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入我床下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

《诗经》无处不充满对光阴的警觉与热爱，提醒同胞惜时和勤勉，比如这首《唐风·蟋蟀》，即在冲人喊：蟋蟀已跑你屋里了，天凉好个秋，赶紧寻乐吧，别磨磨蹭蹭啊。蟋蟀躯微，入室难见，但可聆察。虫鸣的意义在于醒耳，耳醒则心苏。

在我眼里，史上最伟大的田园诗要属《豳风·七月》，它不仅是一年农事的全景画，且是一部旷野奏鸣曲。除了天上飞的，我尤喜地上的那一小节：“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在音乐未诞生前，世上最美妙的动静，竟是从虫肚子里发出的。小小软腹，竟藏得下一把乐器。

古人不仅崇拜光阴，更擅以自然微象提醒时序，每一季都有各自的风物标志。秋呢？谁是它的形象大使和新闻发言人？“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韩愈）。古人鸣秋，借助最多的即虫，“梧桐飘落叶，秋虫情更痴”，秋风萧飒时，虫是旷野最生动的音符。

秋收后，天空疏阔，旷野清朗，突然，丝丝缕缕、高高低低的“瞿瞿”“唧唧”飘来（这时，很像发生了一件事，有人将一根手指竖立唇边：嘘——），世界便一下子静了，一年的尘嚣都涤散了，吹远了。

论精神线条和心灵耳朵，古人比今人要敏细、精巧得多。试问，我们能识几种虫语？谁配做一只蟋蟀的知音？

明人袁宏道在《蓄促织》中，论虫语之异：蝈蝈“音声与促织相似，而清越过之……凄声彻夜，酸楚异常，俗耳为之一清。”金钟儿“如金玉中出，温和亮彻，听之令人气平……见暗则鸣，遇明则止。”

虫微弱，和鸟兽的张扬不同，其性谦怯，其态隐忍，故生命触须极细，对时令、天气、晨暮、地形的体察极敏，这也是其声幽的原因。所以，凡悟其语、知其音者，耳根须异常清静，心灵须有丰富的褶皱与纹理，方能共鸣。

几千年来，古人的生活美学和精神空间里，虫鸣文化一直是重要构件。“怀之入茶肆，炫彼养虫儿”，“燕都擅巧术，能使节令移，瓦盎植虫种，天寒乃蕃滋”，在《锦灰堆》里，大师级玩家王世襄忆述了亲历的京城虫戏，从收虫、养虫到听虫，从罐皿到葫芦的植术造式，淋漓详尽。

想想吧，大雪飘凌、风号凛冽，而斗室旮旯里，清越之声蓦起，恍若移步瓜棚豆架……而且此天籁，取材皆于大自然，几尾草虫、半盏泥盆、一串葫芦，即大功告成，成本极低。

有句话叫“入葫听叫”。太美了，正可谓一葫一世界、一虫一神仙。秋虫和葫芦，动静搭配，皆出身草木，多像一副妙联的上下句。

那年逛地坛庙会，我购得一玩意儿：一对乌色的草编蟋蟀，翘翅攀在半盏束腰葫芦上，神态警觉，栩栩如生。作者亦有来头，裕庸先生。该翁曾拜师北派的齐玉山、南派的毅正文，被誉为京城最后的草编大师。

至今，它仍摆我书案上。冷不丁搭一眼，心头滑过一句“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或“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甚是惬意。

城市豢养的器官是迟钝的，知音秋虫者，寥寥无几。

王世襄先生乃其一。这位大爱大痴的老人，那种蚂蚁般的天真，那种对幼小和细微的孜孜求好，那种茂盛的草木情怀和体量，当世恐难见其二。他在《锦灰堆》里回忆的那番青春好风光，乃中国养虫人最后的黄金时代，亦是虫鸣文化的绝唱和挽歌。

此后，水土、心性、耳根、居境、世风……皆不适宜了。

空间越来越只为人服务，环境侍奉的对象、卫生标准的主体，都是人。比如水污、地污、光污、音污，比如农药、化肥、除草剂，其量于人不足致命，于虫则不行了，虫清洁成癖，体弱身薄，一点微毒即令之断子绝孙。

古时秋日，不闻虫语是难以想象的。那是耳朵渎职，是心性失察，是人生事故。可如今，一年到头，除了人间争吵和汽车喇叭，我们什么也听不见。