片仔细得看，发觉她的眼眉之间，有点像年轻时的母亲。我那时找对象，第一要求就是人要漂亮。以前人家给我介绍的不漂亮的，我都不要。同事也都笑话我，说我实在太挑剔了，以后找不到对象怎么办。我后来想想，这种对另一半的审美标准，或许就是和母亲有点点关系。因为母亲就是一个美人，她的漂亮一直是我心中的骄傲。记得我念初中的时候，母亲为了帮我扛米，陪我一起去学校。当时很多男同学看到我母亲后，都问我：“这个可是你姐姐？”

我和照片里的女孩恋爱了，她叫张慧英，人不仅漂亮，而且还能歌善舞，又会打篮球打乒乓，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个很活跃，很懂得生活的女孩子。这点又挺和我胃口的，因为我本人比较内向，不善于交流，她可以弥补我在这方面的短处。但是有一点，张慧英出生于资本家家庭，和我这样一个革命家庭出生的军人，完全是门不当户不对。我身边的同事都给我洗脑子,旁敲侧击地提醒我：“韩争平，你的对象好像太开放了。”

我写信和母亲说了这个事，出乎意料地，她一点也不反对，发而为我高兴。后来，张慧英第一次到我家来上门，母亲还热情得和她聊天，给她做饭吃。其实，母亲和张慧英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都是出生大户人家的小姐，人长得漂亮，也有文化知识，性格开朗活泼，行事独立自主。母亲经过自身的努力，变成了一个革命的共产党员。所以在她的心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出生门第的概念。

我和张慧英的恋爱很火热，每周要写两三封信，里面都是些缠绵绯恻的情话，我觉得自己好像离不开她。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渐渐明白了母亲对父亲的感情。我想起父亲去世以后，母亲有时会站在三楼的阳台上，一边梳头，一边如醉如痴地唱着那支老歌：“昌明，我爱你，从今以后再也不要分离，永远像太阳一样美丽……”那时候年纪小，总感觉母亲是因父亲而生，她几次想抛弃我们随父亲而去，这是对我们的不负责任。但是，当我自己陷入爱情之后，就完全体会到她对父亲挥之不去的爱恋和想念。

1966年，我在部队里结婚，母亲没能赶来参加婚礼。她送给我们一人一本红色日记本，作为仅有的一件新婚礼物。当时的年轻人结婚都很朴素，家长一般不会送什么贵重东西，有的送件衣服，有的送个热水瓶，但是像母亲这样的，还真是少见，很出乎我们的意料。

我们总是把母亲“赶”走

母亲完成了生活所赋予的使命，没有任何怨言，没有任何私心，把4个儿子抚养成人，并且统统献给了革命事业，自己却过着孤独的生活。渐渐地，母亲病了，精神疲惫，食欲不振，间歇性头痛，有高血压，尤其是记忆力越来越差。弟弟曾经说过，母亲有好几次没有按时给他寄生活费。到后来更严重了，她连吃饭、换衣服都不记得了，人瘦了很多。

正巧那个时候我的驻地附近有一个老中医，说是可以用土办法治病。于是我就找了个借口，把母亲接到我身边来住一阵子。当时，我是个心高气傲的年轻人，虽说接母亲来是出于自愿，但是真的天天住在一起了，总有点别扭。我和母亲住在外面的窑洞里，条件差自然不必说，每天一下班还要奔回来照看她，早上也不能和同事们一起操练，感觉自己脱离了先进的年轻人队伍。

有一天，难得的天气晴朗，我带母亲去不远的一个庙宇玩。母亲是个很乐于享受生活的人，她也高兴极了。我们走了半个多小时到镇上准备去搭公车。路上我们买了一些鸡蛋，由母亲提着篮子。正好这时公交车来了，母亲跑了几步就摔倒了，鸡蛋打翻在地上。我回头来扶她，不知怎么的，我的心里就只是心疼鸡蛋，也不问母亲到底摔了哪里，凶巴巴地跟她说：“庙里不去了”，然后调头就回去了。母亲一路紧跟着我，一句话也不敢和我说。很多年之后，我曾和母亲提起过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她的脑子更糊涂了，对我说的话只是笑笑，完全想不起来。我知道这件事情永远也不可能取得她的原谅，它成了我一生中永远也抹不去的悔恨和遗憾。

母亲的人生有两次重大的打击，一次是父亲的去世，一次就是。那段时间，她几次生病，在儿子们身边轮流住上一阵。可是，没过多少时间，上海那边就来信了，要让她回去接受批斗。我们当时都是革命青年，很怕别人说闲话，怕影响自己的前途，就把她“赶”走了。母亲一点也没有埋怨，她说不想成为我们的累赘。那几年，她独自一人在上海接受批斗，我们不在她的身边，她也很少和我们提这种种事情。很多年之后，我们在她的日记里看到那段生活，她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妈妈，快把你的小女儿带走吧”，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母亲是多么绝望和无助。

母亲的病一直到1972年的时候才被确诊，那个时候，她的健康状况已经很差了，眼睛也看不清东西。我在北京工作，所以就带着她去301医院看病。那位神经科医生一看到母亲的眼神和精神状态，没问什么就说：“她脑子里长了个肿瘤，你们怎么这么晚才来？”当时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一方面想到母亲白白吃了这么多年的苦，这次总算查出情况来了；但又一想，这个病要动手术，不知道母亲是不是撑得住。母亲当时倒是特别高兴，她一心想着要动手术，危险和意外全不放在心上，她说，这些年拖累我们太多了，这下可好了。

母亲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她恢复得也很快，出院后不久她就跟着大哥去了西安。那天，我去送她，当火车缓缓开动的时候，母亲从车厢里面探出头来向我挥手道别，她笑得很开心。我却有种想哭的冲动，总有种“今日一别，何日再见”的悲伤。我努力得捕捉她的眼神，她的笑脸，她的姿势，想要永远定格在脑海里面。我的预感很快得到了印证。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母亲。两年之后，她就因为脑溢血去世了。

母亲去世以后，我并没有太多的感触和激情，很多她对我的影响，还有我内心对她的留恋和感恩，其实都是在日后的那一点点的生活中被挖掘出来的。

1985年，我从部队转业，回到了上海，想起30年前，我满怀豪情地离开，回来却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厂校教师，心中的落寞和苦楚真是无法形容。是母亲的大箱帮我抚平了创伤，虽然这里面也没装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它让我想起了母亲送我离家时的亲切鼓励的眼神，想起她总是用平静地语气，用从不埋怨的口吻说的话：“去吧，好好干。”

这些年，我和妻子共同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如今，一双儿女都已成家立业，我们携手走在夕阳下，说说过去的那些往事。不知怎么，我总会想起母亲。她30多岁丧夫，独立把我们兄弟四人抚养长大，让我们上了大学，而且还把我们一个个送走。其实母亲那么漂亮，年轻时有不少人追求过她。我有一个表哥，常会来我们家帮忙，他和母亲一起出去的时候，不知情的人都以为母亲是他的女朋友。我们当时年纪小，不懂得这其中的情愫，自然也不会鼓励母亲去追求什么幸福。我现在完全可以想象母亲矛盾的内心，以及为了我们而放弃自我的奉献精神。母亲是爱我们的，这种爱是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真挚的爱。想到这些，我的心头就有种深深的遗憾，当时怎么就没想到鼓励母亲再找个伴侣呢，有了爱情的滋润，生活是多么的美好。

母亲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她的骨灰盒一直陪在我身边，因为我不忍心让她再次孤单的一个人。但是她生前有过愿望：“百年之后要将骨灰撒向大海。”所以，我最后还是为母亲进行了海葬。当我看着“她”一点点在大海里消失的时候，心里一阵酸楚，一阵感慨，一阵悔恨，一阵安慰，那一刻，我完全明白了母亲的爱。

(韩争平：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