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科技的媒体

[摘要] 电影中所呈现的媒介具有伪客观性、反自身性、伪善性、控制性，而人也可以异化为工具性的媒介。虽然拍摄我们所看到的电影的摄影机本身就是一个媒介工具，但是通过看这个不可见的摄影机中的可见摄影机，在这种双重的“镜框”中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个更为真实的媒介工具。通过看电影中的媒体，我们不仅看到电影创作者对媒体的反思，还应该透过银幕看到媒体更为真实的一面，看它如何为我们虚构一个观念里的世界。

[关键词] 媒介 科技 技术本质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10.037

媒体这里指的是大众传播或更广泛的人与人沟通的工具：如摄影机、报纸、电话等。媒介自身对世界的反应是存在缺陷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缺陷具有隐蔽性。而在电影中，我们可以把自己放在电影所描述的世界之外，于是就可以将媒体当作一个客体来分析，但是这种抽离出来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最终又可以回到我们的现实世界来帮助我们理解现实世界的媒体本质。这个选题也来自于常看到电影中出现的摄影机在“反自身”地讽刺自己。虽然拍摄我们所看到的电影的摄影机本身就是一个媒介工具，但是通过看这个不可见的摄影机中的可见摄影机，在这种双重的“镜框”中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个更为真实的媒介工具。

一、媒体的伪客观性

（一）媒体的标榜

新闻媒体不论是报纸还是电视常常自称是无冕之王，是一个公正的平台。总能在第一时间给人们最多的资讯，最真实的报道。电影也自诞生以来力求形式和表象的逼真，努力真实的再现空间时间。电话通信服务商的口号是“让一切自由连通”。但很多情况下这些媒体是不是仅仅是占据了可以传播一些事情的权利和资源，并且可以利用这个资源的机器呢？

沟通，媒介确实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上做出了贡献，但是同时它也扼杀了人与人的交流。

通过看电影中的媒体，我们不仅看到电影创作者对媒体的反思，还应该透过银幕看到媒体更为真实的一面，看它如何为我们虚构一个观念里的世界。

（二）媒体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最重要的就是误导观众让人们以为媒体所呈现的是真正的世界。媒介复制经验客体的技术越严谨无误，人们现在就越容易产生错觉，认为外部世界就像媒介所呈现的世界那样，是直接的和延续的。早期的电影是黑白、无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电影在一定程度上与观众是间离的，但是电影人从没有放弃通过电影来“复原”真实的世界。自从有声电影迅速崛起以后，这种原则通过机械化在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真实生活再也与电影分不开了。电影强迫它的受害者直接把它等同于现实。[1]正因为电影总是想去制造常规观念的世界，所以，常看电影的人也会把外部世界当成他刚刚看过的影片的延伸，这些人的过去经验变成了制片人的准则。甚至电影中的人物也经常说，“天哪！我以为这是电影中才会发生的！”好像他们并没有真的在拍电影。那些被电影世界以及其中的形象、手势和语言深深吸引住的人，不再满足于现实生活中真正呈现的东西。

二、媒体作为技术

大众传媒工具本质是科技的，它是文化工业中的技术。媒体与技术相类似。一是，直到信息机器出现和普及，媒体才会达到其成熟阶段，信息机器是内容与技术的结合：信息指的是内容，机器指的是技术。报纸、电话、电视、电影……都是信息机器。二是，媒体在被听众、观众、读者、观赏者消费、使用之际它变成了技术。总之，媒体的生产、散播与接收，无论用现实的或是隐喻的说法，统统都具有机器性。[2] 比如电影。电影的诞生是科学技术的产物，包括光学、电学、化学、声学、机械学。[3]电影从默片到声音科技进步，录音设备完善；从画面由黑白到彩色；再到现代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迅速介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电影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技术手段和艺术语言，而且直接影响到了电影学各个流派的产生和发展。如声音的引入深刻影响了三四十年代好莱坞戏剧化美学；轻便摄像机、高速感光胶片磁带录音机使得四五十年代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美学流派，纪实美学得以诞生，可见电影与现代技术的密切关系。

但是由于大众传媒工具的实用性与普遍性以及自身的一些特性，自它诞生以来，我们并没有将它作为技术来看。人类只是充分的享受着传媒工具带来的便捷，人类越来越离不开它，它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世界人民的认知得以同步，在短短的时间内使人们达成共同的认识，凝聚人的力量，让人了解世界，也更深刻地了解自身。人的社会化作为人自身成熟的一种过程，最终是在把握生活制度化的节点上完成的，而大众传媒为人的社会化过程提供了充足的意识原料，指引人们如何接触社会，有效地驰骋于社会。但现在看来大众传播媒介并不仅使人与人的关系看起来更近，帮助人走进这个世界，它的强大之处还在于它为人类创造了一个世界。在现代化的文化背景中，技术就是一种控制自然以至人类社会的工具。[4]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开始在各个领域得到确立，随之而来的是工具主义的价值观的逐步兴起，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普遍至善的道德价值观的沦丧。2、以功利和实用为目的，把科学和技术作为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5] 由此，人与自然的关系支离破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离瓦解,人类生活在理性算计和科技统治的冰冷世界中,导致人的生存困境。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指出,技术把人带入无保护的状态,使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浪子,技术引导人们去征服大地,而征服大地不过是无限掠夺的第一步,是人与自然关系错置的开始。

人们按照媒体告知的信息去认识和定义这个世界，人们看一样的电视，电影，关注媒体为他们创造的明星，媒体告诉他们应该关心的事，包括不同事情应该给予的关注度也被媒体定好了，只等着人们接受。人们在媒体的操纵下或多或少的失去了自我，并且越来越依赖于媒体。媒体创造的世界比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更真实。

近年来，我看到不少影片中涉及到媒体，不论电影创作者的初衷是什么，通过这些银幕中的媒体，我认为可以对媒体进行一些反思，这种反思是基于媒体的技术本质的。

三、电影中的媒体

（一）伪客观性

媒体总是宣传自己是客观公正为公众服务的，尤其是新闻媒体，他们有权利扛起摄像机来到最接近事实的前沿，向公众播报真实情况，但是现场的情况可能完全不是镜头那个小小的取景框中呈现的那样，虽然摄像会将摄影机左右移动，甚至跟拍一些长镜头，然而，在取景框外面的情况，透过电视接收信息的公众无可知晓。但是近年来很多电影中就包括了对媒体这一点的反自身的嘲讽。通过呈现摄像机之外的情况揭示了新闻的伪客观性，《第九区》就是这样一部电影。《第九区》是尼尔•布洛姆坎普导演2009年的作品，片子将科幻的故事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出来。讲的是当外星人首次来到地球时引起了人类的恐慌，于是政府就专门在南非建立了一个贫民窟来安置外星人，并起名“第九区”。影片的主人公是一名政府特工，在一次事故中，他被外星生物武器所伤，从此他变得越来越像外星大甲虫。此时他才真正体会到了外星移民在地球上受到的不公待遇。影片中有很多镜头是用手持摄像机拍摄的，这使得影片有记录片的味道，一切显得更为真实。影片还有大量的新闻媒体采访镜头，都是“客观”地选取第九区附近的居民，抱怨外星人可恶的所作所为的画面和言论。但是影片所表现的内容又对媒体的这种虚伪的客观进行了揭露。比如新闻媒体只把镜头对准外星人的破坏行为，却不拍摄政府人员对外星人的暴力，只拍摄外星人对居民的粗暴，却不拍摄居民伤害、嘲弄、欺骗外星人的情况。只拍摄代表正义的警察对危险人物――我们的正在异化的主人公的追捕，却不告诉公众政府追捕的目的是得到外星人的武器。我们通过主人公的视线，看到了更多更为真实的情况，而看到真相的前提是，主人公已经不是人类中的一员，他不再属于媒体所代表的利益的一部分。所以，媒体的立场已经十分明晰。

另一方面，影片中也包括了许多监控摄像头记录下来的内容，主人公回家，他避开了摄像头，但那不代表他从未出现；影片最后主人公不知去向了，只剩固定的监视摄像头记录的一段不够清晰的资料，因此，摄像头本身有很多限制，它没有能动性，甚至不能转动、不能进行景别的推拉变化，所以从《第九区》中的摄像头中我们发现，即使监控摄像头拍下了一段内容也说明不了真实情况，没拍下来，也不能代表事情没有发生。而我们往往过分依赖和信任了这种监控机器。

（二）反自身性

媒介是沟通的工具，但是它也具有反自身性，它造成沟通困难，成为沟通障碍的来源。电话是现在社会的重要信息传播工具之一，电话是第一个允许人通过它自己的声音表达其精神，而无需通过他的身体直接传递信息的文明。[6]正如亨利•伯廷格所说，“电话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的使用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习惯，一种下意识。它是一场新奇的、惊人的，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规律，也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感受。”[7] 我们的生活也被这个简单的、不引人注目的发明决定了，开始时它就像一个玩具，后来成为奢侈品，随后成为一个慰藉物，现在成为一件必需品。我们发明了电话，现在电话则用我们没有想到的方式塑造着我们的生活。[8]可见电话在现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但是在充分利用它的时候，我们对它也并不了解。

电影《红•白•蓝》之《红色情深》是基耶斯洛夫斯基1994年的著名作品，红色象征博爱。影片是对现代社会人类沟通的一种反思。影片通过女学生瓦伦丁、退休法官、法律系学生奥古斯特三个陌生人的生活呈现了人与人交流的问题，片中的重要道具――电话、监视器，还有存在于人物口中的报纸，都作为媒介深刻影响着主人公的生活。

电话在女学生瓦伦丁的生活中扮演着现代爱情中的重要角色。瓦伦丁是个兼职模特，男朋友远在英国。她非常珍惜这段感情，但总是那个被动接电话的角色，尽管她很渴望能与男友好好沟通，但是他们每次打电话气氛都很沉闷，她也无法改变男友每次在电话那头对自己的猜忌。女人们“孤独的守着电话”[9] 这个主题在美国3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被引入，现在这个主题还在延续，只要电话依旧存在、女人依旧要陷入爱情。瓦伦丁孤独的等着电话铃响起，因为那将使她从折磨中解脱出来，电话成为她心情的决定者，电话给了她生活中的一个期待，又让她无法触碰和实现那个期待。应该说不同国家的电话系统的对接，使得不同国家的人通话成为可能，这可以算一个技术的奇迹，但是在这种超越距离之下，人与人的心却无法接近，人们有的也只是眼前的这部沟通机器，和脑中对对方的猜测和想象。

退休老法官通过窃听邻居的电话，静静地看人与人之间是如何充满欺骗。我们跟随老法官看到邻居的男主人是如何背叛妻子与情人聊天，而他女儿偷听着这一切，却表现得像毫不知情一样。电话本身成了秘密的携带者，同时也要谨慎地以防被监听，它威胁到了人们的隐私权，它使人的声音向更远的地方延伸，同时在自己身边筑起高墙。

不远处法律系学生奥古斯特用电话倾吐着他对卡琳的爱情，他无数次等待着卡琳的电话，在电话铃响起的时候迫不及待的去接听，但最终却遭到背叛。电话穿越了距离，能够使得人与人的声音在对方耳旁出现，却又造成了人和人联系着的假象，实质是使人们疏远了彼此。同时打电话的行为也带来了主动和被动的权力关系，而往往这种关系是不平等的：谁打给谁，谁先挂，接与不接，谁主导谈话的内容，谁在猜忌……这些沟通中的主动、被动被这种机械发明影响着、操作着、决定着。怀疑、猜忌、恐惧、冷酷、戒备、仇恨、背叛永远会隐藏在礼义的那种虚伪一致的面目下面。[10]

而在片中，瓦伦丁和法官的认识和了解是通过一条狗，两人对同一个现实中生命的关爱使得两个陌生人能够有效地沟通、理解并成为朋友。这与电话的沟通作用形成对比，而瓦伦丁与奥古斯特在各自守着电话的时候并不认识，他们的相识是在去伦敦的船上，旅行使他们的生命有了交集，导演或许想说人与人的交往、沟通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寄托于机械方式是不可靠的。

（三）伪善（人道）性

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导致道德的失范、社会的腐化堕落。[11]

《红•白•蓝》之《红色情深》中除了电话，还有退休法官家里摆放的一套监视器，和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却深刻影响人物行动的新闻报纸。女主角的弟弟因为吸毒，照片被登报，姐姐终于说服了弟弟回家看一次妈妈，但是姐弟得知照片登报之后，担心妈妈看到报纸上的报道而伤心失望，因此弟弟不得不提前离开家。那么，媒介是否成为了一个人与人关系之中具有破坏性的告密者？当某件事与社会所关注的问题相关后，它就不再是私事了吗？即使报纸的陈述是客观公正的，但它却没有考虑人性，报纸是不会考虑那些对社会构成潜在不安的人，也有家人和关爱他们的人，有年迈的母亲，对孩子抱有期待的长辈，它冷冰冰的，毫无人性地履行着自己的使命。在这里报纸迫使儿子离开了家。因此，报纸联系着人与人，通过无条件、甚至强制的手段，抛开人性关怀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这其中虽然包括一个公共领域的问题，但是也正是媒体创造了这个问题。如果说，公众媒体不顾个人感受将私事公之于众是不善的，那么，老法官通过监听器听到的人们之间的互相欺骗更是不道德的，虽然监听他人的隐私本来就是不道德的，但是如果影片中没有这样的安排，我们也无从知晓这些谎言。由此看来，媒介的产生本身就为社会带来了诸多新鲜的、复杂的问题。

（四）控制性

媒介话语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媒介拥有者、资金操纵者的手中，并非媒体所宣称的公众。从而这种对技术的拥有，也表现为一种政治和经济的权利控制。

《公民凯恩》以本世纪初叶美国新闻业巨头威廉•兰道尔夫•赫斯特为原型，用新颖的艺术手法表现了一位报业大王的一生。影片开头的解说词：“凯恩的帝国在其昌盛时期，曾经控制着37家报纸，13家杂志和一个无线电广播网。它是帝国中的帝国。”这句话在介绍了凯恩事业成就的同时，还指出掌握了话语权，就能为人们创造一个世界。凯恩成年获得财产权后，便自作主张买下第一家报社，出版《问事报》，他公然与养父作对，还大谈维护社会正义，假惺惺地要保护穷人不受大公司剥削，然而他自己拥有这家公司的巨额股标。对此，他养父在手稿上写下这样的结语：凯恩只不过是一个走运的流氓，被惯坏了的、没有责任感的之徒；同凯恩合作办报的伯恩斯坦回忆起凯恩第一天接管报社的情景，凯恩年轻气盛，不可一世；他主张制造轰动新闻而不问事实真相确否，以此与《纪实报》争夺读者，但凯恩在向公众发表的“原则宣言”里则义正辞严写道：“我要向本市居民提供一份日报，它要忠实地报导新闻……不允许有任何特殊的利益来干预这些新闻的真实性。”可见媒介的虚伪性，或许这带有那个时代和不同制度下社会的烙印，但是在这个极端的例子中，我们看到说一套做一套只是资金拥有者来获得更多财富和名声的经营策略，报纸本身并不是由公众决定的。凯恩信奉实用主义，从办报进而投身政治，报纸是他向政治渗透力量的媒介。由此，报纸只是资金操纵者手中的工具，这个工具能帮他们更好的操纵公众，从而成就操纵者自己的人生。凯恩还把对手《纪实报》的全班人马拉进了自己的报社，甚至制造舆论鼓动美国卷入1897年的美西战争。凯恩为情人苏珊修建了歌剧院，但天分有限的苏珊首场演出便告失败。报社评论员里兰撰文如实批评，说苏珊不过是“一位漂亮的，然而是力不从心的票友”。这篇批评文章，在里兰的坚持下，最终由凯恩完成。但是，文章见报，里兰就被凯恩解雇。媒介可以创造话题，制造事端，背后的目的是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同时获得更多财富；苏珊是媒体为大众制造的明星，她的成名背后是媒介操纵者的一手操办与支持，公众只负责在媒介的引导下消费。

（五）异化的人

赫伯特•马尔库塞是当代著名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用“单向度的人”指出伴随科技异化所带来的人的异化。科技使人类本真力量的展现单一化、平面化、工具化和“非人化”,人在被科技操纵和控制的过程中丧失了作为人的主体性、独立性与创造性,消蚀了精神追求的动力以及否定性和批判性的勇气,作为人类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被无限放逐了。[12]

《呼喊与低语》是英格玛•伯格曼1973年的作品，影片一出来就广受好评。在这部探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关系的影片中，人本身就是作为一种工具，是作为一种物而存在于别人的生活中的。艾格尼丝身患不治之症，她平时只能躺在床上，她还有两个妹妹，但是两个妹妹的关系也不太亲密，除了共同照顾姐姐以外并没有更多交流。片中的艾格尼丝的存在本身就只是联系起两个妹妹的媒介，她只是一个沟通的工具。她活着或死去对她来说虽然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在床上少了一具需要照顾的身体以后，两个妹妹再没有理由共同做什么事了，她们的沟通也因为缺少了一个媒介而总是处于失语中。

四、人与机械的交流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媒介在为人们的沟通提供工具渠道的同时，为人类制造的是一个人机交流的话语环境，即人在交流时直接面对的是机器。这样机器控制了部分资源，而交流的主体――人，自身也保留了部分可以交流的内容，比如表情、自己所处的环境等。因此，依靠媒介进行的交流是不够理想的。沟通问题的产生，媒体固然有责任，但是在本质上是由于人通过机械进行交流这种方式中人开始依赖于机械，并完全信任机械。不论是新闻媒体还是报纸、电话、监控摄像头，人们信任、依赖并信仰它，通过机械获得的眼见和耳听的信息胜于一切沟通。

生活中除了我们很容易看到和感受到的媒体的以上特性之外，媒体的影响还远超过这些，看似有些荒诞，但是科技让这一切成为可能。比如人们通过打电话或发短信到电台让主持人帮忙解除生活中的烦恼，人们向电话那边吐露着生活中的烦恼，往往是他们爱的人造成的不满意，但是听者――主持人却是与这一切完全不相干的人，而他们口中的主角却可能永远也听不到这些肺腑之言，但是可能他们的烦恼真的就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了。再比如《春光乍泄》、《如梦》中主人公的一个共同做法――用录音机或MP3录下自己想对另一个人说的话，然后让对方在自己离开的时候听。人在面对机器的时候，敞开心扉似乎容易一些，所表达的话语和情感似乎也更为真实，有趣的是即使磁带里没录进一句话，接受者却也能深刻地理解录音人，看似荒诞但这似乎是一次完美的沟通。而像我这样通过看电影达到对世界的认识和与世界交流其实也是一种人与机械交流的方式。那些播放的电影只是一些视频文件，我面对的也只是一台显示器的屏幕。我看着电影也真的就相信世界总有地方，总有人会是电影里这个样子，通过电影了解到这些之外，我还可以保持较清醒的头脑去思考和分析，但是如果我的生活中真的出现电影中的情景我一定会身处当中而头脑空白。因此，通过机械，我似乎能够更好的思考。

从以上的分析也能看出，电影中所呈现的媒介具有伪客观性、反自身性、伪善性、控制性，而人也可以异化为工具性的媒介。我们可以把这些结论从银幕上抽出来，并用这些观点去反观现实中的媒介。我们不是要完全批判和否定媒介带来的信息，和对我们生活的改变，但是我们要对媒介有一个更为全面和清醒的认识。也该认识到作为主体的人是媒介科技的掌握者和操控者，人对世界的认识，与其他人之间的沟通不该由机械决定，人可以借助科技进行更有效的沟通和进行更好的自身发展。

参考文献

[1]（德）霍克海默,（德）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13.

[2]（英）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7.

[3]彭吉象.影视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09.

[4]郑晓松.《技术与合理化――哈贝马斯技术哲学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7:56.

[5]郑晓松.《技术与合理化――哈贝马斯技术哲学研究》[M]. 济南:齐鲁书社,2007:58.

[6]（美）伊锡尔•德•索拉•普尔.电话的社会影响[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13.

[7]（美）伊锡尔•德•索拉•普尔.电话的社会影响[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05.

[8]（美）伊锡尔•德•索拉•普尔.电话的社会影响[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11.

[9]（美）伊锡尔•德•索拉•普尔.电话的社会影响[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28.

[10]郑晓松.《技术与合理化――哈贝马斯技术哲学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7:63.

[11]郑晓松.《技术与合理化――哈贝马斯技术哲学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7:63.

[12]张春艳.马尔库塞技术伦理观探析――以单向度的人为视角[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27）：14-18.

作者简介

陈宇荣 （1987-），甘肃兰州人，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影视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